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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逻辑为社会科学解咒
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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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经济学这个不必再扯了》回应三

    内容提要:社会科学尽管也号称“科学”,但存在一个难以解除的咒,那就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观点、身份、利益,会不可避免地渗入并干扰研究本身,极端的甚至“屁股决定脑袋”。“我”逻辑单刀直入,从“我”开始并紧扣“我”,实现了把所有人无区别地整合到同一个命题,从而为社会科学解咒,进而把哲学社会科学升华为科学性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还高于自然科学的科学。

    中国学界缺乏忏悔精神

    一老友读完《二百多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白干了》,建议某抓住“白干了”再写阐释文章,光喊口号不成,要让人们真正明白所以然。某答复:这绝对不只是口号,道理已尽在其中,只是您没有相信而已。您之所以还没有相信,原因不在于论证复杂繁琐,而恰恰是对“扯”文的回应中已强调过的,这里的道理简单--太简单--最简单--最最简单,是简单得您还没有相信!也就是注目礼理论用“我”逻辑取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依赖的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只是个抽象说法,必须落实到一个具体人格--“我”。

    俗话说得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就一个“我”逻辑,不仅足以动摇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实际上也足以动摇近现代以来整个西方思想的根基,因为这一点的的确确是最最根基的。主流学界如果讲良知,懂得学术的逻辑结构,应该马上回家去忏悔并烧书。朋友以为某开玩笑,某提醒他严肃点,因为殷鉴不远,并言及在最初的注目礼正式论文《经济学的“范式”革命:从“经济人”到“注目礼人”》中曾引用的一段科学史话:1902年,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的伯兰特·罗素提出“集合论悖论”,数学界一下子陷入手忙脚乱。当是时也,数理逻辑学家弗雷格十二年的心血之作《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二卷正在付印之中,他不得不急急忙忙地在书的末尾郑重申明:“对一名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难堪的事了,即在他的工作刚刚完成时,突然发现它的基石跨掉了,罗素先生的一封信,把我置于这种境地。”另一位叫狄德金的数学家则干脆把《连续性与无理数》第三版付印稿一休了之,狄德金表示,集合论悖论使该书变成一篇接一篇的“废话”。这难道不是忏悔并烧书吗?也正因为这一点,某觉得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有点不是无知,就是无耻,抑或无知加无耻。

    社会科学为什么会被认为有“阶级性”

    但该朋友还是坚持某再写阐释文章,认为“我”逻辑的简单目前只是某的自我感觉,外人还没有认识到这里的简单。这倒符合一注目礼概念的重要演绎含义之一:“我是什么”固然重要,但“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也很重要,有时候更加重要。某的风格有时候还真太“春秋”,也应该多多阐释,于是就把注目礼书中曾提及的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难题拣出来再啰嗦几句。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尽管也号称“科学”,但与自然科学并非一个科学量级,它存在一个难以解除的咒,那就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观点、身份、利益,乃至别的种种先验性东西,会不可避免地渗入并干扰研究本身,从而导致研究失准,极端的甚至“屁股决定脑袋”,乃至阴谋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盛行。马克思干脆快刀斩乱麻,不仅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的“阶级性”,而且直接否认社会科学的“普遍性真理”,曾写道:“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即是说,普遍性真理都是描绘出来的,就像广告,都把自己代言的商品说成男女不限、老少咸宜、全世界最好。这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如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客观外在的,虽然也有量子测不准现象,但物理学迄今应该还是原则承认客观外在的世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存在统治阶级的物理学与被统治阶级的物理学,就一个物理学。不像前苏联的李森科那样,认为存在什么某一阶级的自然科学,以至把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

    社会科学的咒:不能够自我解释

    阶级性社会科学可能有点上纲上线,但社会科学存在难以解除的咒,这应该是真实不虚的,背后正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自我解释;社会科学之所以被套上阶级性甚至阴谋论的套,症结也就在于不能够自我解释。从一个小幽默讲起吧:

    一个忏悔者来到教堂,对神父说:“神父,我错了。”

    神父说:“只要你认错,主一定会原谅的。”

    忏悔者说:“我偷了一个人的自行车,现在我要把它交给您。”

    神父说:“不!不要给我,把它还给失主。”

    忏悔者说:“我已经问过他了,可是他不要。”

    神父说:“那你就收下吧。”

    下班后,神父发现他停在后院的自行车不见了!

    神父万万没想到,忏悔者说的和偷的就是他本人--“我”--的自行车。小故事或许虚构,但类似的现象真实而普遍,在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时,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我”自己排除在外。这不只是生活经验,正属于最基本的逻辑,即:任何形式理论都能够解释它可以解释的一切,但绝不能解释自身,作为自身的“我”被该形式理论自动排除在外。这是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在1931年论证的,乃所谓“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但事实上,自我解释的难题早已被发现,古希腊就有“说谎者悖论”,在哥德尔之前,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伯兰特·罗素于1902年即提出“集合论悖论”--为避免没必要的“数学味”,且借用理发师难题来表意:

    有位男理发师,擅刮胡子,细致利索,门庭若市,但并非所有男士都能做他的“上帝”,他给且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这并非他有意识扩大生意,搞一揽子包刮,而是他无意识的癖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嘛!有趣的是,古怪的事儿发生了,理发师为不为自己刮胡子呢?如果为自己刮胡子,那他就不能为自己刮胡子,因为他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如果不为自己刮胡子,那他就能为自己刮胡子,因为他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左右为难,理发师对自己的胡子无可奈何。

    理发师之所以对自己的胡子陷入两难处境,剪不断,理还乱,即因为对“上帝”的要求--给且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在逻辑上涉及自身,一旦涉及自身,解释即陷入困境。这其实是且只是个常识,形式理论必定使用假设,并依赖于假设,也就是必定把“我”自己排除在外,它怎么可能解释自我呢?但科学性是理论的生命所在,如何避免理论一方面不得不使用假设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解释自我的困境呢?不妨直接将“我”就“我”,干脆从“我”出发,阳谋之--如此一开诚布公,时刻提醒“我”之界线,不能说已是最终的自我解释,但至少已为自我解释大大减压。

    “我”: 把所有人整合到一个命题

    这正是注目礼理论的独特之处,老老实实从“我”开始,并紧扣“我”,构成一部“我”的演义:从“我”步入社会跟别人打交道,到“我”以力服别人,到“我”以理养别人,到第三者插足,到“我”以理养大别人和第三者,到三足鼎立,到“我”领导三角,到能混能圆,到窝里斗,到“我”以理养众,到创建组织,到宏观窝里斗,到“我”以起义组织消灭起哄组织,到一统天下,到“我”解散组织,到还天下于天下,自由民主化,以至于最后“我”君临天下,赞天地之化育。

    更重要的是,注目礼理论最后的确实现了自我解释。这并不在意料之外,“我”首先是一个具体人格,但“我”也存在每个人的心底,“我”是每一个人的“我”。即是说,注目礼理论从“我”出发并紧扣“我”,实际上完成了把所有人无区别地整合到同一个命题,从而为社会科学解咒。《共产党宣言》有句话叫“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可能不上对自由主义的严格定义,但的确表达出自由主义的精髓。可怎么证明?如何把“每个人”和“一切人”同时放到一个命题中进行论证呢?别无他途,唯有“我”!可以讲,注目礼理论的“我”逻辑真正把哲学社会科学升华成了科学--科学性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还高于自然科学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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