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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案真相不难搞清,但很多人打死也不愿相信
201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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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雷洋案真相其实容易搞清楚,可怕的却是许多人不愿意相信。即使事实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不信任的问题短期内估计也难以解决。即使请来联合国,可能也没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是个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再多的关于个案及细节的解释和澄清的效果都是很有限的。但是这个根本问题却是这篇小文章难以解决的,本文只试图梳理下汹涌舆论背后的一些真相。

    继魏则西和百度事件后,雷洋嫖娼死又成了这两天的舆论焦点,各大网络平台、社交软件上都是关于雷洋的消息和评论文章,舆论一时涛涛。在许多质疑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遍的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不信任。

    客观的讲,雷洋案并不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件事情却能引爆整个舆论场和社会的神经。

    客观的讲,雷洋案其实也不复杂。但是针对雷洋案前前后后的舆论却是异常汹涌,各种解释,各种不解释,各种谣言等等等。为什么?

    按照北京警方通报,便衣民警对从足疗店离开的雷洋盘查。雷试图逃跑,在激烈反抗中咬伤民警,并将民警所持视频拍摄设备打落摔坏,后被控制带上车。行驶中,雷突然挣脱看管,从车后座窜至前排副驾驶位置,踢踹驾驶员迫使停车,打开车门逃跑,被再次控制……在将雷某带回审查途中,发现其身体不适……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22时55分死亡。

    

    许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个公告。网络上疯传一个帖子,家属说雷洋是晚上八点半以后,接近九点离开的家,而遇到警察是晚9点14分。这么短的时间,算上走路800米的时间,剩余时间足够完成嫖娼行为吗?而且雷洋是经常踢球和体育锻炼的人,没有病史。

    很快,各种关于雷洋的帖子冒了出来,绝大多数帖子上都冠有人大硕士的头衔。其中一个《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声明》格外引人注目。文中指出:

    “从人之常情出发,我们很难相信一位初为人父的青年才俊会在接机途中先行嫖娼。而且,目前除了警方单方面提供的所谓两百元嫖资,并无其他任何证据证实其发生嫖娼行为并且被当场抓获。雷洋死因未明却被执法机构横泼污水,有干扰公众视线和未来调查的嫌疑,我们感到难以理解昌平警方的说法。更难以理解的,如昌平警方目前所证实的情况,雷洋是在小东口派出所接获举报出警然后被三名身着便衣的警员制服、采取强制措施的。查处卖淫嫖娼属于治安案件,按照现行规定,派出所出警必须由穿着正式警服、佩戴完整警号的正式警察执行,出警全过程必须使用警录仪,而且严格遵守针对卖淫嫖娼的取证规定。但是显而易见的,昌平警方并未如此执法,不能不让人震惊!雷洋在首善之区遭遇的,并不是所谓执法程序瑕疵的问题,而是严重的违法渎职!”

    “对昌平警方的种种矫饰说辞,我们非常愤怒!回放雷洋意外身亡的整个过程,已经不像意外,更像是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而且,这种恶行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却湮没无闻。因为,无论雷洋嫖娼与否(何况区区200元在一个足疗店能做什么?),他都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即使他如我们普通人等一样,存在道德瑕疵,也罪不至死;即使他不满强制处置,可能妨碍公务,未经审判也不应当被就地处决!”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出离愤怒,但是也很情绪化,缺乏常识。文章的最重要的逻辑其实是--“他是个父亲,那是结婚纪念日,他是人大高材生,他要去接丈人家的飞机”,“他不可能嫖娼”,“此处必有阴谋”。

    类似的文章在网络上有一大堆,所以就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调侃!难道因为他们是人大硕士,就不会去嫖娼?岂不知14年前,就有一个副校级的大教授嫖娼死的案例了。这位教授嫖娼被抓,当时觉得后果严重,既要开除公职,颜面全无,就跳车逃亡,没想到后脑着地,就死了。而关于雷洋的这个说法,也很快被事实攻破。

    雷洋的确进行了嫖娼行为,已经在避孕套里查出雷洋的DNA,卖淫人员也证实了嫖娼事实,有人证有物证,另外雷洋不是第一次嫖娼。而且事实也证明家属隐瞒了雷洋的病史,雷洋的确有心脏病,另外家属关于雷洋出门的时间也不准确。

    最初许多家属、亲友、网友及许多媒体人不相信嫖娼行为。但是在事实面前,许多人不得不同意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又被所谓的媒体忽悠了一次。

   

    不过许多网友和媒体还是不依不饶,他们指责警方回避主要矛盾,雷洋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许多人疑问:

    “弱弱说一句:假设嫖娼成立,也不能被立即执行死刑吧,如果嫖娼就被over,那无道德的利用职务之便玩弄属性是不是也可以被我们over呢?”

    “嫖娼与死亡之间,有着莫大的距离和质疑。一个人即使私德有亏,也罪不致死。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必然是:警方执法与雷洋猝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是否是警方的"暴力执法",导致了雷洋的意外死亡?”

    其实上述疑问也是正常的,但是问题上这些人缺乏一个基本常识,对警务工作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忽视了最基本的常识。

    警察在亮明身份后,雷洋十分不配合,试图逃跑,咬人,这个行为想必会引起警察的极大警觉和怀疑,而在雷洋被抓到车上后还从车后座窜至前排副驾驶位置,踢踹驾驶员迫使停车,打开车门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可能要发生车祸的。嫌疑犯这样激烈的反应,会导致警察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这家伙肯定犯了大案要案。面对这样的局面,警察看待嫌疑犯的态度一定不是嫖娼犯,而是要犯。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发生一些暴力。嫌疑犯要逃跑,警察肯定只能以强制手段束缚住他。抓人这种事情,总是会有点强制和威慑的,如果嫌疑犯很配合,那当然会文明一些。但是如果嫌疑犯很不配合,那肯定不会文明,尤其过程中还遭遇反抗,踢踹驾驶员迫使停车,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车祸。话说回来,这种事情要换是在某些公知特别推崇的美国,直接击毙都有可能。

    对于这样的嫌疑“要犯”怎么可能文明呢?若是太文明了,也许警察的性命都难以保障。警察看待嫌疑犯的态度,与普通人看待路人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抓人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很可能直接就面对着生死。我看到一个前警察的评论,觉得说的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警察,尤其是刑警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每年牺牲的也不少。也没有见什么人、多少媒体站出来纪念一下。公平不?我想这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

    另外,还有人竟然质疑法规中规定的警察的盘查权和临时处置权。有的人指出:

    “民心并没有多样性到时刻自发产生恐怖主义。人民幸福的社会,警察没有盘查权和临时处置权,恐怖袭击也不至于遍地开花。而矛盾深重的宪兵特务警察国家,处处都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还有那个《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声明》的声明,认为此次查处行为非常让人震惊,不符合治安案件规定。按照治安规定,必须穿着正式警服、佩戴完整警号的正式警察执行,出警全过程必须使用警录仪,而且严格遵守针对卖淫嫖娼的取证规定等等等。

    试问,如果警察已经发现了可疑现象,如果嫌疑人要逃跑,警察是不是应该行使工作权利。如果人民警察连盘查权和临时处置权都没有,连这些最基本的执行工作的权利都没有,那么类似昆明恐怖袭击的翻版会不会遍地开花。如果警察连检查和询问并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没有,那么谁来保证公众安全?

    

    至于雷洋为什么要逃跑,其实也很好解释。他是公职人员,如果嫖娼被抓会被通知家人和单位,很可能被开除公职。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下子就急了,所以分不清轻重,要逃跑。其实一般的暴力是死不了人的。抓捕过程中一般的强制措施是不会死人的,不会发生致命伤。问题上雷洋有心脏病史,所以有可能就因此发生了意外,猝死。年轻人经常体育运动,也不一定代表不会猝死。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结果必须等尸检报告来决定。

    但是问题在于,尸检报告没有那么快。《解剖尸体规则》规定:病理解剖或法医解剖,一般应在一个月内委托单位发出诊断报告,如发现其死因为烈性传染病者,应于确定诊断后十二小时内报告当地卫生主管部门。

    

    很显然,雷洋案不是传染病。不会在十二小时内公布。但是因为雷洋这个案子闹得很大,所以时间应该也不会拖得太长,应该会尽快出结果。但是24小时、48小时内出结果的事情,却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48小时内出来结果,那反而是不正常的。

    死者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死者家属要求公布死因,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法医没有结论之前,估计所有官方部门都无法也不敢给出非常确定的死因,因为他们说的话没有法律上的确定性,所以还不如不说死因这个结论,只说事件过程和送医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许多媒体、公知一遍遍的要求公布死因,说什么不管是不是嫖娼,我只关心人大硕士是怎么死的。是怎么死的?类似的舆论在网络上可以说是汹涌异常!唯恐天下不乱。

    按照长期以来的判断,其实这些要求公布死因的人,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不相信政府的和警察的,也不会相信这个第三方单位的尸检报告。即使等到第三方单位出具了报告,他们也会果断的宣布,这个尸检报告不可信。“怎么可能有真相呢?莫天真了”。

    

    这部分人中,其中一部分是缺乏分辨能力、没有舆情斗争经验的普通民众,另一部分人则是故意搅浑水的人,他们利用民众的信息不对称来操纵舆情。

    按照这后一部分人的理解,整个体制其实都是不可信的。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人死了,为什么,一定是体制问题。请大家注意,“这是体制问题”。在他们看来,社会上的所有的问题似乎都能推导到一个结论——“这是体制问题”。

   

    在他们眼中,中国的体制是不可救药的,中国的体制是邪恶的,但是西方体制、美国体制却是美轮美奂的,只要实现了西方体制、美国体制,就一切OK了,就天下大吉了,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样的结论简直不值一驳。2014年8月9日,在美国一位18岁的黑人青年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正在执勤的白人警察开枪打死,身中6枪。此事引发规模庞大的弗格森骚乱,席卷170个城市。但是在这么大的压力下,那位警察却被陪审团审判无罪。

  

    2015年4月12日,又一位黑人青年格雷在遭警方拘捕时脊柱受伤,不久后不治身亡。此事引发巴尔的摩骚乱。当时有评论指出巴尔的摩--“这里到处都是燃烧的烈火”。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也没有看到美国当局纠正错误。

   

    类似的事情在美国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为什么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鼓吹西方体制的人出来放一个屁呢?试问,在他们眼中美轮美奂的西方体制、美国体制下,为什么也能如此草菅人命呢?

    所以这种把所有问题都无限上纲上线,归于体制问题的说法根本就是扯蛋。他们是想无限煽风点火,搞乱中国,实现他们所谓的西方体制、美国体制。目标看似是这个,但是实质的过程却是类似利比亚、叙利亚的骚乱和动荡。这些人其实根本不关心雷洋和他的家人,他们也不关心正义,他们只是在吃人血馒头。他们要的是推墙、沉船,推倒中国,凿沉中国这艘大船!这是当前舆论场上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只不过一些群众不太了解而已。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们有理由怀疑,也有理由质疑政府。雷洋案件的尸检报告出来之后,我们也有权利根据实际情况,有理有据的提出我们的一些疑问。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除了尸检报告之外,我们也有权利要求警方提供现场的视频。警方的通告说因为是便衣行动,夏天穿衣单薄,所以没有带执法记录仪。拍摄视频使用的手机在抓捕过程中摔坏了。如果视频存储的位置是手机的后加的存储卡,那么也许存储卡没有坏。如果存储的位置是手机自带的储存,那么摔坏了也可以找厂家检测维修。这些视频内容公开了,才有利于找到事实真相。这不仅是群众监督应有的权利,也是公安机关应尽的责任。

    但是,作为一个群众,还请多了解一些基本常识,不能跟着某些资本媒体、无量媒体瞎起哄。看问题要客观综合理性,不要被一些完全不代表我们利益的资本媒体所操纵。

    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认知水平。莫要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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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漏洞百出,宣传效果<0
    2016/5/24 5:52:48
  • 127楼曹博主,

    孙志刚之死是警察歧视大学生吗?
    2016/5/19 8:49:49
  • 124楼沙子:
    专制主义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以君主为代表的整个官僚阶层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其他社会阶层不得分享任何政治权力。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最终集中于君主。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君主作为国家主权的掌握者实际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超越法律之上,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国家的政治权力本质上没有边界,它无所不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领域,从控制物质资源到控制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领域也支配私人领域。在官本主义条件下,行政权可以在决策、执行、监督之间有所分工,但立法权、司法权和执行权最终都集中于君王。在官僚体系内部,权力的从属关系也决定着人身的依附关系,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奴仆。下级权力附属于上级权力,下级官员依附于上级官员,所有官僚最后都依附于君主。

    官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典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和资本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它奉行“有钱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社会中的物品大都可以折算成货币价值,并以货币价值为基准进行等价交换。人们只要拥有足够的资本或金钱,不仅可以享受极大的物质权益,而且可以享有包括公共权力和司法特权在内的广泛的社会权益和文化权益。因此,古典资本主义盛行“货币拜物教”。与此不同,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官职和爵位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它奉行“有权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社会中的物品大都可以折算成等级权力,并以权力价值为基准进行等价交换。人们只要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不仅可以享受极大的政治权益,而且可以享受极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因此,官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是“权力拜物教”。当然,资本主义与官本主义也有同构性的一面。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官本主义条件下,都存在一个享有广泛特权的统治阶级,他们对广大的被统治者实施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剥夺和压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特权阶级是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而在官本主义条件下,这个特权阶级是在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通过经济剥削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压迫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经济剥削。
    官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则更是泾渭分明。社会主义不允许存在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阶级;相反,它旨在消灭任何形式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社会主义奉行平等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允许存在一个官员特权阶层,相反,它致力于消灭官民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他们不是人民的主人,相反,是人民的公仆。社会主义崇尚个人的自由和人的主体价值,倡导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致力于废除所有奴役人性的专制制度。社会主义推行按劳分配制度,人们根据其对社会付出的劳动来获取相应的物质利益和其他政治文化权益,它致力于限制并且最终消灭“按等级权力分配”的制度。社会主义的执政原则,是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至上,而不是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至上。社会主义坚持法治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允许有法外之权。
    由此观之,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官本主义的彻底否定。一般地说,坚持社会主义,既要反对资本主义,也要反对官本主义。具体地说,在官本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更取决于官本主义的消亡,而民主法治则是破除官本主义的不二法门。
    2016/5/18 13:11:43
  • 123楼沙子:
    官本位的社会礼仪体系。礼仪是传统社会维系秩序的基本规范,“礼崩乐坏”通常用来形容社会秩序的失控。传统中国的官方礼仪,完全按照官爵本位而设立。什么样的官爵,就享有什么样的礼仪。从官邸的“几进几出”、官员的衣服穿戴和外巡的仪仗警卫,到朝会的班次序列、印信的尺寸规制、公文的行文格式、奏章的言语表述,直至官员死后的陵墓规格,均按照官员的品秩等级有严格的规定。《左传》就说“上下有服”,指的就是不同等级的官员其所穿衣服和所乘车子不同。现在大家十分熟悉的成语“衣冠禽兽”,最初源于明朝官服的法定礼仪。明清两朝,不同品级的文武官员,须穿戴不同的官服。文官服装绣禽,武官服装绘兽。官员出巡时的“肃静回避”和“鸣锣开道”等仪仗更是等级森严,任何人均不得越雷池一步。

    官本位的等级特权体系。总体上说,传统政治就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无处不在。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特权实质上体现为官僚的等级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述建立在官本位之上的资源分配体制,就是一种等级特权体制。除了衣、食、住、行等外,等级特权还分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领域。官员的子孙可以享受官爵世袭的特权,称之为“官荫”或“恩荫”。例如,在明代,一至七品的官员,依其官爵等级的不同,均享受不同程度的庇荫特权。“正一品子,从五品用”。依次类推,“正五品子,正九品用”。六品以下官员之子,在未入流等职内叙用。虽然儒家强调“有教无类”,但国家官学的入学条件仍然严格限于官员子弟。例如,唐代“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宋代“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明清两朝国学生员,主要是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的子孙弟侄。等级特权也明显地体现在司法领域。在传统中国,一方面倡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另一方面又长期遵循“刑不上大夫”的司法原则。前者更多的是民众的理想,后者才是真实的制度。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所谓“八议”和“官当”制度,就是官员司法特权的集中体现。所谓“八议制度”,即是法律规定凡属“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类官员一旦犯罪,普通的司法机关不得对他们进行审判,而须由皇帝裁决,并按照犯人的身份功绩对刑罚进行减免。“官当制度”,即是以官职折抵刑罚。
    官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不仅社会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按照官职等级进行分配,而且对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也以官职等级为基本尺度。官位的高低甚至成为评判知识文化水平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标尺,官阶越高,似乎掌握的知识和真理就越多,伦理道德水平也越高。在传统中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常常既是真理和知识的化身,也是美德和高尚的代表。对士大夫科举考试的成绩进行裁判的,不是教书先生,而是负责学政的高级官僚,而最后钦定“殿试”前三甲的权利则非皇帝莫属。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十分专断残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因而,他便有资格编著《御制大诰》,让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他也有资格在死后受谥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极尽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对人们的思想言行进行道德和是非判断的权力,也属于官员。谁的官职高,谁就拥有更大的道德裁量权。官员不仅负责“治国”,而且负责“教化”,官职越高,其教化的责任也越重大。对重大事件的记载和国家历史的叙述,也是朝廷官员的职责。中国的国家政权很早就有官修历史的传统,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记载本朝的重大事件、帝王的起居言行和历史沿革。官修的历史被称作“正史”和“信史”,其他的则被称为“野史”。这种以政治权威来叙述和裁判历史的传统,被称为中国特有的“史官文化”。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传统,民本主义与官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首先,从本质上说,民本主义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而远不是一种现实。相反,官本主义则是一种客观实在,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践形态。民本主义者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中,君主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普通的庶民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成为最重要的角色。平民压倒君王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角色,至多是民本主义者心目中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民本位’常常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而‘官本位’却无其名而有其实”。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民本主义理想恰恰是官本主义现实的伴生物,并且是对后者的一种超越。其次,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实质,就是在“君王为主、臣民为本”,即承认主权在君的前提下,侧重于强调“本”即臣民对整个政治体的作用。民本主义认为,民生君,君为民而设,“天生民而树之君”。人民是组成国家的要素,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换言之,传统的民本主义者正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把政治体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王和臣民作为整个政治体的组成要素,它们密不可分。其中,君王是这个政治体的“主”,而臣民则是这个政治体中的“本”。强调“民本”实质上并不否定“君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本主义与官本主义这两个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范畴,在实质上有着高度的同构性。
    官本主义的实质便是君主主义。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君王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官僚阶层的总代表。皇帝作为“人主”,不仅是“民主”,也是“官主”。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表现,官本主义则是君主主义的日常形态。“官为君设”,皇帝掌握着官职设置和官员升迁的决定性权力。官僚体系的设置,既是出于社会公共治理的需要,但根本上是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君主决定着所有官僚的命运。从官职的升迁罢黜,到荣辱奖惩,皇帝拥有对全体官僚的生杀予夺大权。所谓,“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绝非戏言。等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官僚对于君王而言,毫无独立的人格可言。皇帝既有权给予官员“恩典”,也有权对官员肆意羞辱。历代的“廷杖”制度,即是一种对官员的人格侮辱。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官僚无疑要履行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但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官僚的根本职能是服务于君主。在帝王面前,无论官位多高,都不过是君王的“奴才”和“仆人”。例如,“侍中”是高官的职位,但汉代有位“侍中”,“特听掌御唾壶”,专司皇帝的痰盂。除了“侍中”外,“像仆射、中书、尚书等位列宰相的官职,原意都不过是皇帝的奴才而已”。汉代皇帝有“六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和尚书”,分别掌管皇帝的衣食起居和图书。所以,位极人臣的“宰相”,从其起源来看,“本只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家”。
    2016/5/18 13:10:17
  • 122楼沙子:
    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权力中,政治权力处于支配地位,是官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因此,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从社会统治的整体来说,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拥有金钱和财产,可能但不一定拥有权力;反之,拥有政治权力,则必定会拥有经济特权,只要掌握权力的官员愿意,这种经济特权可以直接变换成其个人的金钱和财产。不仅如此,拥有权力也意味着拥有文化特权,掌权的官员如果愿意,就可以将这种文化特权变换成荣誉和作品。例如,从中国的历史记载和传说来看,最富有的并不是商人,而是官员。(皇帝自不必说,他作为最高掌权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最大拥有者。整个官僚阶层也占有最重要的社会财富,作为一个整体,官僚阶层远比工商阶层更加富有。)1999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评选出过去一千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国产“超级世界富翁”有6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这50位世界超级富豪中,除了国王和统治者外,其他国家的富豪几乎都是银行家和商人,而我国的6位超级世界富豪除了伍秉鉴是商人外,其余5人中2人为帝王,3人是高官。根据该报的统计,在过去一千年中,有半数以上超级世界富豪身居高官的,只有中国一家。甚至从个体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官员之富也常常超过商人。据称,有清一代268年,最富有的个人并不是商人大贾,而是清乾隆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史载,嘉庆皇帝抄没和珅家产时,总计其银两、黄金、地产、房屋、字画、珠宝等资产,至少在千万两白银以上,其中现银多达400万两以上。不仅远比其他商人富有,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比当时朝廷一年的总岁入还多。

    除了上述这一实质性特征外,官本主义还具有不少其他的显著特征。
    官本位的社会等级体系。任何官僚体制都需要科层等级,以此来分担国家的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然而,在官本主义条件下,除了正常的行政科层等级体系之外,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进入官方体制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这些等级最终都可以用官秩等级来折算。官本位不仅贯穿于国家行政权力体系的每一个环节,而且也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的礼仪习俗;从国家的公共领域,到家庭的私人领域。没有官爵等级,就没有社会地位。这种官爵等级体制从西周春秋就开始形成,日臻完善,一直延至清代。例如,清朝将所有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这些等级不仅用以区分官职高低,也用以划定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等级。官场之外的商人,一旦进入正式的社会等级体系,其等级不再以其富裕程度来计算,而是按照其官方给予的官僚等级来认定。例如,清末滇商王炽被朝廷赏赐“四品道员职称,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封典三代一品”,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另一位徽商胡惟庸被朝廷赏封为“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成为名声最盛的“红顶商人”。妇女的社会地位也以其丈夫的官职高低来确定,所谓“诰命夫人”即是五品以上官员夫人从夫的品级。以清代的诰封制度为例,“正从三品,祖母,母,妻,各封赠淑人。正从四品,母,妻,各封赠恭人。正从五品,母,妻,各封赠宜人”。
    官本位的社会荣誉体系。个人的荣誉分为生前与死后两种,在中国古代,这两种荣誉都与个人的官职紧密相关,人们的官爵就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名分”。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生前最重要的荣誉是被朝廷封爵。虽然官职并不直接与其爵号等同,但通常只有拥有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封爵。因而,在古代“加官”与“进爵”常常连在一起。历朝历代的达官贵人除了本职外,通常还有形形色色的爵位、散阶、官号、名位、加衔等,后者实际上就是官方授予的荣誉。例如北宋名臣王安石除了曾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镇南节度观察处置使”等实职外,还拥有许多爵位封号,包括“开府仪同三司”“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译经润文使”“检校太傅”“特进”“司空”“荆国公”等。唐高祖李渊说过,“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言下之意,除了封官赐爵外,朝廷还应有其他的荣誉称号。但纵观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官爵之荣”始终是最重要的国家荣誉。人死后的官方荣誉,古代称“谥号”。在古代中国,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即“谥法”。对人死后的荣誉,在整个传统社会中被严格限定于王公大臣。所有帝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正常死亡后都会有各种谥号,以褒扬其生前的丰功伟绩。如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除此之外,则只有位高权重的少数官员才能受谥,普通人即使最富有、最有学识,通常也没有资格受谥。唐、宋、元三朝,只有正三品以上官员方有谥号,明代要二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清代则更加严格,通常只有一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受谥。
    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物质利益是每个人正常生活的基础,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前提。利益分配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决定性要素之一。是按劳分配为主,还是按资分配或按官分配为主,通常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按官职来分配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资源,是最重的资源分配制度。在传统中国,官阶与官秩总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在古汉语中,官秩的本义,就是按官职确定其俸禄。在物质生活水平极不发达的古代早期,食物是主要的物质资源,因而,古代的官秩通常以粮食的多少来确定。例如,汉代的官职常常以“二千石”“比二千石”“一千石”“比一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等来称呼,是因为汉朝的职官制十分详尽而严格地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官员所对应的俸禄,这些俸禄均以“多少石”粮食为基准。到了传统社会的晚期,官秩则同时以货币和食物计算,而以货币为主。按照清定制,最高官爵的亲王,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正一品文官,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从九品官,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除了俸禄外,对王公大臣还按照其官职高低给以食邑封赏。最高者可达上万户,“万户侯”即是食邑一万户的诸侯。不过对王公大臣的实际分封,通常只有几百户。除了这些基本收入之外,对官员的住房和交通工具等历代都有明确的规制。官品越高,住房面积便越大,抬轿人数也越多。例如,在清代,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的轿子由“四人抬”,出京城则可由“八人抬”;外省督抚和钦差大臣可乘“八抬大轿”。逾制则视为违法,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2016/5/18 13:09:30
  • 121楼沙子:
    文/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官本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数千年,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基础,而且必定有其契合国民性的合理因素。基于“学而优则仕”理念之上的科举制,在相当长时期中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它产生了将知识、道德、权力、责任集于一身的士大夫阶层。但它最终又无情地被现代文明抛弃,分别成为孙中山等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等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对官本主义的历史文化条件、法律制度框架、社会历史作用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分析其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史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政治发展规律,而且也有助于更加有效地推进今天我国的民主进步事业。本文将简要论述官本主义的内涵及特征,分析它与民本主义、君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区别。

    在论述“官本主义”概念之前,让我们先来说说另一个最熟悉的范畴:“封建主义”。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时,无论从哪个学科的视角,都会异口同声地得出“封建主义”的论断。国内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就确立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秦朝帝国的建立则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正式确立。从春秋战国直至近代以前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处于漫长的封建主义社会时期。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迫使中国向西方列强开放,引入西方的一些殖民制度,原先的封建主义社会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但近代中国也并未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
    然而,对“封建主义”的理解却大有分歧。“封建”一词在汉语中自古有之,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著有《封建论》。他所说的“封建”特指春秋以前各国“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传统中国语境中的“封建”概念显然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封建主义”。今天我们作为关键概念用以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封建主义”其实也源于马克思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封建主义”(feudalism),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地采邑制度,它指的是以领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封建主义”概念,去分析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在1949年后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近年来对这一主流分析框架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并非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其二是,封建主义只是中国秦以前的社会制度,秦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专制”或“选举社会”。
    这种质疑令人进一步思考。这里不论马克思本人是否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用马克思语境中的“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和实质性特征,确实面临不少新的挑战。首先,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封建”明显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封建”或“封建主义”(feudal或feudalism)。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以占有土地和剥夺农民劳动为主要内涵的“封建主义”,不足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与其说建立在土地占有的基础之上,还不如说建立在权力占有的基础之上。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充满着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就官员的产生途径而言,有“世袭制”“察举制”“征辟制”“科举制”等区别;就官员的身份而言,有知识分子、军功人员、宗室成员、世袭子弟等差异;就主导政权的集团而言,有所谓的“宦官”“外戚”“门阀”“军阀”“士人”等不同。然而,就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而言,权力本位的实质并未改变,统治者不是因为占有土地才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相反,是因为占有政治权力才占有土地,并进而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与其用“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不如用“官本主义”来概括更加合适与准确。
    2016/5/18 13:07:57
  • 120楼沙子:
    俞可平:官本主义是现实,民本主义是理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反思

    2016-02-17 俞可平 北大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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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荣誉体系、分配体系、礼仪体系、特权体系和价值体系。
    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专制主义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民本主义则是对抗专制主义的政治理想。官本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不二法门。
    2016/5/18 13:07:33
  • 而香港也禁娼为何就没有如此事件,因为香港是只有法院才能判罚,
    2016/5/18 0:44:43
  • 本案必然会成为影响重大的案子,有可能会像 当年孙志刚案一样,引起对法律的修改。
    因为,之所以警察会有养娼创收,钓鱼执法,就是因为直接罚款,迟早会出大事。
    2016/5/18 0:41:26
  • 帮助伤造证据是指包括了派出所未到场的警察,为了给在现场的辅警开责而伪造证据,可能
    2016/5/18 0:21:22
  • 伪证罪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因为,即使做了DNA检测,因为此时雷洋是在警方手中,有可能警方发现了人死后,从雷洋身上取出精子到套上,再送检,而妓女在电视上播报时,说好同人打飞机(手淫),并没有说出雷洋的个人特征,妓女是在犯罪嫌疑的控制下,因此也有可能是假证。
    2016/5/18 0:18:53
  • 报案人已向北京市检报案,认为:
    本案警察与参与者为犯罪嫌疑人有如下罪:
    1、违法违规滥用职权罪
    2、利用职权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3、帮助伪造证据罪
    2016/5/18 0:12:39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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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尹帅军,笔名牧川,1981年生于陕西渭南,毕业于西安科技大学。毕业后从事工程建设多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关注并评论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著有《错的不是我们,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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