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与合的理论架构与概念话语下,建设人类世界共同体或人类大同一体世界,总的看都可归结为一种根本支配和深刻影响未来人类五百年以上时间的大合进程与趋势。这样的大合进程,落实到一整套系统构成与明确的道之理路上,其实就是四个字:多元一统。
也就是说,全球的一体化与人类共同体的“一体”,全都是要靠“多元一统”的支撑、都必然要以“多元一统”的方式来实现。没有“多元一统”,“一体”便是没有筋骨气血和提不上串的一堆糙皮烂肉,人类世界将仍然摆脱不了各地域文明分行其道、众国家民族利己拼争的大分格局。
然而,“多元一统”,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千差万别和异常地不容易。尤其是在综合全面的“一统”上,人类可供参考借鉴的路径与范例,更是可用极其罕见来形容。
仅就“多元”与“一统”的关系来看,历史的规律是:多元各异,大体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为之、自然所成,比如各地域、各民族、各行业阶层之等差、各式各样之性格文化等。所以以一个民族、国家、文明集群的总体视野看,不同与各异的多元、多分,终归是不难实现的——就如每位行者上路后,都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与同可视作阻障困难的情况一样。即便,在未来更加倚重人之自主创新、创造、创力、创为的新时代,各式各样多元、多分的难,通常也总是微观、短时、个性、相对有限的;而要建成新的大合统一,则一定是会更为综合、全面、立体、复杂、壮阔联动、破限超限的,将会是更加艰难与费时费力的。
说到“多元一统”相比“多元之分”有多难,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极端分之道的欧洲。在今天被我们叫作“欧洲”的这块土地上,不仅人和神是分的,知识体系是人文与自然分的,种族阶层是分的;就是集群性国家、也久而久之地碎出了多如牛毛的一个个蕞尔小国,社会细胞分子的人跟人、皆成了亿万个私己独立的绝少关系者。这样的多分、多元,就每个民族、国家的努力而言,虽也都不容易、也都经历了漫长的时日,但终归是一种长期各自为之与相互恰适的自然演进结果。反观之,当他们自从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也就是开启欧盟进程)后,可以说把全欧洲大大小小国家的人们,都难的不成样子了。
不是瞧不起欧洲、西方世界,而是他们长久以来的取道站位跟总体统系,本就是大合之道的截然相反另一端、另一面。其压根不具备、不擅长、甚至一贯反对和反动着那种综合以聚的合之道方式与路径。若想要实现自我的逆向拯救,必然需要最大限度地否定自己——这是远比脱几层皮要艰难的重新脱胎换骨。这,对谁来说都是个比登天还难的难事!所以说,当人类进入大合时代之时,西方被新的大潮大势所抛弃,这是其命里该有的,这是其长期大行极分之道以来必须得接受的反食其果。同样的道之变与道变之理,这个世界从今天到今后的选择东方与中华,也是因为他们的道合。
从另一种更为全面与超然的视界来看,人类的大合时代,其实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抛弃西方。至少,在中西对位角力和为大合文明中华成就最好自己设置最难阻障的意义上,西方还将扮演不可或缺的对比参照系及反之动“极分者堡垒”的角色;还将会为中华文明进一步地超越自身、进而成为全人类多元一统共同体的大道提供者,起到异向帮助及被登顶者所克服之最后一个高峰、被“如来掌”所收服之最难一个“泼猴”的无可替代作用。
昔日,中华文明面对世界的东方周边,最难以合之道去合的,是西方、西北、北方、东北面一波波来去无踪的强力异质野蛮者(因为相对于中华文明来讲,他们总体上是不含贬义的野蛮或次文明集群)或现今常讲的“游牧民族”。中华文明,正是在遭遇、吸纳、跨越、统合了这样一类极为不同的异质者之后,才得以进一步地补足与完善自己、迈上了迄今为止最为高大成功的合之道顶峰,并得以以多元综合文明体的身份、生生不息地挺立于近现代民族国家之林。
今后,中华文明从有限东方的“天下世界”来到了人类的“全球世界”,她以自身的大合之道,现在直接与根本面对的,虽说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野蛮集群,却仍是当下最强大与最异质的(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地行在野蛮粗暴的极分路径上)、对文明正道最具杀伤力的一个集大成者。当年周边的野蛮者,以自身简单直接的凶悍游击方式、一再劫掠行于文明大道之上却存在先天文质彬彬脆弱性的中华;现今以野蛮方式欺凌称霸世界的西方,动用他们更为丰富与狡猾的征服奴役手段、一次又一次地企图洗劫扼杀有着大合文明根基却正从低谷迷途中奋力上爬的中国。
从一方面说,今番将被中华大合之道所最终统合的特异者,比之以往的戎狄、匈奴一类,乃是分与合理路上更为远离、更为极端的最难整合之两极。这,在道的趋同性与和合之理路上,便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与困难。我们若没有全面拓展的决心、断臂更新的勇气、大幅提升的积极作为、统合世界的上乘表现,恐怕是难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对美国西方之道的决定性胜利的。
换言之就是,在人类文明大道与所行大合统合之道的理路上,未来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开阔视野、博大胸怀,甄别、扬弃、矫正、跨越自身昔日极度为合的魔障,直接站上分与合格局下的最高统合层位,才能在更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同时、确立对西方分之道的全面优势并将其最终揽入一体一统全球天下的怀内。
这事,难不难?牵扯到有些部分要实施伤筋动骨、刮骨疗伤般的自我否定与拔高超越,肯定不会那么容易。但比起西方改换自己的分之道理路、推翻自身一整套的价值与建构体系来说,那可就是简直不值一提的了。即便,跟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比,我们今后也只需要拿出同样的认定与勇气就可以了,并非经过艰苦的努力、也无法最终地做到。从现在中国的主动作为与良好表现来看,可以说在中外合、中西合之道上,我们业已形成了较为稳定坚实的共识与行动。更为重要与可贵的是,我们已经显现出了敢于承认自身不足和拓展昔日自我传统的一些决定与勇气。这点,在古代文化与传统道德、礼敬观念重新被追捧与还相当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不仅尤其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要我们细细地加以分辨甄别、去伪存真系统梳理。其之难,主要在这由谁来做、把握何种基本原则和怎样才能做好的核心关键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近现代以来的中西文明优势比较与基本关系格局而言,这是大不同于昔日秦汉对戎狄、匈奴之时的。最主要的两大不同,一个是,总体国家实力对比或文明现实表现力的对比,早已由中高外低或旗鼓相当、几乎彻底地变成了西高中低;另一个则是,中华原生主体文明遭遇了统系被摧毁、自信被挖空、自觉被湮没、传承学人被驱散、理路文化被打断的空前劫难,西方路径、西方概念、西方话语、西方精神文化、乃至西式学术思想知识体系和社会价值分工系统等,业已全覆盖到了整个中华大地。
这第二个,比之头一个,是最为难弄和要命的。因为国家实力弱了,好好奋斗上几十年、三百年,是比较容易赶上、甚至超越的。但对自我都丧失了应有的记忆、对自身的文明大道都迷失了方向,甚至都弄得误将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明天、在心灵深处都把西方世界当成了人类未来的方向。这样的种种,要想彻底改变和扭转、并重造再建,恐怕就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所能完成的了。
所以说,最难的,在“西风压制东风”的现阶段,全面找回自我与自信(原生大道文明路上的大合文明体是自我,对主体性上善以合文明之道的坚定自信才是最长远的真自信),是第一难事。这里面,又以须作用于“中西之大分”方能获得的“中华古今合”,为第一要做的难事。待到这个阶段顺利完成后,最难的便是超越中西之分与文明之道的全面对峙,令中华大合之道以兼容统合中西的方式迈向人类世界一统的最高峰了。
总之,所有的成就与被成就也好、各式各样的分与合也罢,到头来中华为人类贡献的“多元一统”,皆须迈过西方(美国)这个坎,无论为新世界的新多元、还是为未来文明的兼合一体,中华都必须直面西方与西方之道,并最终地将其揽入自身更大号的道化大合构建统系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