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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得更高(一)
201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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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人的城镇化历程

    鄂尔多斯民歌:没有蒿草的地方,马儿不会来;没有父母的地方,我们不会来。

    2014年正月十一,我去看望我的大妈,也就是六金大爹的遗孀。她随子女搬迁到伊和乌苏镇已经六七年了。这次去,一是给老人拜年,再就是看看这些搬迁出来的牧民的生活状态。六金大爹在马背上度过一生,称得上是阿斯哈村最后的骑士。他家祖孙三代的城镇化经历或许可以映射出牧民走向城镇化的一些代际特点。

    中午在哥哥家吃了一顿手工剁馅精肉饺子,很香。在这所有的东西都被螺丝、模具和绞盘制作的时代,手工的东西才承载了久违的美好记忆。睡了个好午觉,就朝伊和乌苏进发。

    雪后初霁,阳光灿烂,天气清冷。油路碾出很窄的黑色路面。我小心驾驶小车,担心打滑,但是,思绪仍然时断时续聚焦于六金大爹的人生史。

    六金大爹这个人一生都在抵御“化”字。按说他是我们家族最早和大城市接触的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却和城市文化天然对立。1940年,他十六岁,不愿意学经文,不耐烦寺院的清规戒律,反抗老喇嘛舅舅给他设计的成才道路,偷偷跟上德王的蒙古军去当了兵。实际上是对生活的逃避,是他的第一次逃逸。他就是那种桀骜不驯的脾气,这个时候主导他行为的是厌学和叛逆心理。

    十年后,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战士复员回家了。国家原本分派他做银行保卫的差事,他却不愿意呆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宁愿去朝鲜打仗,但是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无奈之下回故乡。这次他是躲避喧闹的城市生活。他后来说当时觉得在城里当干部,不自由,不对脾气;加上没有文化,还不如回家放马。没想到他的家乡也正在经历合作化和农耕化,这让他很不爽。他看着那么好的骏马被驾驭着拉车、耕地,在众人的驭使下它们头低下去了,耳朵也耷拉着,全无精气神,心里很不是滋味。高贵的骏马被驯化役使,他对农耕方式看不惯。终于因为特别看不惯一个半大小子耕地时一味打马,不顾牲口死活,他就严正警告他牲畜也是生命,不要乱打。劝告无效,他大怒,夺下鞭子打了那小子两鞭子。为此他受了处分,预备党员资格也取消了。日复一日的农业劳作,格格不入的环境压力,人挤人的狭窄空间,他忍受不了,他脾气更坏了。当支书的兄弟怕他生出麻烦事,就安排他当了大队的马倌。马需要丰美的草场,充沛的水源,现在哪儿找去?只能进沙漠里,寻找星星点点的绿洲。他早憋坏了,广阔的草场没有了,无边的沙漠还在,那里没有恼人的犁头,自由自在,不需要尿一道还得躲这避那的。他的游牧点离黄河边越走越远,进入库布其沙漠腹地近百里,探入别的公社地界了,这可以说是他又一次逃逸,是躲避农耕化。

    他深居沙漠,轻易不出来。一两个月出来驮粮料,来了,习惯性地把马或骡子绊了,随它们游弋吃草。牲口进了水利段的草园子,看园子的老汉不依,两人大吵,差点动手,被人劝开。六金大爹气咻咻道:什么鬼地方,见不得牲口,把它嘴给缝了?走,回!又几个月不出来。他对农耕看不惯,认为是和牲口过不去。

    亲戚们劝他说,你伺候过那么大的官,现在老首长在自治区当厅长,何不去求求,找个差使做做,吃国家的饭?他轻蔑地哼一声,头一摇,迸出一个字:不。他只去看望了一次老首长,再也没有去过,更不用说企求办什么麻烦事了。20世纪80年代初,三爹的小闺女在呼和浩特市大学毕业后想留在城里,四爹出主意说让六金大爹给老首长说说,一辈子没有求过人嘛,求一次吧。夜里在三爹家喝酒时,六金大爹痛快答应了,说好怎么去怎么去,可是第二天黎明时分,他照例起来,却骑马回了沙里。他就是不愿意求人。实际上首长家还记挂着他,首长的孩子们在忆述当年故事时仍然称呼他为哈斯哥,说他们家那些娃娃都是在哈斯哥的背上长大的。但是六金大爹坚决认为道理和政策是第一位的,应该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谁也不能超越法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蒙古社会古典的“约孙”(蒙古语,法理、规矩的意思)文化里。

    他嫌当干部不自在,还不如在沙窝里,风高沙漫,眼也睁不开,却没有人管,还有马骑。他生来排斥城市生活、农村生活,认为那是受罪;沙漠里有安全感,过去土匪去不了,“文化大革命”中有激进分子动议要挖挖六金大爹的“灰底子”,只因路途遥远而望沙止步。更珍贵的是沙漠里保存了纯真的蒙古风俗文化,那是多么美妙的心灵享受,金不换的!而农耕文化使人变得鬼头鬼脑,不实在,好好的人都成了狐狸一样爱捣鬼的性格。为了躲避农耕、城镇和现代文化,他宁可与社会疏离,宁肯失去现实的利益和好处,也不肯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有时候大爹给弟兄家送来羊肉,把褡裢往地上一墩,说一声“扎,(东西)丢到这儿了”,就走了。从来不会说弟弟你们家喝肉汤吧,这是哥哥的心意之类的话。但是他的心是滚烫的。六金大爹疾恶如仇,见不得玄事。1977年,下台的生产队长造舆论,说工作队领导和知青不到半个月吃掉一头牛了。他本是以此泄愤,六金大爹却听信了,大怒,把当保管的侄儿训了一通。侄儿解释说那头牛的一条腿是大队为用玉米高粱换些小麦糜子给社员供应才送人了,还有半条牛肉。六金大爹不信,叫开了库房核实了才信以为然。这也是他遵守法理的性格使然。为了“约孙”,他宁可惹自己的至亲。

    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镇化零星肇始,有办法的人开始进城。但是他坚决反对进城。1988年5月的一天,我和大爹、三爹聚在旗里的莎仁花妹妹家喝酒,坐到第二天黎明三时。“咱们坐到天明!”大爹说。三爹那个时候决定搬家到东胜和儿子一块住,说他即使住到东胜也要去沙漠里看大爹,“一方面是有亲戚关系,一方面是有经济往来”(三爹有些羊寄放在大爹羊群里)。大爹不让了,说“社会再不行,也没有留下不认弟兄的做法吧?没有那几个羊你就不来了?”他以为经济观念冲击着温情脉脉的弟兄情感,接受不了这个,即使是开玩笑说醉话也觉得不中听。三爹说:“你就在巴拉尔(沙漠)里逛着吧,你能知道什么?”大爹很恼火,认为三爹小瞧他,说不跟三爹喝酒。但是没过一阵儿大爹又催三爹:“喝酒!喝了酒才能说心里话!”果然,三爹说开社会上的种种不平了。闲谈间大爹承认,他去年在酒场上和人吵架,言语间要打人家的耳光,对方提出放下三十元就甘愿挨打。大爹嗖地掏出了三十元,要打,但叫别人拦住了。我为老人耍的孩子脾气笑了个够。他始终坚守沙漠故乡,责怪三爹去东胜早了,“去东胜就长生不老了?我们在沙里不是一样活么!”

    1980年冬,我和妻子在我工作的单位举办了婚礼,翌年1月份在老家招待亲戚们,按照我的想法,不必太讲究了,因为婚礼举办过了,红火到半夜十二点就行了,父亲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不想六金大爹对此安排很有看法,认为父亲对自己独生子的婚礼竟然如此敷衍,对亲戚不热情接待。父亲认为大爹是老一套,耐心解释说别说是大城市了,就是公社和阿斯哈村做法也不同,机关上班人的婚礼不兴那套繁琐规矩,不和沙漠里一样。大爹则认为咱们毕竟是蒙古人,古来传下来的“约孙”礼仪就得遵循,礼仪太简单,像甚咧!他坚持用传统抵制新做法,为此大发脾气。他不惜为了维护古老的习俗文化,和亲人闹翻。后来在三爹的斡旋下,议定把时间放宽,尽情红火,他才不吭声了。过后,我表示理解大爹,他不仅是为侄儿说话,也在为日益消失的传统礼仪文化打抱不平呵。

    牧民行则摩托,运则拖拉机,骑马的人寥若晨星了。唯有六金大爹痴马之心如故。他骑马到了一个地方,不顾自己吃喝,先得遛马,饮马,喂草料,然后自己吃喝。临睡再加草料,黎明前复喂。还要定期给马美容,洗刷得干干净净,最后用白毛巾擦马的全身,做到没有一点尘垢,常年如此。闻听哪里有那达慕大会,就踏上二三百里的行程,去看红火,参加走马赛,乐此不疲。在那么多的青壮少年骑手中,一个七十多岁的精瘦老汉稳坐马背疾驰,成了高原一景。

    1990年8月8日中午,我在杭锦旗里的家中请六金大爹吃饭。他在全旗那达慕大会上比赛走马得了第一名,很高兴,说第二天就起身去90公里外的伊和乌苏苏木参加那达慕大会,还去140公里外的巴音恩格尔苏木比赛。他七十来岁了,为了参加走马比赛,仍兴致勃勃,不顾路途劳累。他给了我两岁的儿子20元,嘱咐我们要好好抚育儿子长大,“不过那时我也不在了”。他眼里闪着泪花。他要我给他储一些干草,明年那达慕他再来比赛。可惜第二年我已经举家搬到东胜,没能兑现诺言。那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2001年正月,我们在东胜的好多亲戚驱车三百公里,去给住在沙漠老家的大爹大妈拜年。他垂垂老矣,包着被头坐在炕角,还带着醉意,问我是谁咧?城里的后生认不得了。在我们看来,荒凉的大漠、破败的土屋、沙化的草场,没有电,没法生存。可是他生活得有滋有味,坚决不进城。多少年,他没有来过东胜,虽然亲戚们一再邀请他过来。大概在他看来,东胜太远了,超出了他心爱的坐骑的远行距离。在我印象里,他出门几乎没有坐过机动车。

    致命的冲击是直捣他“老巢”的禁牧政策。沙漠里边是住不下去了,禁牧的风声日紧一日,隐逸的最后防线守不住了。他的忧虑比谁都深。年轻时候能走出去,现在连个走处都没有了,再说也走不动了,怎么办?他得了癌症。急剧的变化使他持之如故的“约孙”规矩无以为继,心理的纠结和震荡促成了其生命的终结?2001年他去世,80岁。阿斯哈村最后的骑士走了。三年后,上面实行禁牧,将他住的沙漠故乡封闭了。

    为什么他始终不渝坚持古典脾气呢?为什么躲避来躲避去地过一生呢?是野性难改还是空旷的田野沙漠、鲜活的空气、蒙古式的吃喝拉撒让他生发出诗意的满足感呢?或他就是生就的标准的成吉思汗麾下的英雄骑士性格,汇则飓风一般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散则遁入僻荒,隐逸蒿草间,恪守传统,绝不向五花八门的东西靠拢?阿斯哈村的蒙古人在20世纪中叶以前多数也是文化隐逸者,他们躲避农耕,从肥美的黄河后套躲进沙漠。其中不少人停留到黄河南岸边,放羊又种地,逐渐接受了农耕文化。唯有六金大爹走得更远,逃得更彻底。他是纯真古风主义者,属于线形思维。蒙汉文化搅缠在一起,如同骡子的怪样,他看着心烦。他要求享受古风,只能去荒漠僻野。在游牧文化主导的时候,这种隐逸性格恰恰和广阔的草原、游牧的生活相合拍;而农耕文化挤压过来时,他还要坚守游牧,只能遁入沙漠;而当城镇化浪潮连沙漠都要席卷,他去哪儿好呢?狂风一般的游牧性格哪里是水一般阴柔而坚韧的农耕文化的对手,再快的骏马也赛不过机动车呀。游牧人走的是从优良牧场退向荒僻沙漠和干旱高原的道路,这似乎也是世界上弱小民族和群体的文化魔咒。现在终于在绝境中走出沙漠了,而相对于早一步停留于黄河畔的蒙古人,他们失去了很多:成熟的田地,比较牢固的经济基础,子女较好的教育,圆熟的生活技巧和适应能力等等。他们把传统文化保留得比较纯真,但是这又对他们的生活能有多少帮助呢。现在回过头来接受全新的文化,不知是福祉还是痛苦?

    一些老辈人想不通,游牧文化不好?为什么事情叫别人弄坏了,他们承担后果?沙漠仅仅是不毛之地的代名词?是落后文化的最后渊薮?难道发展是以失去文化传统为代价的?难道没有保留文化传统的发展途径?难道文化无根的城市生活就是人生的追求至境?带着这些无解的问号,六金大爹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大妈则随着子女郁郁进城。

    来源:弓生淖尔布著《双头马骑士——阿斯哈牧人的城市化感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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