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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来到宋朝倒下的地方(下):文明基石
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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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终于走到决定命运的最华彩的一章。

    两个重点。我们的文明从哪里获得前进的力量,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导航定位。在当下历史时期涉及命运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连年的宋夏战争消耗着北宋国力却无甚建树。结果中国与西欧一样,河西走廊的传统贸易通道被亚洲的奥斯曼截断了。

    北宋熙宁年间,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由王韶主持,宋朝先后收复了宕、叠、洮、岷、河、临(熙)六州,使西夏腹背受敌,史称“熙和开边”。

    元丰四年(1081),王安石的时代已经过去,西夏梁太后(也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囚禁夏惠宗秉常,导致内乱。宋神宗认为攻占西夏良机来了,正好检验变法成果。于是集结三十万军队、二十万民夫,分五路进发,史称“元丰五路伐夏”。

    八月底出征,随着一路捷报,宋军来到决定西夏国运的灵州城下。时间也到了十一月,宋军补给加长,伤、病、冻,减员巨大。像不像元首的巴巴罗萨计划?结果十八天的灵州围城战,成了五路伐夏的莫斯科保卫战。

    有人总结到:两宋三百二十年,自从开宝九年赵匡胤离奇去世,征伐北汉无疾而终起,战争的梦魇仿佛笼罩了宋朝的军队。此后,凡赌国运之大战,皆是先胜后败,无一例外。

    灵州战报传到开封,神宗一个人在深宫中徘徊整夜。变法十余年举倾国之力发动战争,积蓄的兵力、财力、士气,顷刻化作云烟。

    还没完。宋军败退了,但到底是大国。战争主要在敌境,西夏元气大伤。元丰五年(1082年),给事中徐禧在永乐川筑永乐城(今宁夏境内)。西夏梁氏派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等,遣军三十万兵围永乐城,截断了流经城中的水源。沈括(号称人类文明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科学家,第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第三个是牛顿)以及李宪等人的救兵受阻。夏军终攻破永乐城。永乐城成了神宗的斯大林格勒。我是两句扯完了,中间过程让人嗟叹,终局很惨烈。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网上搜来看。

    又是一个深夜,宋神宗一直在黑暗的皇宫深处等待着,直到战报传来——一战死难二十余万。是夜,宋神宗绕床苦郁,整夜不眠。第二天,在朝堂之上说及此事,宋神宗放声大哭,无法自抑。他的健康也随着光复西北打通商路的希望一齐崩溃了。

    元丰七年(1084),神宗三十六岁,却离最后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这时《资治通鉴》也已完成。这部书耗时19年,共294卷300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6个朝代1362年,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这是司马光的荣耀,也是宋朝文明的象征。遗憾也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堪称文明巅峰的时代,国家却没有成就相应的霸业与种种文明印记匹配。

    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五路伐夏中表现相当精彩的沈括(这学霸,看不出来吧)、砸缸的司马光、“唐宋八大家”五人之师的超级伯乐欧阳修、先天下之忧的范仲淹、中流砥柱寇准、面涅将军狄青、雄放豪迈的苏东坡、流行词人柳永……这个时代群星璀璨,死得还是非常绚烂的。

    这是一些西北战况,我们可以一督当时的军事功业。再说商业,那就斐然了。

    我们拿后世王朝来对比。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最高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南宋的二十五分之一,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宋朝的财政收入巨大,并没有对人民形成太沉重的负担。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大型帝国朝代之一。另一个是时间很短的西晋。

    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可以比较一下,万历年间明神宗以“矿税”为名目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注:我得承认这些数据都是我搬砖搬来的。1两白银 = 1000文钱 = 1贯)

    这就是一个耸立在东亚的文明巅峰。她本可以站在中国史书中,近代的鳌头。可为什么面对蛮族挑战,命运就急转直下了?

    二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打破的旧东西是什么?清扫的旧势力是什么?贵族阶层、武士阶层。西欧在骑士阶层没落、封建领主破产之后自然就迎来了新时代。日本是也武士阶层和其上的幕府政权。从1609年,腓力三世和荷兰共和国签订《十二年休战协定》,尼德兰革命在北方获得完全的胜利。到1688年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再到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历史在西欧的推进,基本上是每百年引爆一颗核弹的速度。

    对比中国,我们在宋朝的时候进入平民社会,唐之后,武士、贵族以及在这之上建立的割据藩镇让位于文官系统。而这时的北宋才十一世纪。中国为了维稳,选择了财政、民政、军队、监察几条线的权力分立,这是超越欧洲几百年的现代文官系统的雏形。依靠富饶的土地(才能供养新增的官员和军队),皇帝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助力下牢牢掌握着官僚体系,加强了集权体制。超越时代的成就并没有助力中国更上一层楼,反而帮助皇权形成对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制约。

    西方形成了商业——市民——议会——反哺商业的政治经济循环。而中国则是土地——地主乡绅——科举——官场退休告老还乡的循环。前者周期短,后者周期长。前者依托实在的生产、经济,后者仰赖风调雨顺,匍匐于虚伪原始的道德。

    ——我们点错了科技树。

    我们以儒家道德为基石发展的文明,方向走岔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我们才改道。并不是改道就完了,下个岔路口我们该作何选择?还错个一千年,历史还会给中国一个千年那么长的机会,让你猛回头吗?所以——文明正确进步的基石是什么?我们文明的导航系统是什么。才能以此判断,我们如何选择,并且前进得怎么样。

    为什么西欧就走对了?为什么日本转身比我们容易呢?

    政治立足点

    让我们回到宋朝遇到的问题。首先是认识。你怎么认识你遇到的麻烦。所有人都认为大宋要处理的是财政问题。王安石就是这么入手的。而司马光也是这么反驳的——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看看下面针尖和麦芒的辩论。

    王安石说:“财政用度不足,是朝廷没有找到善理财之人。”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回答表示不屑,所谓善理财之人,不过是聚敛之臣,只会盘剥百姓(“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到时候民不聊生,相聚为盗,“岂国之利?”司马光在这里暗用汉武帝的老段子。刘彻为应付对匈奴作战的庞大军费开支,任用商人出身的桑头弘为“财长”,实施了几项经济改革,比如禁私铸钱,盐铁专卖等,将民财盘剥殆尽,从而始国内矛盾逐渐激化,起义、骚乱层出不穷。

    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估计是火了,“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乃桑羊弘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岂可据以为实?”王安石顾左右而言他。

    不知各位看官怎么看?就当时来说,结果有点搞笑。照道理,这一轮辩争,司马光胜出,神宗也认为司马光言之有理,“朕意亦与光同。”只是在第二天尔英殿进读之后,神宗独留王安石秘谈。不几日,王出任参知政事。神宗的心思已然偏向王安石。

    呵呵。我们需要记住,皇帝老儿什么道理都是表面文章,拿着钱才实在。

    王安石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可是他和政敌们到底还是一个层次的人。司马光说差钱就节约点。这是典型的经典时代之前的思维。这是对财富的无知。他错在哪里?首先天生财货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总数。自然界的原材料这么说都非常勉强。比如每年降雨只有这么一点,这是对的。但你的灌溉技术、节水技术提高,那么能有效利用的水量、效果就有巨大变化。而国策如何有效鼓励居民参与劳动,这导致后面的社会财富相差巨大。其次,一片卫生巾在男人那里没用,在女人那里就有大用。这是说资源合理配置可以使交易对手都增加财富。

    显然,辩论双方都没有现代经济意识。而王安石强调的“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一种无声拔毛术。本质就是垄断自然资源向市场征税。王安石和宋神宗准备干笔大买卖,那就是,怎么把富户的钱弄到国库里来。而当时没有人去想,有钱人、生产的组织者,他们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是什么。或许他们凭着手中的权力,笃定的相信——金字塔顶端的权力者就应该是最有钱的。

    差钱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钱只是商品的一种,繁荣的市面,绝不是差“钱”,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个农业帝国如何从新兴的繁荣的商业中收税。国家如何建立信用,并向市场注入信用,这才是关键!

    表面上这是现代经济的认识,但这句话隐藏着超越现代经济的治国理财之法。真要超越,需要在王安石的方向上迈一大步——到底还是王安石的方向是对的。但王安石差了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一个东西,我们以后讲(就下一篇)。

    当西欧封建君主一个个跪倒在资本的石榴裙下时,中国的王朝依靠控制的资源和武力,一直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不是市场、货币主导资源流通分配,而是权力主导。这也是历来的中国特色了。

    为什么周代固守等级,孔子维护礼乐维护的是什么?现代人的意识中,我是总裁,我也可以穿打补丁的衣服(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的)。下级要豪华就让他豪华了,有什么关系?很有关系!放在古代,下级的权力野心都还只是其次。真正的要害是,着装、出行、下葬的差别,这体现的是,财富按权力分配的等级制度。而这是资本不干的。中国为什么守着长长的海岸线也没有与国家体量匹配的大规模航海(郑和船队的历次总吨位和总人数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总数比差太远)?在财富按权力分配的等级制度下,资本没有办法参与利益分配。

    有人说有,比如胡雪岩。那人家是顶着一顶官帽的。没有独立的阶层意识,而是依附权力的“奴商”,按权力的逻辑行事,而不是按商业的逻辑。

    时代的巨浪之前,东西方文明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从商业中获取利益。涉及两个方面。如何建立分配机制,从而带动贸易流通?如何促进制造业生产,形成财富增加的正反馈循环?最终目的是如何使自己富强。

    西班牙女王选择了与哥伦布合作。这在中国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君王怎么与平民(还是个外国人,是不是有点像战国和唐的大气量)达成协议?看看秦始皇与徐福。怎么信任,怎么分利?在权力这边,权力思考的还不是怎么分利的事,而是你在海上我管不了你,体现不了权力的事我不干。中国用孝来比喻忠,而统治也是家长式的。于是没有平等的对话。

    英明的女王与我们的幸运儿签订了“圣塔菲协定”。两个为各自负责的成年人,相信一个理论中的,现实还看不见的猜想,并愿意为此下注。或许你说始皇帝也相信徐福的理论。大不一样。徐福之前,他本能的愿意相信长生不老。而当时没有几个正常人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们是从逻辑出发用理智决断的。始皇帝跟病急乱投医的大妈并没有本质区别。

    我们将这个改变人类命运的协议其中重要的两条摘录如下:

    “海洋的领主陛下从此赐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唐’的贵族封号,委任他为所发现的海岛和大陆的司令,在他逝世之后,这个封号和属于他的所有权力将由他的继承人继承……哥伦布被封为所发现和夺得海岛和大陆的总督,为了管辖每片发现土地,有权选出管理者……”

    “所有的交易商品,无论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香料或其他货物……凡在司令管辖区内购买、交易、发现或夺得的,他都有权得到十分之一的利润……其余十分之九的则应呈献给陛下。”

    此外,哥伦布还得到了与司令职务相符的薪俸,以及处理与此相联系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权力。就这样,哥伦布这朵意大利奇葩花落西班牙。我们的脑洞先驱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而西班牙也借着哥伦布踏上了美洲新大陆——想象力将这些欧洲的野蛮人带入了文明时代的大门。1492年10月11日晚上10点钟,发现了世界另一面的篝火……这一天历史被想象力推动!

    于是第一次分野出现了。葡、西、荷绕了半个地球抵达了澳门、台湾,而不是中华帝国的片帆抵达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鹿特丹。从这里开始,他们超越了我们整整一个时代。西方已经进入新时代的大门,而我们还暖风熏得游人醉,哪里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

    三

    宋朝少的可不仅仅是协议。

    都觉得宋朝海外贸易发达。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亿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亿贯或更多。

    我们出口瓷器丝绸……那么我们看看进口什么——大部分是香药珠宝等奢侈品!由于统治阶级对海外进口物品实行严格管制,乳香等香药为政府专卖物资,由市舶司全部收购。我们消耗人力、开采瓷石、伐木烧窑、造船,完了弄一波奢侈品回来……

    是谁?什么机制?在推动海外贸易行为,权势者才能买那么多奢侈品,他们的购买力哪里来的?中央集权牢不可破的由上而下的财富分配方式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北宋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如果让老百姓拥有购买力,决定进口什么商品——比如玻璃。

    我们知道一个孩子的成长,在于他的眼界,他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望远镜、显微镜,实验需要的玻璃器皿。这些都是玻璃、石英制造的。宋朝一副眼镜价值一匹马。如果玻璃制品价格降低,我们就可以把它用在更多地方,那么我们的文明,其成长路径会不会有其他变化呢?历史不容假设,历史只能惋惜——

    对比西方,非美的黄金白银,亚洲的香料。前者是资本,后者是食物必不可少的调料。这些商品进入经济体后都起到立即使社会财富增加的作用。这些商品是应民众的需要跨海而来。这是老百姓的贸易,老百姓的航海事业!

    中国古代被控制的社会、于垄断的贸易之下,社会财富的流逝换来的是勋贵的荣华与底层平民的日夜劳作。随着贸易,宋朝铜币的外流、财富外流,它没有起到鼓励生产火器、铁质兵器,以抵御并开拓蛮荒的作用。它生产的瓷器、织物换来奢侈品相当于什么呢——埃及金字塔——加强了平民心中有地位的人的地位。

    市民阶层是怎么形成的?

    西葡两国并没有做到最好。他们的王室也喜欢奢侈品。大量黄金白银并没有用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而是在频繁的战争中消耗。手握购买力大量向其他国家采购,结果促进了英法的工场手工业。1543年西班牙国王得到一笔嫁妆,荷兰统治权。连年与法国作战使得菲利普二世把手伸向了荷兰人的口袋。1566年,在金钱利益与宗教信仰的矛盾交织下,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史称尼德兰革命。1609年,腓力三世和荷兰共和国签订《十二年休战协定》,西班牙组装好马车,把下一棒交到荷兰人手里。老大总是愿意义务鉴定下一代老大的含金量。

    随着贸易利益、贵金属在欧洲扩散,资本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市民阶层。第一有钱。因为城市、因为非农业的生产而有钱。宋元有了戏剧,这就是市民有钱之后的文化产业。第二就有点难度了,政治意识。荷兰人觉得贵族没把城市治理好,这样影响我们生活、影响我们挣钱。于是他们凑钱买下了城市的治理权!!

    我给贵族交税,是官员统治我,给市政厅交税,也是官员管理我。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他们有意识:我花了钱就要见到效果。更重要的,贵族对他之上的贵族负责,对上帝负责。市政厅却是完完全全对市民负责的机构。这才真正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连续剧中,开天辟地最精彩的一回,迄今为止。

    对比中国,别说你想买自己的管理权,沈万三给皇家捐城墙、犒赏军队都会被弄死。感觉西欧的统治者政治意识太淡薄,中国统治者政治警惕性和素养一直棒棒哒。

    由此,资本之卵孵化出第一个国家——荷兰接下了历史的第二棒。历史坐上了马车夫的海船就根本停不下来了。金融引擎启动了。开始拥抱世界市场。

    自由市场来反应人们的欲望,来满足全人类的需要。

    没有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由老百姓来决定生产什么商品、流通什么商品。苏联要的是钢铁洪流,而老百姓要的是黄油面包。从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到最后八一九事件。一直如此。即使二战冷战生产武器,那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富。老百姓希望生产的,是自己能享用到的产品。不能直接享用,那也能出口创汇,换来自己想要的。

    但是一个超越市场的意志是始终存在的。那么将它安放何处呢?

    第一,老百姓有权力决定国家预算,我们有权力决定修水利设施、城市下水道比楼堂馆所要好。这是说,人民意志要参与国家意志。第二,国家意志应该提升人民意志。老百姓愿意买鞭炮也不愿意登月工程。所以,国家应该挤占市场中的低层次需求,并降低一些高级需要的门槛,以引导人民意志。具体说,如果国家免费让老百姓有饭吃,那么市场就不会有路边摊贩提供盒饭了。低级市场被国家意志挤占。提供免费教育产品,人们有了崇高理想和高层次生活的愿景。有了高级的需要,市场得到高级信号的刺激才能进一步发育。

    一步错步步错,但这些即使没有,别人先有了,我们觉得人家好跟着学也行啊。可是我们觉得人家好也学着困难。但是日本就学着容易。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

    我们接着讲。1688年11月,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自由议会邀请荷兰的威廉三世登陆英国。这又是一次交接棒。

    荷兰在农业薄弱、统治薄弱、商业发达的土地上,使人类文明率先上了一步台阶。而在传统的、君权强大的国家,英国交了一份完美答卷。从这里开始,这就是一次决定性的中西分野了。如果说荷兰有她的独特性,而英国的变革则意味着其他国家也能。

    插一句,你看这趋势。伊比利亚(葡西)是大部分环海的半岛,走亚非拉,她是最短航线的起点,海岸线4964公里(西班牙);荷兰是水网密布,靠海靠河口吃饭,但是国小,作为一个大国的辉煌时期也很短暂;英国任何一个位置离海不超过120公里,海岸线12429公里,但是1603年她才和苏格兰实行王位联合模式,还是各自独立,而直到1707年才开始正式合并,所以,除去苏格兰、北爱等地方与西班牙差不多;法国海岸线3427公里,还被分割成两部分,农业发达中央集权比较强大;德国海岸线最短也被分割成两部分;俄国在成长期一直在寻找出海口。与海洋的联系度决定了文明的爆发次序。

    按教科书的说法是“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西方议会制,让民众对政权百年一选(改朝换代),变为四年一选。算上中期选举就更短了。民众成分较单一,述求集中,议会博弈成本就低。而这正是大中华难于办到的。

    这是人民述求与权力架构的对接。而我们并非在这方面没有发育的迹象。科举考试难道不是一种让平民参与权力的途径吗?事实上康梁就玩概念,说是中国古代就有民主之类。但实质性的东西是,西方的选举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的科举是方便皇权自上而下选拔。西方反应的更多是选举阶层(纳税者阶层)的愿望。中国反应的是皇帝的、道德的要求。中国特色的对接。

    我们应该注意到顺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有一些共有的特点。革命后建立了新政权,看似改天换地,实际上,议会本来就是旧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取代者就在原有结构的内部。我们这边内部取代那叫篡位,改朝换代者多是来自外部。我们的暴力革命主要功用是围绕龙椅抢班夺权。没有改变信号在政权机体内的传递路径。打破的是旧王朝腐败的机体而没有精神的提高,没有创造性的格局变化。

    西欧有议会国王的二元对立。曰本是幕府与天皇的二元对立。内部有博弈机制就容易发生变化。执权派是错的,那么反对派或许就是对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胜利者都是站在新生产力这边。反观中国,皇帝与代表士大夫的臣子共天下。在精神上和经济上他们都不对立。任何一方都没把自己的根伸向新生产力这边。因此也就不可能从他们自己内部诞生下一代权力主导者,于是只有激烈的社会动荡这一结局。

    日本政治二元,但又有不同。天皇、幕府都是守旧派。幕府本来比公家还相对进取。——不然怎么会由地方而据有中央权力——但是被德川家康压制的各地方势力寻求纷纷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军事技术帮助,与西方密切交流的同时天主教开始传入。于是德川家康作为佛教徒顺理成章的开始实行锁国政策。仅长崎一地对中国(利益和历史渊源)和荷兰(专注生意对传教并不积极)开放。

    国王抓不住新时代,议会抓住了。曰本是国王不抓,幕府也排斥,再下面的地方藩(地方武士阶层)想开放却也莫可奈何。为什么?武士阶层没能力将老百姓和新的生产方式组合在一起。没有这种强烈的需求,也没有能对抗家康锁国政策的能力。在黑船事件(反复发生的历史好比仙人指路,二战后曰本进入现代社会也是美国人领航)之后,曰本人看到了新生产力、社会新合作方式的威力。而地方强藩和公家看到的是倒幕的政治可能。于是,历史在这里合流。

    我们总结一下规律,首先你要在自己的体制内部有一个合适的反对派。在平时可以合作共生,在划时代的时候可以与之展开新生产力竞争。哪个政治力量与新生产力快速结合,那么大局就定了。自己发展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遵循着财政路径,外部刺激而建立的则有着政治二元结构,比如日本。而中国在体制内完全没有一个可与皇权博弈的结构,于是扩大范围再找,民族二元,于是满汉矛盾就成了民国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历史反动派,比如幕府,不也跟着抓住新兴生产力呢?舍不得剩饭。只要自己垄断国内权力,就有红利。而跟新生产力阶层嫁接一般有三个难处。第一理念冲突。儒家道德和商业理念。第二秩序冲突。翻译等聘用官僚和科举官僚。第三利益冲突,工商业对传统收入冲击。

    为什么满清无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首先你得是资产阶级,依靠资本和保护资本的那一套法理作为维生手段。但是掌握武力的满清不用这个办法,收税是她习惯的办法。其次,你光是挣着商业的钱也不行,你还要有阶级意识,提出本阶级的政治要求。也就是建立一个高效的循环,这样应对内外部状况的时候反应才跟得上。最后,由你那套游戏规则组合起来的治理架构能应付外部和内部的成本。

    从洋务运动到制宪会议,满清的统治者还是意识到需要应对时局做出改变。然而官办的企业效率低下,买办和官商各自依附于国外国内的主子,又提不出独立的政治主张。政治经济的路子都走不通。里里外外的角色都还是想倚仗着权力吃饭。

    庙堂之上者没有因为外部因素做出任何改变。满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并没有行动起来。二十年后圆明园被烧了,这才有些痛感。而洋务运动的反应——中体西用——仍然是为了固守传统。而民间的思潮,要等到甲午之后了。

    纵观欧洲近现代史,那就是罗曼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民族,向着文明的大门,一波波集团冲锋的结果。葡西开启的大航海、荷兰的政治经济创新、英国突破君权、法国的思想启蒙。一个个建立不朽功业的民族撞击着人类命运之钟。往前追述,还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都是神伴奏、神助攻。往后,花开两枝。走海路在北美生根发芽,走陆路从德国统一到俄国革命,最后是中国革命。

    历史大潮前赴后继的动力是什么,听听乌尔班二世的演说就明白了。东方的土地“遍地流乳与蜜”。参加十字军的人,死后直接升天堂。——利益与终极追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这是人自然的欲求,而最终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欧洲文明努力的大方向。总而言之,历史纪录的是人类进步的事业。

    五

    我们需要在市场上表达我们的述求!如果我们不表达,会如何?

    我们老百姓在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并没有充分表达我们的需求。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调动内需。我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产能。一个个的企业、生产单位就像一个个吸管,吸收着自然和人力资源。如果我们自己不吸,那是谁吸走了呢?生产听从货币信号调动——钱——外汇占款和派生存款。外汇是外国买家的信号,派生存款是谁能派生?原始货币和刚调动了一两次的高能货币。掌握这些货币的人,他们吸收了这个国家的气血,占用了我们社会的资源。谁离金融机构最近,谁就掌握高能货币。因此,我们这个社会也就是一个以金融权力为核心,以离这个核心远近为高低的等级社会。

    我们是生产力的一员,我们没有表达能力,我们就不是为自己在劳动,我们一直为地球上另一些人的幸福生活而劳动。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感到痛苦的原因。

    为什么有宝万之争?为什么一个保险公司对于人民的安居事业愿意孤注一掷?在以金融为等级的社会,聪明人追逐优良的金融资产。保险公司,还有什么比房地产更保险更硬的变现能力呢?他深知他的投资在和什么力量,在和谁挂钩——与一个国家的准货币发行机制挂钩!

    为什么是金融做主人,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动不了金融?因为我们的特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别人有资本家,我们有资本家,怎么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呢?因为我们的资本家不掌握最核心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控制金融体系,在控制国民经济,控制大局。我们既然靠着金融系统掌握国家权力,那么就轻易不敢在金融机构中有大动作。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理论陷井。

    看看今天《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养老、教育、医疗有望成为拉动内需“三架马车”。你们可以自己搜来看看。文章意思是现在内需拉不动,但是这几项支出增长很快,在贸易投资萎靡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指望新三架马车。

    网友是这么评论的:蛇打七寸点赞点赞点赞。专家号脉很准点赞。养老、教育、医疗是谁也躲不过的点赞。比房价更狠点赞点赞点赞。

    当然,也有网友是正面评论的:养老、教育、医疗这三架马车,都是惠民大工程!怎么样让它更规范,更务实,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人民才是最重要的。

    两个阶层的人两个态度。我看着心虚,我感到害怕。他们和老百姓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想法。难道真的走到老百姓的对立面了吗?

    各位朋友请看我之前的,宋朝系列插进来的两篇文章。一篇写教育,说国家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不是孤例啊——湖南一农村小学多名学生考个位数调查:贫困村留不住老师。都是最近的新闻,也可以搜来看看。一篇写医疗问题。一个时代就没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都是一个时代不同侧面。核心是什么,我再下一篇给大家细细说。而现在,我们要首先明明白白纳税,明明白白看到预算,清清楚楚的将我们的愿望表达出来。在我之前那篇《个税改革莫走向“忘恩负义”》中,隐晦中没有明说的核心就说的是这个。我们要明明白白的交税,并据此提出我们的要求!

    否则永远不会有生产芯片的企业,而是茅台、钢铁、水泥,还有你们必须的房子。

    中国暴露出各方面的问题,现实还不能让最广大的群众满意。要前进,必须是人民参与,中国的事情必须全中国人来商量。于是在主流理论全部僵死的情形下,一个问题摆在当今中国人面前——上层和下层的政治结合点在哪里?

    葡西荷是航海的国家,英法德是税收的国家,俄美中是生产的国家,而最近则是福利的国家。他们都是在解决各自时代最紧要、最关键的、给国家带来最大收益的问题。而福利国家的道路必然走向失败,已经在财政上表现出来了。福利解决的是劳动力在市场里最低保障的问题。而在市场里的所得,是市场地位决定的。在资本为王的时代,你怎么将劳动力在市场中的地位提高?你不顾这种冲突,用民主的的反应链条强行推动,其结果就是财政赤字。

    所以当下全世界的核心问题是,怎么合理的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有了地位的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才可能有保障。而这就是中国上下层的政治结合点——非劳动收入。

    为什么个税怎么收都不合适?企业里面劳动收入很好征税,但非劳动收入很难。资本阶层为什么那么有钱?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劳动收入。我们产能过剩,投资拉动经济以消化产能,结果投资建了更多产能。怎么落入这个循环的?劳动者缺乏非劳动收入。

    劳动者的非劳动收入从哪里来?西方从福利从税收来(税收还是收的市场地位低的钱,谁地位低——劳动者)的办法将会失败,应该从生产里来。由劳动者来支持国家发展生产、建立产能的欲望。而不是依靠货币来支持,这就摆脱了金融依赖。

    内亚格局不改变,明亡不过是宋代问题与路径的复刻——差钱、东北边患;精神格局不改变,崇祯高举道德大旗把王朝带向灭亡;东南资产阶层不建立商业逻辑的新的政治经济循环,而依附权力分配利益,于是把生民引向屠戮的窠臼。

    非劳动收入是改变我们每个人命运,改变整个国家命运,改变世界未来的机枢——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就是我们劳动者阶层的政治述求!

    后记

    写得好辛苦啊。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想,这时如果有朋友跟我聊一聊多好啊。我写的东西还是有不少朋友感觉惊艳的(应该不是奉承话)。如果有大家一起来参与思考的过程多好。不知道平台什么时候开回复功能,哪怕骂我的也好,不同意见价值高。

    想不出来就打会儿游戏,做一下拉伸运动,听歌散步都不错。最后是想到毛泽东才完成收尾。《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战》多么启发人的文章,多么对路的思维。毛主席是不是像我这样思考呢?他应该会点上一支烟,好模拟他试图拨开的历史迷雾吧。

    欢迎关注爱宗的脑洞食堂。这里有最狂野的脑洞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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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80后,重庆人,车工(机械制造业加工工人),信仰共产主义。为中国崛起而思考,为人类世界的思考是我的基本属性,是我挣不脱的枷锁,是我与生俱来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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