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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道 - 王岩林首页
中央集权的合理性,在于几大维度的中道站位
201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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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中华文明在道以及天道、人道的认知后,最大的集群思想升华和成功进展,就要数对中道(或中庸之道)、中道大合的伟大发现了。

    虽说,明道、行道,最终自然地是要走上中道以合、行中摄翼的大道路子的,但也不得不说,能够令一个民族集体性地获得与保持这种道之理性、且能够长久地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综合文明体稳固不变统一观念形态的核心所据,这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大大赞赏和啧啧称奇的。

    古有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对中央集权而言,什么才是“得道”?怎样才可以得到天人两界或天下世界的“多助”呢?

    依照道之逻辑和理路来看,行大道、事大合,可视之为真“得道”、必收获“多助”。那么,“大道”又是什么?“大合”何以能获呢?直接明白地换个概念名词讲,就是行中道、居中兼顾者,便是众归之大道,便能实现被合之道文明视作最高成就的大合圆成。

    所以,跟合之道文明的许多事一样,中央集权要想站稳脚跟、长盛不衰,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也必然是:据中道之位,行中道而大合。

    换言之,在整个社会文化推崇行中用中、乃至整个文明体都选择据中道而行的基本格局下,中央集权制,若不是其因为占据中位行中道,她怎么可能从具有相当专制色彩的“强秦”“暴秦”手中出,却一路稳稳当当地走了两千多年下来?

    我们无法明确地分辨,究竟是因西汉往后的历朝历代、对秦朝发明的中央集权实施了更为中正兼合的改造,才使得中国独有的中央集权制体系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还是因为尽管秦朝有些专制强暴、却在这套体制的发明之初便牢牢锁定了一种总体上的中道兼合基本理路,所以终究会因偏不离本、瑕不掩瑜而成就大道行远?更大的可能,或许会是:两者兼而有之,决定性的在于此道一开既为中道,即便如秦也不能不、不得不为那不可改变的扼中、事中、行中、为中合之法。

    就像生活中常有的,一个大善人也可能在客观结果上干出一桩恶事来一样,一个看似行偏斜之路、极权政治的强秦,是不是却并非出自本心地蹚出了一条文明体国度中正兼合的中央集权中道来呢?很大的可能或许正是如此。因为仅从中央统治权力或“治统”与多元大社会那不可能逾越的守平衡、持中道之客观事实关系来讲,秦朝带有高度极权色彩的中央集权模式,未尝不是对之前周朝松散“治统”和春秋战国纷乱的一种矫枉过正,未尝不是其自身没来得及实现“武治”到“文治”转变情境下的一种最远极之作为而已。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地展开来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秦所开中央集权制,在秦之时,既已事实上守定了一条新生的中道,并以自身立足此中道的偏极之为给后世树立了一个最远极处的界碑————-再过分的中央集权,也不可逾越秦之集权偏极的边界,也不可将多元大社会践踏残害到暴秦的地步?!或许正因为有了如此这般一个秦,中华文明体国家的后两千年多年,才能更好地将这本为中道的中央集权制、走得如我们所见般地周正稳当和少有偏邪。

    抛开具体的秦,还是从我们最关心的总体上来看。归纳一下我的探索与思考,可以从五大维度上分别标定中央集权制的中道合理性。至于文章标题不用“五大维度”、而用“几大维度”,那是想给以后的新发现与再添加,留有一份可能的空白,以示尚未一一地道尽或彻底地完结。

    我所认知到的第一大维度,是在集权制自身逻辑理路上,处于专制独裁与极端民主间的中行中道之位。

    这个前面已有多篇文章明确地谈过,就不再讲了。

    第二大维度,是在中国人天人合一世界的整体架构下,中央集权制扮演起了一种通天惠人的中通中道角色。

    在天人相合的逻辑理路与特定视野下,中国人很自然地便会将人这种生命种群的诞生与存续,归结为天地对人本、人间、人世、人道文明抱有一种寄予和期待。所谓自然造化万物,万物皆有天命。既然,中国人所见到的人世自然选择了中央集权以及中央集权的天之长子或嗣子——-“天子”,代为象征人世文明与治理天下世界,那么,天子承天命、通天惠人,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当然了。上承天命,下接地气,以人世通天惠人的治理居中而行,此乃中央集权制在天人合一特有系统与话语背景下的一种自然合理定位。其正当性、合理性,是大写于天道与人道相合之基础底图上的,是背书于天地与人世之贯通一体的。

    第三大维度,是在文明演进的中心与外缘、或文明体与文明圈的华夏蛮夷结构上,扮演着统合内外、协和八方、文明教化、昭明天下之中正行事与居于中央的兼合者角色。

    先讲一下我对中心与中央的一点理解。在我看来,中央与中心,看似相同或相近,甚至常常被我们不加区别地加以替换着使用;实际上呢,它们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的。中心,就是直接地指中间核心部位。中央呢,则既有这一层含义,还有另一种更偏重于关联外围外界、乃至统摄四面八方的意思在。因为后面一个“央”字,本就有完、尽、完全、尽头的含义。将一个表中心局部位置的“中”与另一个特指穷尽“央”字相连使用,以我的解读,分明便是说中心核心或建立在中心核心上的“中央”,是对里里外外、四面八方的一切,都具有着高度的关联作用、甚至统摄总揽性的。所以,“中央”,本就是一种基于“中心”、站立在“中心位”之上却又高于“中心”、由“中心位”延展和辐射至全部系统或天下世界的存在。

    换言之,用更明确地表达方式来说,中央,尤其是站在文明与中央文明的理路上来说的“文明之中央”,不仅是中国这一个国家、所有中国人的中央,而且是中华文明体与衍射到大半个东方世界之中华文明圈的中央,甚至乃是天下文明的(也就是与中央文明所对应的整个人类文明的)中央————不管这样的逻辑与话语,是不是有些自命不凡或好高骛远,在当时古代中华之士、尤其是学士们及天下治理阶层中,真的就是这样相信和努力追求着的。

    在行中事中的意义上,可以说这一点非常地重要。因为,若只是一味地讲“中心”、强调“中心、核心”,很容易在追求“中”的过程中,将中心、文明中心区域与周边、外缘、四周蛮夷、外界异域等割裂对立起来,从而走向另一种更具迷惑性的“求中之偏极”。而“中央”概念的确立,则在“中心”与“外围”间,建立了贯通性、统摄性的联系,使得“中央”成为最完全与全部整体意义上的“中”,而非仅仅是与外围相对应的“中”。

    除此而外,就是一定不能将中华文明国的“中央集权”,仅仅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中央体制,她同时也是这个文明、这个文明体与文明圈的中央性统摄系统————如果基于客观事实不便于讲是人类天下文明或整个东方世界的中央性统摄系统的话。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就能够在国内与国外、文明体与文明圈乃至外界异域文明间的更大视野下,看到立足于中华、中华朝代家国天下的中央集权,所具有的中央文明使命担当与所扮演的四海八方兼合者的角色了。

    第四大维度,是在公共与私己两大基础性的分离取向间,总体上更多倚重于多元杂合、自洽交融的中位大社会。

    从道之理路上来讲,公与私,是有着一种难以弥合的深刻分野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正是基于这一关系和它们间的分野对立的。不过,就像我们之前反复论述过的那样,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始终难以调和、难以避免走向对立的问题,至少在中华文明、中华古代文明体国家处,探索出了一种可以通往光明未来的出来。

    处于大公与极私之间的多元立体大社会,就是避免它们二者间永久分裂对立、总是各执一词的那一新境与中合大道。因为,社会之中,既有公,也有私;而且更多地是将全民、全民族、全人类整体概念上的大公与个体、个性、低矮私欲化的极私,转化与拉入到了一种公私相参、彼此难分的社会性之私和个性化之公的大交杂、大融合场域中来。在这种高度发育的多元大社会里,中国人已经和将会创造出更多更好大于个体自然人以及极致私欲的公共供给出来,中华文明已经和将会创造出更多更好落实到社会局部群落、层级、团体、圈子的个性个体化之大私社会产品来,进而不断地将概念上的公与私融合为大社会的一炉。

    这,又是中央集权行中华文明之道、于大社会交融并达成相辅相成动态平衡后,为我们所展现出的一条站立于上下之中位、生息繁茂社会文明的中合大道。

    第五大维度,是在文明远大理想与旧有社会传统间,成为了那个最为关键的、也最具综合全面权衡统筹性的现实世界统合者。

    文明,从野蛮中走出,且不能不随时面对四面八方的异质、异类的文明准文明与不文明。所以,为全天下之上善人道中央文明的理想固然好,却未必合于一时一境、长久动态演进过程之道轨与道法。就像“道”字为我们所揭示的,不能只是高高在上、只会想当然的一个大脑袋一样;中华文明要发展、耀大世界,也首先需要将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令文明大远大理想和追求,能够在一步步不至于滑落泥潭、无法自保的前提下得以延续。

    如此一来,中央集权的这个关键者的出现及表现,便变得尤为重要,甚至将其视之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体国家定海神针般的一个存在,也丝毫地不为过。

    有人,往往爱以一种封闭的文化视野或小文化范来矫情地看待中央集权的表现和作用,把它没有看成是文明、文明体的守护者和集大成者,而是把它当成了文明的践踏者、对立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冤案。请大家静下心来细细地回想一下,要是两千年来没有中央集权制这种存在、这种组织动员全中国社会的能力,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传奇,有可能延续至今吗?大社会固然太重要了,社会文明的高度发育是我们这个文明体国度存在的根本;但若是没有高度统一集权和统摄一切的这种现实力量集大成者,宋朝的悲惨命运便会是整个中华文明与民族的真实写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两三千年前看到了文明之周的理想饱满、却无奈于现实,中华民族,才从变法图强的秦朝身上找到了这一轮延续文明中国的道路与方向。

    沿着这一思路往下走,可以再讲一个“文治”与“武功”的中道大合维度。中央集权,还是唯一能够达成“武打江山”、“文治天下”之过渡转换和兼合统一的主导者、领导者。若中国的没有她,中华文明国的历史就一定不会是这种稳定期多于混乱期、统合一体时间长过分裂离散春秋的模样了。

    所以,对中央集权的合理性,我们要从多种大历史、大维度上看其中道致远的作用和意义,并给予其应有的正面肯定、甚至褒奖;而不能因为出现了一次两次、一段时间里有着被夸大之嫌疑的所谓“焚书坑儒”、“文字狱”、“粗暴践踏社会”、“反文明逆流”等,便否定其主体性质与基本风貌,对其作出偏于负面的总体评价。若两千年来的文明体中央核心——-中央集权制,都是作恶不知的,那怎么可能和又都是由谁来支撑起与主导着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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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是一种角度。
          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进程来看,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人类必须统一面对的强大压力和全面集中各方力量的土壤,中央集权或她的进一步替代形式就不不可能被未来所遗弃。
    2019/1/11 9:05:48
  • 当代的大工业,是按照分工与协作的方式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与安排。所以,需要一个统一集中的中央机构。可见,中央集权的方式更适合与今天的社会发展。
    2019/1/11 3: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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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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