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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天与地
201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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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段修斌先生商榷

    段修斌先生为了回应笔者曹建明的《系统论与宇宙观》一文,专门写了一篇《中西文化中的‘天与地’》,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关于“天”与“地”的观点。

    由于当时笔者正好要外出打工,所以,没有及时地予以跟进讨论。

    现在,“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所以,免不了要他“拿了我的,就还回来;吃了我的,就吐回来”。

    段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地’一般指地球,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它则指的是“可见或可探测性物质”。

    段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都是先有‘天’后有‘地’。都是先研究‘天’,而后研究‘地’,由此才能正解‘阴阳’。

    不过,段先生并没有举例明说,中国古代文化中,何为‘天’。

    段先生认为:在“微波背景辐射”之前,宇宙便已经诞生、存在,但运用我们现在的仪器却探测不到,它属于“非可见或非可探测性”存在,而这种“非可见或非可探测性”存在,事实上就属于“天”。

    段先生还进一步以一张图表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天’与‘地’的概念。

    这张图表显示:“零”状态,就是无的状态,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状态;“天”状态,就是只有暗物质加暗能量,没有“地”、物质或天体的状态;‘天地合一’的状态,就是‘天’为暗能量,‘地’为暗物质和物质以及天体的状态。

    这张图表还表明:从“阴阳”的视角来说,“天”就为阴,“地”就为阳。从能量守恒的视角来说,“天”就为E+,“地”就为E-。而从数学的视角来说,“天”就为-1,“地”就为+1。段先生还进一步地解释:暗物质实质属于“天”,但它却属于宇宙之阳。相对于地、物质或天体,目前天文学的“天”,实质就是作为其存在与运动背景的宇宙时空。

    段先生在文章中反复指出:“从曹先生文章可以看出,其所反映出的问题,很明显属于运用西方的‘地或物质’思维在解析中国的传统科学文化。这并非先生的个案,而是我国整个科学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笔者曹建明,对段先生的这种思维深度感到钦佩,并且认为,先生的思考与笔者自己的思考,非常接近。

    但是,我们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在用西方思维解析中国文化。

    那么,到底是笔者曹建明,在用西方思维解析中国文化呢?还是段先生,在用西方思维解析中国文化呢?

    其实,西方思维有其科学、正确的一面,我们利用西方思维解决问题,原本无可厚非。

    但是,在西方思维遭遇瓶颈,需要有所突破的时候,重新检视我们中国文化,把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思维相结合,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问题是,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与本质是什么?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在以《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为基础所产生的《易经》之外,还有三个层次的、更为基础性的观念,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

    这三个层次的、更为基础性的观念就是:阴阳、道器、天地。

    阴和阳,是我们中国古人,主观上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道和器,是我们中国古人,认识到的客观世界的根本现象。天和地,则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于客观世界之根本现象的类比性表达。

    我们首先来说说“阴阳”。

    知道青蛙是怎么捕食昆虫的吗?

    青蛙只捕食运动中的昆虫。对于静止不动的昆虫,青蛙,根本就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静止性的东西,虽然进入了青蛙的视网膜中,青蛙却是对其没有感觉的。只有当静止的环境中出现了运动的目标,青蛙才会将相对静止与运动的二者,相互参照,然后,通过静止的环境判断出运动的目标,也通过运动的目标分辨出静止的环境。

    其实,我们人类,虽然比青蛙要高级一些,但是,感觉世界的基本原理,却是与青蛙完全相同的。

    虽然不一定是以动静为参照,但是,黑与白、上与下、远与近、大与小,我们总还是要,以相互有所比较的两个对立面为参照,才能够认识到,我们所想要认识的客观对象。

    没有白,我们就感觉不到黑;没有动,我们就感觉不到静;没有善,我们就感觉不到恶。

    由于我们观察事物,观察世界,是有目的的,所以,虽然同时具有相互参照的两个对立面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对它们的注意力,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古人,就将其中我们注意,或者引起我们注意的一面,定为“阳”;将其中我们不注意,或者不引起我们注意的一面,定为“阴”。

    “阴”,是山野之上有月亮;“阳”,是山野之上有太阳。这一阴一阳的两种现象,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但是,只有见识到了山野之上的太阳,我们才能感觉到,山野之上,月亮的“阴”;也只有见识到山野之上的月亮,我们才能感觉到,山野之上,太阳的“阳”。

    “阴阳”,本来是人类乃至动物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但是,只有我们中国古人,才清醒地了解到了这个认识方式的基本原理,并且有意识地强化和延伸了这种认识原理的使用界域,不仅通过“阴”来认识“阳”,也反过来通过“阳”而认识“阴”,从而实现了认识方式上,从本能,到理性的飞跃。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层次。

    正是这第一个层次的中国文化,才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分道扬镳。

    而世界其他的古老文明,就因此目光如豆,很容易因为突然触礁,而隐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中华文明,就神目如电,能够灵巧地避过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险滩暗礁,一直从远古,走到现在。

    我们再来说说“道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知者,即为有罪。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句话呢?

    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形而上者”,就是无形的一面;形而下者,就是有形的一面。

    无形的一面,就是“道”。

    “道”者,随着头脑的指挥而走也。“道”,就是按着事物的性质发生规律性的演变。这里的重点是“演变”,所以,它才是无形的。

    有形的一面,就是“器”。

    “器”者,犬吠四方,防止偷盗与破坏也。“器”,就是由狗守护与防卫着的地方。这里的重点,是守护与防卫,使之保持原状,也就是保持“存在”,所以,它是有形的。

    “道”与“器”,一个“变化”,一个“存在”。

    她们,实际上就是我们普通人所称的“事物”中的“事”与“物”。“事”,就是变化;“物”,就是存在。只不过,“事”与“物”,是只停留在生活观察的层面,是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些现象;而“道”与“器”,则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是在探究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

    因为,“道”是人们重点关注与探究的对象,所以,它为“阳”;因为,“器”是“道”的产生根源,却又不引人注意,所以,它为“阴”。

    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以“阴阳”性的思维方式,所观察到的最根本的客观世界。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层次,她从第一层次的认识论的方法论,上升到了第二层次的哲学,上升到了世界观。

    而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与西方现代人的世界观,显然是不同的。

    虽然两者都是二元论,都是对立统一;但是,中国文化中的二元论,是“变化”与“存在”的二元论;而西方文化中的二元论,是“存在”之中,“强”与“弱”的二元论。西方的二元论中,完全没有涉及“变化”概念。西方文化中的“运动”,西方文化中的“质变”与“量变”概念,是隶属于“强”与“弱”的二元论之下的。这就相当于只认识事物中,物的结构与关系性质,而把事,把结构与关系的变化趋势与规律,放在一边,想起来就提一下。

    这与中国文化的差别,就大了去了。就相当于中国文化把《河图》放在一边,只一个《洛书》,就比他们整个西方文化还要高级。

    因为,《洛书》不仅有结构关系中二元性的对立统一,还有结构关系中四元性的对立统一,还有四元之外的第五元,就是《洛书》中央的阳五,起协调其它四元的中枢作用。

    中国的“中”字,就从这里面产生了。

    这是中国社会相对和谐稳定,能够海纳百川的根本原因。

    而西方,就只有“民主”,只有对抗;因为,他们缺乏“中”的概念与意识。

    西方的“欧盟”,早在6000年前的的神农时代,中国就实践过了,并且,一直延续到5000年的黄帝时代;中国的黄帝时代,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联邦制国家,可那是在5000年之前的中国。

    我们再来说说“天地”。

    关于“天地”,我们古人最常说的,就是“天圆地方”。

    除了“天圆地方”之外,古人还常说“天道”、“地母”。

    为什么要说“天圆地方”呢?

    因为,“天”,就是“日月星辰”,就是“春夏秋冬”;“地”,就是“东南西北”,就是万物之基。

    “日月星辰”东起西落,总是做着循环运动;“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总是不停地来来去去,它们,不都是首尾相连的圆吗?东南西北分布四方;万物之基,都是其分布于四方的四肢与四根,它们,不都是方的吗?

    所以,“天圆地方”,是出于我们古人对于世界的观察,是实实在在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结果。

    而由于进一步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我们的古人,就又得出了“天道”与“地母”的结论。

    “天道”,就说明“天”就是“变化”,就是事物中的“事”;“地母”,就说明“地”就是事物的本源,一切都由“地”而生发。

    由“天道”与“地母”,我们的古人,就把一个实实在在的“天”与“地”,带入了一个形而上的哲学世界,用现实中的“天”“地”,来指代哲学世界中的“变化”与“存在”两个客观现象。

    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第三层次,是一种类比性的表达方式;是以人们最常见的“天”“地”,来表达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变化”与“存在”两个方面。

    段先生将“地”表述为:“可见或可探测性物质”。

    这种表述是完全正确的,与本人对于中国文化中“地”之概念的理解,不谋而合。

    但是,段先生将“天”表述为“‘非可见或非可探测性’的存在”。这一点,本人就认为,段先生是中了西方文化的毒,完全没有理解中国文化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确切含意;没有理解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含意。或者,是忽视了中国文化中“天道”的概念。

    “天”,如果是“‘非可见或非可探测性’的存在”,那它就还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变化”,那它就不是一种“变化规律”,就与“天道”概念产生了互不相容的冲突。

    关于笔者与段先生,到底谁更多地使用中国传统思维,谁更多地使用西方思维,这里笔者不想讨论过多。

    因为,这没有必要。

    只要能够达成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西方思维与中国传统思维,都是我们必须有所扬弃的。

    问题是,西方思维中现在的有些概念,实在是矛盾和错误,很不合时宜。作者曾就此发文讨论过。但是,恐怕注意到的人不是很多。

    比如段先生文中所提到的能量与暗能量、物质与暗物质、时空与宇宙等等,只要看一看笔者从前发表在《草根网》上的文章,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哲理性错误。

    作者,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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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心欢迎各位高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讲解。即便有争论,也会引领我们这类草根对文化的深入思考。谢谢曹先生!
    2017/6/28 20:51:19
  • 曹先生:
        您的新作已拜读完毕,这篇文章比原来的要好一些。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有些地方还是存在着不同看法,感觉还是有必要回复一下。请容我进一步思考一下。
    2017/6/15 10:54:38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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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永华村人,高中文凭,农民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思考研究。关注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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