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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在地方文明史中真诚地挖掘马恩的新史观
201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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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衢州:在地方文明史中重新认知人与自然》一文的补充。研究文明史,再也不能离开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而游荡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幽灵了。生态文明在习近平的有中国特的 社会主义时代已上升到举国之力的战略层面!基于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的地方文明史研究太阳正当头!尽管在任何一种早期文明形态及期发展的历史中,都有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认知,但 是,从来没有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严肃命题。无论是1887年美国摩尔根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的《古代社会》,还是1934-1961年间英国汤因比12卷的《历史研究》都难以摆脱历史观的局限。长 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仅仅是三个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人们可以读到,国内的从“巴黎手稿”(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到“伦敦手稿”(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而远离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大部头论著以及车载斗量的学术论文。按照陈家宽,李琴的说法,学术界对马克思主 义自然观的认识还刚刚开始(《生态文明》陈家宽,李琴,重庆出版社,2014年6月,第7页)。本书的标题隐含着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中去寻找地方文明史的钥匙,而是沿着马克思恩 格斯的足迹去开拓创新。这里,从“巴黎手稿”与“伦敦手稿”说开去。

    先说“巴黎手稿”。手稿中所阐发的马克思的异化观对其思想的后继者影响甚深。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天1932年发表以来,引发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受到20世纪学 者们的普遍关注,不论赞同者还是质疑者都很重视这一文本。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在中国出现“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等重大理论事件。笔者身在村野,不可能从原始文献资料的 视角对“巴黎手稿”深究的,也只能从国内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去厘清“路线图。”从时点上考察,马克思1843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继续研究历史,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史。在这一研究 中,他虽然没有完成写作《国民公会史》的计划,但它和克罗纳赫的历史研究一起,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著作的摘录和评论,被称作《巴黎笔记》,另一方面是他自己写的著作,被称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这一著作,并不只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是想发表但由于种种 原因没能发表,以至接近90年之后才公开问世。在今天看来,“巴黎手稿”以其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全面制定唯物史观——新历史观 的最初努力,是唯物史观——新历史观的理论体系的雏形,也是马克思主义以比较完整的体系首次出现。唯物史观——新历史观的形成从提出人的异化和复归的思想开始,包括实践、生产方 式范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社会形态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个人和社会的辩证法等一系列范畴和原理的形成过程。当然,不应忘记还 有人和自然关系辩证法。

    从学理上考察,唯物史观——新历史观的创立,除去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源,还有其自然科学基础。这方面的内容为人们熟知,在此不多说。需要指出的是,唯物史观——新历史观在19世 纪40年代形成。人们习惯说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19世纪30年代 ,由德国的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提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可以说是多人研究的结果,1842年,德国的青年 医生迈尔写成了他的第一篇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论文:《论无机自然界的力》; 1847年,英国酿酒商焦耳、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分别发表各自有关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讲演或论文 ;不过,焦耳被认为是最先用科学实验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人,但 焦耳和赫尔姆霍茨也承认迈尔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优先权,1953年,威廉·汤姆生帮助焦耳终于完成了关于能 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精确表述,至此,能量转化和能量守恒定律宣告得到公认;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阐述了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生物进化理论,给神 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只有细胞学说在它之前,能量转化和能量守恒定律与它几乎同时,生物进化理论在它之后。应当是从康德提出的“星云假说”开始,到19世纪初期自然科学 的一系列的新发现,如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说,地质学关于地层相继形成的理论,无机化学制造实验,生物学领域中广泛的新成就等等,证明了整个自然界“是在永恒的流动循环 中运动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1-4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只有这些,才为唯物史观——新历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在“ 巴黎手稿”中是有丰富的人和自然关系辩证法内容的。但查阅读国内1980年代以及新近的“巴黎手稿”研究成果,人和自然关系辩证法仍然是一个弱项(可参阅《一个新历史观的足迹》,孟 庆仁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10月,以及《“巴黎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历史地位》,聂锦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2月)。

    下面再来看“伦敦手稿”(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与“巴黎手稿”一样,都是1979年才出中译本。“伦敦手稿”集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下两册中。这 部手稿是马克思1849年侨居伦敦以后对政治经济学进行近十年系统研究的成果总结。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未来的共产主 义社会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由特殊上升到一般,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 的科学研究,是循着一般——特殊——一般的程序进行的。他的第一步是从哲学出发,提出认识社会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唯物史观——新历史观。第二步,从哲学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把 唯物史观——新历史观的一般原理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殊对象上,揭示其矛盾及其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运动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有双重意图:首先为无产阶级的革命 实践提供理论武器;其次,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进一步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突破口,从这里找到一把解开社会之迷的钥匙。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论分析之后,马克思还有 一个第三步的设想:从政治经济学扩展到理论社会学,由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的科学研究上升到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各种具体形态及其运动过程的科学研究,最后揭示出人类社会 发展过程的客观逻辑,把社会过程作为一个被思维把握了的过程从思维上再现出来。只有完成了这一步,人类社会的理论体系才能全部建立起来。“伦敦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意图的迹 象是很多的。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他创立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只完成了研究计划的前两步,没来得及完成第三步。留给后人的理论成果,如同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悼词中所说的那样,主要是 唯物史观——新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即一方面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白酒观点,另一方面是关于一个特殊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义经济学理论。介于这两大理论成果之间 的一个中间环节——理论社会学,或如恩格斯所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理论上的空白。“伦敦手稿”中为理论社会学所作的大量准备就成了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理论遗产。1980年代 ,理论界头一个重大难题是,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如何有机统一的?许多学者就从“伦敦手稿”寻找突破口的。他们的结论就是:在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中对应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 会、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可参阅《社会发展三形态》,刘佑成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若从方法论入手,“巴黎手稿”与“伦敦手稿”是相通的。两部手稿都从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入手,都将社会形态划分三大阶段:“巴黎手稿”划分为没有人的异化的阶段、产生人 的异化和异化发展阶段、人的复归阶段;“伦敦手稿”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方法都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1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的思维方式。关于人类社会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的“伦敦手稿”在《资本论》中表述为在原始共主义社会里,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是统一的,这是“原 有统一”。这种统一是统一的一种“幼稚的形式”,“不适合于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因此,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分离就成为必然的了。这一分离过程,从私有制一产生就开始了。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这种分离发展到了极端,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因此,在资本创造物质的基础上,通过工人阶级和社会革命,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原有统一”就 能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465-466页)。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一个大圆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原有统一”—— 分离以及随着分离 出现的社会生产力巨大的发展——“原有统一”在此基础之上的复归。用眼下的术语,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三极放大进化发展。

    若着眼于文本,可以证明国内曾经有过一个理论贫乏的时代。在一个声称理论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大国,几乎从延安时代起,一本“《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 党人,而直到1979年“巴黎手稿”与“伦敦手稿”才翻译出版。也许,此前只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两部手稿 “理论务虚会派”、“异化派”们 的理论武器,也促成了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在中国出现“异化和人道主义”论争等重大理论事件。所幸,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已经不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形势了,特别 是在习近平的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人认为以下二点需要继续深化:

    ——按照马克思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一个大圆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的思维方式,重新评价中华民族宏大的复古潜流。

    孔子毕生的精力为“吾其为东周乎”——要把西周的制度传播到东方诸国来!老子对当时的社会多有指责,同时也指出了他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他所说的社会已经是有国的且能 够制作舟舆和兵器等手工业产品的时代。老子的理想社会,可以说相当于中国古代井田制的时期。井田制一向为中国过去的学者所心驰神往。井田制在夏代就有了,在西周变动较大。先秦诸 子的兴起,正是井田制经历了自商周到春秋由盛而衰在思想上的反映。老子主张不要走的太远!指责西周的礼乐制,强调前西周的古代生活的自然、无为一面。孔子的学说正相反,强调了西 周的礼乐制,认为政治和伦理都是关于个人行为的规范,没有什么不同,并认为伦理是政治的基础,他并没有把政治看成是超越伦理之上的权力。墨子主张背周道而用夏政。孟子虽然反对墨 子,但他言必称尧舜主张恢复井田,认为民重君轻。他们的思想虽各不相同,可是对于古代的憧憬却是一样的,也即有一个共同的“崇古”趋向,差距只在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法先王与法 后王。只有后出的法家主张向前看,但并没形成主流。法家的法,并不是要树立真正的法制,法从属于礼,把伦理等级差别提升成法制等级差别,加强了法的政治权力,就等于在实质上支持 了复古。直到今天,还少有人明白,令人心驰神往的先秦百家争鸣从老子开始反对“礼”的差别,到荀子(有不少人认为,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要人撑握规律,改造自然,达到人 定胜天的目的。实际并非如此。荀子这话不过说明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者”,是因为“人能群,牛马不能群”,而人之所以能群,是因为“人知礼义”,人能知礼守分,则 合一,合一则力多,“力多则强,强则胜物”。其意仍然认为“力”是“礼”的副产物,只要人民服从统治,生产也就上去了。他把法从属于礼,把伦理等级差别提升成法制等级差别。后来 ,虽然儒家定于一尊,而实际仍是王霸<法>杂用。从这一角度说,是荀子使先秦诸子经历了两百年的学术争鸣成为白废)“隆礼”,又肯定“礼”的差别,从而“消亡”了先秦诸子所信奉的 “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本”和“一”,已经出现的封建等级制度成了最高真理,于是为中华民族埋下了宏大的复古潜流(《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胡曲园,《复旦日报 》,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如果真正读懂马克思也在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画了一个大圆圈,那就会懂得我们的古人也在那里,立足生活着的“现时代”而艰难地企图画个大圆圈!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心理基础从这里可以得到合理的历史解释。中华民族宏大的复古潜流是需要人们按三极放大进化发展思路重新思考的。

    第二,既要解决人总是被遮蔽的问题,又要解决人被无限抬高的问题。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历史观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革命和个人发展理论。其中社会结构理论是基础,社会革命理论是核心,个人发展理论既是目的地又是出发点。在 马克思那里,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代社会中的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人被遮蔽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存在的。个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个人的解 放既要以摆脱人与人关系的自然束缚的社会化过程为前提,又要通过全人类共同克服社会力量的异己统治来实现。在这一点上,人类解放是个人解放的途径。而人被无限抬高的问题在马克思 那里也是不存在的。人被遮蔽与人被无限抬高都是后人的添加。人被遮蔽源在“自然先在论”与“客体优先论”。“自然先在论”主要是从世界观意义上说的,即归根到底,最终把与人和人 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在自然(或原生自然)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结果,人的地位不见了。“客体优先论”主要是从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上说的,把物质第一性等同于客体第 一性,忽视人实践地位及价值因人而异的事实(人被遮蔽问题,可参阅《“巴黎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历史地位》,聂锦芳编,第284-2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2月)。人被无 限抬高却源在“人类中心主义”与“主体优先论”。以人类中心为中心的自然观是近代人类发展史上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有儒家提出“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 之灵”( 引自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一,《泰誓上》)。中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自然为人而存在的观念根深蒂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还继承了这一观念。在以人类中心为中心的自然观支 配下,主张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处于自然界的中心位置;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世界万物都是人类的资源,人是宇宙的主人,处于世界万物构成的金字塔顶,世界万物都服从于人,大自然是 上帝馈赠给人类享用的物品;人类的价值观以好和坏,善和恶评判自然万物,人们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和认识世界。以人类中心为中心的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地 ,围绕人的需求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从敬畏和顺从自然走向对抗和征服自然就是从近代开始的。“主体优先论”是“客体优先论”的另一极端,只讲人的能动性,是唯心主义。在“巴 黎手稿”中,马克思先驱地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还先驱地提出人化自然的概念,指明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来达到自己与 自然界的统一,同时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问题。恩格斯在1880年1月—3月间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终于成为自 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不到人总是被 遮蔽以及人被无限抬高的问题。解决的方向是突破“主体优先论”或“客体优先论”,将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结构与人的行为表现结构关系,置于一切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是以人的活动为媒 介的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双向性自我同一基础上,并把以人的活动为媒介的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双向性自我同一的世界看成是万事万物存在的世界的一个特例。马克思恩格斯本来意义的自然的主 人、社会的主人、自身的主人是有程序和边界的!?也只有在这个程序和边界中,才能真正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发展和解放。

    上述二个深化方向,是地方文明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地方文明史也有各自特定的时空、程序和边界。实事求是地定位今人对自然观的深度和广度,借用科学史术语,尚处于简单性 科学的自然观状态,还没有达到关联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科学革命的、超越西方还原论并使科学出现整体的历史大转折的复杂性科学的自然观地步。整体上处于一种浅生态主义的境界,还没 有达到深生态主义的地步。在这一点上地方文明史研究就大有回旋的余地(参阅孙万鹏《灰熵论》,第48-51页)。另,整个人类社会大体上走过了冲突文明时期,现正处在解构文明时期,也 在艰难地企图画个大圆圈!?所谓冲突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二元对立”,并以“一方压倒一方”的交替动力为基本特征。这种对立并非二元论,而是二元论与一元论的对立与冲突。思维方式 属于非此即彼的确定性思维方式——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强调适者生存,“一方压倒一方”的优胜劣汰。解构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二元对立”解构,并以无数动力或无动力为基本特征。属于 “亦此亦彼” 的不确定性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我们追寻的当然是二元互补和谐的并非“一方压倒一方”的双向动力的新文明。这种新文明也是对冲突文明与解构文明精华部分 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他们的不足部分的扬弃和提高。在这一点上地方文明史研究结合地方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开拓,更是大有作为的。方法只能是真诚地挖掘马恩的新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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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文明史研究结合地方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开拓,更是大有作为的。方法只能是真诚地挖掘马恩的新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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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
    2018/11/6 18:05:33
  • 既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中去寻找地方文明史的钥匙”,更要“沿着马克思恩 格斯的足迹去开拓创新”。
    2018/11/6 18:03:04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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