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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学蹿(三)
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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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进退拉锯战

    2013年夏天一个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开口就问我怎么认不得他了?李东,不记得咱俩那时候一块赶牛翻地,你一坐下就看的一本书?温情和故乡的画面在我脑子里荡漾开来,我连说咋能不认得?不认得就不对了哇,认得!他说:你们现在都可以的吧,你给我说说德里格尔的电话。我给说了。他跟前似乎还有人在说话,李东说是巴音和他在一块,他们两家挨着。巴音?我想起来了,那个大扁脸,浓眉大眼,不笑不说话的男子?噢,记起来了。那个虽然是牧民却对牲口没有感情的人,经常把耕牛役使得肩头和背脊血淋淋的汉子。他在大集体时期,放牧业绩不好,他家的牲畜死的最多;他用大集体的牲口套车做私活儿,饲养员很不喜欢给他借牲口。但是,巴音头脑活络,从小就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兴趣,反正不愿意放牧种地。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没有他不知道的。原来这个最早进城的牧民还是回到了阿斯哈村。

    本来,巴音是阿斯哈村甩开膀子进城的一位领头羊。20世纪80年代初承包草场牲畜没有几年,听说他就把羊都卖了,一心一意做买卖。可惜买卖不成,家里连一个羊尾巴也没有了。人们说这简直是“驴也没有了,卖驴的二两银子也没有了”的现实版,他成为牧民绝对不能离开羊群的反面教材。但是他还是不歇心。

    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广播上听到打井技术培训的消息,就跑到邻近地区,交了学费,学了半个月,回来了。他学会了打浅水井,能三下五除二就把塑料管子插入地下,水就出来了,再安上一个生铁制作的吸水龙头,井就成了。打井手工费180元,不算贵。公社圪旦的家家户户都请他打井,既为吃水,也可以浇地,还能饮牲口。打井的人多得轮不上,巴音一时可吃香了。村子里的人家也打。按说他挣了不少,我那时在旗里工作,经常写点材料,所以还暗自把他列为牧民凭借非传统产业发家致富的典型之一,准备到时候好好总结其典型材料。可是后来打听到巴音的情况,还是穷。不知道为什么,是应了“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的那句话?

    偶尔也听说他的一些故事。有次他给人家联系了一车炭,卸给一个开发土地的集体灶上,因为他知道那家没有炭了,也因此挣了20元钱的中介费。于是他受到启发,要搞信息产业。他声称不爱做出汗的活儿,而这种营生正好对脾气。可是这种能换钱的信息属于瞎猫碰死耗子,一年碰不上一两次,自然指望不上。

    这个领头羊没有领好,阿斯哈村的民间进城流一时阻塞。直到道尔计等“成事人”于2000年初进城后,才带动了新的进城潮。道尔计说,蒙古人像羊群,一个可以的人走了,大家就跟着走开了。请注意,领头的是“可以的人”,也就是做事有成算,发家有成就,评人论事有分量的人。巴音可是不够格的,只是瞎扑腾。此后好长时间,巴音淹没在人世间,我们在东胜的老乡就没有人再提及他。

    十来年前,德里格尔有次说在东胜碰见巴音,是他的儿子办喜事,他来东胜参加亲家的待女婿仪式。他通过德里格尔邀请我们几个人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喜事。几个人好好回忆了一通,才想起那个不成事的巴音,对上号了。有人说那是兽医巴音吧。有的问,他真的是兽医?知道的人摇头道:他哪里知道什么兽医门道,只是在牲口身上这样捏那样揣,装一装的。原来兽医巴音是讥讽的外号,看来他这样的徽号多了去了:打井巴音、信息巴音、兽医巴音,现在不知道又叫成什么外号了,呵!

    大家认为他所邀请的场合是亲家主办的,女方的场面,咱们跟女方不认识,没那个必要去凑红火吧,呵?于是没去。但是这个决定的内里似乎也有对穷人挑礼的嫌疑。假如道尔计等驳难家发难道:如果巴音是个旗长、局长,你们百分之百肯定欣然而去,去给领导锦上添花,还管什么谁的场合!这话质问得你也许无言以对。所以我至今为当年的集体决定隐隐愧疚着。

    这个巴音心比天高,马力不够。按照阿斯哈村的说法是跟风跑,什么也想做,烧死人也伸一条腿,属于艺多不养人的类型。这类不沉稳、跟风跑的性格类型,在“文革”中,在绒毛大战中,在传销中,在金融风暴中,并不鲜见,最终的结果是吃大亏,赔掉整个人生价值。阿斯哈村流传的一则笑话是这样说的:有夫妻二人躺在炕上狂想如何快速发财。一个说要在草场上大量栽刺苗,以便挂下羊毛,收集起来卖钱。另一个拍掌呼应叫好。可是两人在卖了那么多羊毛后,在买马还是买羊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争执不停,好好吵了一顿。醒悟过来才觉是幻想,自嘲道:咱们这是给没有怀上的孩子起名字,瞎闹意气了,哈哈哈!

    像巴音这样的人做事没有常性,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受过教育,基本是文盲,却要凭借一鳞半爪的小聪明,敲击城市的门!哪有那么容易的好事!进城可不是投机取巧所能行的,没有几把“牙刷子”根本玩不转。城里的人都苶了,等你去支援智力?实际上城里人是越来越懒了,只是等你农村牧区的人去替他们做苦脏累活儿呢。想清楚吧。不过,巴音的儿子据说不错,在东胜一家什么企业做事,家也安到了这儿。老子一生的愿望,终于在儿子手上实现了。进城说难也难呀,巴音家费了两代人的时间才摸到了城门前。

    逆城镇化现象在阿斯哈村并不是孤例。20世纪50年代初,六金从军队上复员,国家要安排他在银行工作,他嫌在城里住着不习惯,不痛快,毅然回到阿斯哈村放了一辈子马,过上了他自由痛快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末期,新式学校成立,牧民子弟好多上学,但是流失率很高,流行的说法是学校伙食差劲,饿得实在够呛,父母也心疼孩子受罪,不让孩子上学了。那几年,差不多百十来个学生,小学毕业的不到十人,念初中的没有一个。这些人后来后悔了,只好催促自己的孩子好好念书,但是他们整整一代人的城市梦就湮灭在沙漠里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后生被旗文工团招录,不久回来了,说是想家,不习惯,还有饿。在劳作之余人们抽着自制的烟卷“大棒”,偶尔说起此事,为他惋惜,说如果在城里哪用抽这些灰烟,最起码也得抽大前门;问他现在后悔不后悔,他平静地说,唉,没法儿说了。另一位是旗里一个机关的干部,儿子在村里得了什么病,他请两个月假要去北京给儿子看病,领导准假一个月,他反正走了两个月。回家,发现有一封信,还有三百元的汇单。信上说他自愿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组织上批准了。就那样丢掉了正式工作,从城里回到了农村。他仍然保留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习惯,比如说话文静,不爱吵闹红火,在众人嬉笑时兀然离去;在秋季人们挥汗如雨穿着小背心用小镰刀割草,他却穿得严严实实,塞着耳朵戴着大口罩,说是防日晒和蚊虫叮咬,用大钐镰有条不紊地砍伐低矮的小草。他一直不容纳于阿斯哈村的环境,人们评价他是野人,神经不对劲。后来平反冤假错案,他找旗里解决工作问题,和那个原来的领导吵了一架,领导给人事局写条子说过去精简此人是响应党的伟大号召,那是对的,此人无冤可平反。由此重新进城的道路彻底没了戏。20世纪70年代中期,志愿军出身的老林突然接到上面安排他在供销社工作的通知,他思谋盘算了一通,竟然放弃了这个天大的好机会,人们大惑不解。他说,他拉家带口,七八口人要凭他吃饭,那三十多块钱的工资连口粮也买不回来,咋生活?生产队里受苦,反正欠着队里的账,总得给分粮,不至于把锅灶吊起吧。以上都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事情,那个时候人们多从物质生存和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以及文化习惯角度考虑进城的事。改革开放后,从城里倒流的例子少多了。多数进城的人抱定好马不吃回头草,牙掉了和血吞,胳膊断了在袖筒里藏着的想法,不让外人看出来还有烦心事,反正不回去了。于是绝大多数进城者还是在城里留下来,得到了阿斯哈村的一句评语:那人现在在城里,钱够花,觉够睡,不受苦,在天堂上活着!要知道得到这么一句评语,对阿斯哈人来说,比先进、优秀等徽号重要多了。

    宝音这几个人为进城拼了大半辈子,现在老了。有的到了旗里,有的拼到了镇上,有的还是回到了阿斯哈村。他们跌跌撞撞走了城镇化的第一步,也算是成就吧。像巴代、巴音等是急等进城,却有心无力,条件赶不上,故而被城镇反吐出来,成了城镇弃儿。他们不是主动离开城镇,而是被迫回到了乡村老家,这一点上和计划经济的那一代进城者不同。

    他们自己都是小学文化,这个自身条件限制了他们的步伐。但是他们有“事情做遍,穷死没怨”的决心,敢试敢做,这是他们的共同态度。然而不同的性格特质、谋生技艺的差异等使得他们的城镇化道路各有不同结局。宝音这个人比较乐观,舍得吃苦,有谋生特长。他在城里借助自己的传统手艺得以生存,活得滋润。这些是不是就是他的立足之本?民族特色的餐饮、服饰、歌舞等等逐渐形成产业,成为进城牧民赖以生存的手段。但是有这种手艺的人毕竟只是十之一二,多数人还得指苦吃饭。另一方面,牧民被认为诚实厚道,做事实在,做出来的东西不掺假,纯正,所以容易得到城里人的信任。这种道德品牌,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关键在于怎么利用。然而不少人却抱着进城享福的期望,缺少吃苦的毅力,所以在实际生活中难免遇到挫折。巴代和巴音就是例子。他们就想享受城市的舒服生活,却没有具备必要的条件,没有文化,没有独具的生活技能,更没有吃苦意识,不愿意做流汗的活儿。只凭他们那点小聪明和瘦文化自然难以在城里蹬得开,遇到的往往是陷阱和挫折。期望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使他们遇到了一盆又一盆冰水。

    看来,在城里立足,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和谋生技艺,那就得有超人的吃苦精神。人们概括为有智吃智,无智吃苦。没有这两条,别想在城里获得生存空间,只能乖乖回老家。

    也有些进城的牧民,在家里支起麻将桌,开了麻馆,给玩客端茶倒水甚至给吃饭,以此招揽生意,挣一点台费。那能走多远呢!

    中老年牧民离不开牲畜、草原和传统;如果离开了什么也不是了。那是生存的依靠,是好心情的源头。如果离开了本源,就会变成垃圾,变成乞丐。为了保护民族风情,发展民族传统产业,让转移农牧民进城务工有一技之长,2013年,鄂尔多斯市民委在杭锦旗筛选确定有基础、形成一定规模的30个牧户为民族风情保护发展扶持对象,每户扶持1万元,总计30万元。这些牧户除了经营畜牧业以外,还制作民族服装(蒙古袍、头饰、蒙古靴、绣花配饰、装饰品)、民族食品(风干肉、蒙古包子、蒙古馅儿饼、馓子)、奶食品(马奶、牛奶、酸奶、奶皮、达西玛、酥油、奶酪、奶渣)、马具(马鞍、皮具)、驼具、绣花、皮绣、剪纸、褡裢、民族特色家具、美术作品、蒙餐套具、木枕、勒勒车、民族乐器(四胡、三弦、马头琴)、木雕等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同时还组建了民族艺术团、嘎查牧民文艺队、文化传媒公司,从事文艺演出策划、户外广告、民族礼仪服务等。这些做法抓住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应该有效益。我的堂妹夫额尔敦参与的那个牧民婚庆队估计是其中之一。

    中年人和身体尚好的老年人还会为家庭创造收入,或者做一些看孩子、做饭等家务活儿,既帮衬儿孙后代,也以此体现自己的价值,获得无愧于心的尊严感。但是在城里如何让中老年人避开晒太阳、捡垃圾的命运?像额尔敦家一样在小镇上养羊,像宝音一样在城里做奶食,以及发展绣活、唱歌等传统生计,看来还不错。踏实做事情,做会做的事情,这就是文化嫁接吧。

    阿斯哈村谚语说人老没坐处,皮袄烂了没放处,这往往成为老人自嘲的话语。不过还有一句现代名言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中老年人,得让他们的城镇生活再获活力,而不能只是让他们等着吃饭睡觉。这可谓规避文化安乐死陷阱。

    值得欣慰的是,宝音自己虽然是小学文化,却把孩子们培养得都有较高文化,为他们今后的城市生活奠定了基础。巴音的孩子也有在东胜工作的。巴代的孩子据说也在大企业找到了比较稳定的岗位。以后就看娃娃们的造化了。

    看来,进城不仅仅是地理方位的变换,更是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多因素的综合性作用结果,不是简单事情,绝不是朝夕之间能达成的。

    来源:弓生淖尔布著《双头马骑士--阿斯哈牧人的城市化感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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