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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态传神的式法叙述
201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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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类·第三十八

    句读原文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徵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鶡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於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於纪传;渐渐综采矣。至於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後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於事义;才馁者,劬劳於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杨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鷄跖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闲散;是缀金翠於足胫,靓粉黛於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各万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谬;曹洪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皜如江海,郁若崑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诠经释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自性逻辑系统言辞之外,援引具有同一思维式法或伦理原则的事例、成语相比照,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实(包括科学实验数据)证明现在所论述的道理或行为的正确、正当性的一种艺术样式或修辞手法。

    古代周文王演绎《易经》六十四卦,确立各卦每爻范畴意旨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比如:《周易·既济·九三》援用远古殷高宗征伐鬼方三年取得胜利的事例典故;以说明人类文明(第二自然)若要克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第一自然)的野蛮性建立起和谐生生世界(天人合一的“大自然”)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痛苦的时光。《周易·明夷·六五》援借当朝箕子身遭罹患,依然坚贞不渝、克服重重艰难困苦,终成武王之师,一举灭纣的事件;以说明正义之火,光明期待,永远不会在人们的心中泯灭,并终将实现的道理。这是通过简要列举典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证明道德伦理、逻辑法则、自性规律的践履性。

    至于《尚书》中讲述大司马胤侯奉王命讨伐沉醉昏庸糜烂生活,亵渎观测天文星历神圣使命的羲、和两部族时,引用夏代法典《政典》“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条款作出师的根据;殷帝盘庚出诰示民,引用史官迟任的言论;则是通过完整转述已经作为法律或公认宪章的法律条款和约定俗成的成语,以明示根据和理由的。

    援引历史典故、科学数据或身边事例证明道理的适恰性;借用法典条款或成语说明行为的根据;是圣贤们的惯例,也是经典着作的常规。《周易·大畜》大象传云:“朝廷公职人员必须多多学习、善于掌握道德伦理、科学规律和历史掌故。”虽然讲的是增强公职人员服务社会本领的前提条件,但更适用于作家的文章创作。

    屈原、宋玉的着作被认可为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他们虽然采用古代事例,却从不征引原文。贾谊《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子》上的话;司马相如《上林赋》直接截取了李斯《谏逐客书》中的语句;不过,他们作品中是极少出现这一情况的。等到扬雄作《百官箴》,撷取《诗经》、《尚书》语句的地方就多了起来;刘歆《遂初赋》传叙历史,则综合了百家史纪的事例和名言。到了东汉崔骃、班固、张衡、蔡邕,搜集采摘的范围更加广泛;文章虚实并存,古今同现,硕果累累;以致成为后来文人学士树立的引经据典的楷模。

    同一片土地既生长草本植物姜,也生长木本植物桂树;而辛辣与芳香则出自其各自机体组织成分不同形式结构所整体呈现出的气味效果。写文章的本领谁都能学得会;但能否创造出传世佳作,却要依靠先天的资质素养。资质是由基因遗传的身体、尤其是大脑的内部结构造成的;素养则是通过不断的学习经典和生活经验积累而得到。有的人知识渊博却缺乏天分;有的人天资聪颖却没有学识。没有学识的人纠缠于细小事物利益困顿不前;缺少天分的人又过度地被文字的理念定义所束缚压迫;这是一般人经常遭遇的内外截然不同的窘境。

    文章的创作,根本上是作者思想体系与文章写作的艺术手法共同来完成的。思维识见是主宰,学问知识是辅助;心胸博大学识广阔,作品一定清新典雅传古铄今;理念狭隘知识浅薄,即使字面文词漂亮感人,其作用也只能昙花一现。以扬雄的聪明睿智,以那个时代的知识存量,尚且上书皇帝愿意三年不领薪俸求得给予学习的机会。面对今天浩如烟海的知识矿藏,和二维线性逻辑禁箍咒的我们,还有何资本自傲于“学识渊博”呢?而且,恰恰因为在皇家藏书室的兼收并蓄,才使扬雄终于成为一代文豪,并流芳千古;内才外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个道理,是古今中外圣贤巨子大师名家得以行世的不二法门。曹操曾言张范的文章比较质朴,但因知识浅薄,缺少见识;所以,只能拾得崔骃、杜笃的边角料,做点小文章。写的东西也经不起拷问,一刨根问底,就张口结舌不知道出处何在了。这是孤陋寡闻必然造成的尴尬境地。

    经典内容沉实厚重,书海文苑汪洋浩瀚;这是往圣先贤言论的荟萃,也是文人雅士思想徜徉的世界。扬雄、班固之后,学人卿士无不奋力耕耘,从中获取滋养。善捕能猎者,无不纵情裁割;拣肥掠美,以壮文章之声色。因此,若要丰满自己的才思,必须广览博收,方可与人一较高下。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冬裘取暖的;必须成百上千的鸡丁才能让人吃顿饱饭。知识学问在于寰照玄览,用典摘语贵在精到要约;检索一定要彻底,引证必须得准确;就像制做车轮一样,每一根辐条都工艺精良,它们集装在轮辏上之后,集体的作用才能得到最佳发挥。三国时刘劭《赵都赋》言:“平原君庭中闲散食客毛遂,叱楚王而使之与赵国歃血为盟;缪贤手下区区管库小吏蔺相如,呵秦王而使其为赵王击缶。”如此用典,才可谓文字简约而道理无误。所以,只要抓住事例的思想主旨,并用得恰到好处,即使是一件小事,其功效也一样是相当明显的。就像车轴头上的铁键虽只有几寸,却能辖制车轮,使其不至跑脱;门框上下的竖轴不过一尺,却可以使大门轻松转动一样。然而,事实上我们会经常发现,有的人总是把箴言警句、精彩典故,放在文章无关紧要之处;这岂不是等于把金银翡翠拴在脚脖上,将芳香脂粉涂抹到了肚皮上去,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了吗?

    用典恰到妙处,如同出自己心;援引事例不当,必为千年所指。陈思王曹植,可谓才俊中的翘楚。他在《报孔璋书》中曾讲:“古代葛天氏创作的歌曲,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而蔑视韶乐夏曲了。”然而,这一用典实际是错的。经查证,葛天氏的歌,应和的不过只有三个人罢了。司马相如《上林赋》也说:“演奏阴康的音乐,听着葛天氏的歌曲;千人唱,万人和。”之所以言“唱和的有千万人”,是因为相如接引了曹植的错误结论。但是,胡乱夸大葛天氏的歌乐,把三个人演绎成千万人;则是因为引用者信笔涂鸦,没有进行认真核对造成的谬误。陆机《园葵》中有句诗:“庇足同一智,生理各万端。”其实,说“葵尚能卫护自己的根茎”,是孔子讥笑鲍庄子的话;说“葛藤能庇护本根”,则源自宋国司马乐豫劝止宋昭公不要杀公族的公子们的话。如果把葛藤比喻成向日葵,那是用典出错;如果说“庇”比“卫”更胜一筹,则又改变了典故的真相;这就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所造成的胡乱嫁接的毛病。

    凭曹植的聪明干练,陆机的沉稳细密,都免不了在用典上失误;那么,曹洪在给曹丕的信里,把高唐歌手绵驹错写成王豹,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山中的古树因为碰见好的木匠,而得以成为楼阁栋梁;典籍掌故因为遇到出色才俊,而得以千载传诵。木材能否成为好料,决定于木匠运用斧锯的技术;掌故能否奉为经典,取决于作者熔裁神思的艺术。一个精研深思的作者,援语用例的水准,不至于在技艺精湛用笔传神的匠师面前自惭形秽,才无愧于文人雅士的称号啊!

    万古长叹:经书典籍深广丰富,思想观念绵亘古今;道理像江海一样广阔,典故如桃林一样茂盛。文苑之乡的典藏,谁都可以采纳为用;犹如珠宝美玉可以作为礼物在亲朋好友之间互相赠送一样。如果引用的话就像从自己的思想中得出的;那么,无论古今中外,人们就不会智昏意迷地,像得了失心疯一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概要把握

    《论衡·别通》:“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

    《文章流别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本,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繁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词人之赋丽以淫也。”

    《诗品序》:“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南齐书·文学传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覩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道古语以剀今,道之属也。取古事以托喻,兴之属也。意皆相类,不必语出于我;事苟可信,不必义起乎今,引事引言,凡以达吾之思而已,若夫文之以喻人也,征于旧则易为信,举彼所知,则易为从。故帝舜观古象,太甲称先民,盘庚念古后之闻,箕子本在昔之谊,周公告商而陈册典,穆王详刑而求古训,此则征事征言,已存于左史之文。凡若此者,皆所以为信也。尚考经传之文,引成事述故言者,不一而足。降及百家,其风弥盛。词人有作,援古尤多。夫《沧浪》之歌,一见于《孟子》,‘素餐’之咏,远本于诗人。彦和以为屈宋莫取旧辞,斯以未为诚论也。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爰自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捃拾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文胜而质渐以漓,学富而才为之累;此则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泰,以节止之者也。然质文之变,华实之疏,事有相因,非由人力,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达意切情为宗,后有继作,则转以去故就新为主。陆士衡云:‘虽杼轴于余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故虽爱而必捐。’岂惟命意谋篇,有所怀想,即引言用事,亦如斯矣。是以后世之文,转视古人增其繁缛,非必文士之失,实乃本于自然。今之訾謷用事之文者,殆未之思也。尝谓文章之切,莫切于事类,学旧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逃孤陋之讥,自为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免空虚之诮。试观《颜氏家训·勉学》、《文章》二篇所述,可以知其术矣。”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文学用典,亦修辞之一法,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意。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

    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彦和以事类树篇,盖戒用事之必取诸经籍,取辞不违乎典诰,依情达理,循其成俗,事用乎古,辞取乎常,庶文章之道,精求本末,不事骇俗,斯真得之耳。”

    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事类’一词,原谓隶事以类相从也。彦和用之,盖论文章之征引古事成辞,以类推事理,所谓‘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亦修辞之一法,即常言‘用典’(或曰‘引用’)是也。用典其所以必证之于史实先例,或诉之于权威舆论者,乃利用世人对史实先例之尊重,及对权威舆论之崇奉心理,以加强自己言论之说服力耳。而其要在能以片言数字,阐明比较繁复或隐微之寓意,用典与比兴不同,后者纯系作者创意联想,自行取事作譬;而前者则是借用现成之古事成辞,以引证或比喻当前之实况,如此,自可增益文章之典赡气氛。”

    张煦侯《试论刘勰的语言风格》:“他所下的定义是‘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这样,‘用事’的动机是在于求证,而不在于炫博,是‘立言’的事,而不仅仅是词章的事。不难看出,他对于故事或成说,都是把它当作推理过程中的材料看待,并且力避繁琐,总求其能够解决问题的。他是从‘辨正然否’出发,来教人怎样占有有用的事类的。”

    梅庆生《文心雕龙》注:“《书》: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书·盘庚》: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王逸《楚辞章句序》:“屈原履忠被谮,忧愁悲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

    《诗经·邶风·凯风》:‘母氏劬劳。’毛传:‘劬劳,病苦也。’

    郎廷槐《师友诗传录》:“有才而无学,是绝代佳人唱《莲花落》也;有学而无才,是长安乞儿着宫锦袍也。”

    《颜氏家训·文章》:“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于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

    《沧浪诗话》:“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文选》张衡《西京赋》:‘尔乃广衍沃野,厥田上上,实惟地之奥区神皋。’李善注:‘《广雅》曰:“皋,局也。”谓神明之界局也。’”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故凡为文用事,贵于能用其所尝研讨之书,用一事必求之根据,观一书必得其绩效,期之岁月,浏览益多,下笔为文,何忧贫窭?若乃假助类书,乞灵杂纂,纵复取充篇幅,终恐见笑大方。盖博见之难,古今所共,俗学所由多谬,浅夫视为畏途,皆职此之由矣。”

    《慎子·知忠》:“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

    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吴翌亭云:文之至者,问学不可不勤,见闻不可不广。而至于字里行间,却不专以繁征博引为此中之长技。自古能文之士,固有力破万卷,博及群书,而下笔之时,乃不见有一字,此乃融化痕迹,而纳之于神味之中,为文家之上乘。盖作文之道,与数典异。数典之长,惟恐其不详尽,苟一有不及,即不免謭陋之讥。行文者惟有所弃,而后能有所取。所取愈广,则其所弃亦愈多。故精华既集,则糟粕自除,臭腐能蠲,则神奇益显。若论诸体之中,惟有考据一门,不得不以援引旧闻为事。然其一篇佳处,亦全在断制数语。古人所谓读书得间者,此类是也。”

    《文子》:“五寸之关,能制开阖,所居要也。”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

    《尚书·秦誓》:“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宋周辉《清波杂志》“沈隐侯曰:古儒士为文,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邢子才曰:沈隐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诗,类多故实,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师为文奥涩不可读,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师者,固不可效其体。刘勰《文心雕龙》论之至矣。”

    黄春贵:“善纫者无隙缝,工绘者无渍痕,用典若斯,紧着题意,融化而不涩,用事而不为事使,则面目精神,方能一新。《史记》用古人语,《汉书》用《史记》文,而其面目精神,则《史记》也,《汉书》也,非古人也。”

    《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司马相如《上林赋》:“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刘勰不论《上林赋》之误,而评曹植之论,当与文学描写与论述文不同有关。曹植的‘信赋妄书’,正是忽略了这种区别。”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陆机《园葵》诗本以咏葵,则当用‘卫足’,今用‘庇足’,则咏葛藟矣。所以说‘斯又不精之患’。”

    黄春贵:“自古博学宏才,用典误者多矣。情不相类,则枉情以就事;义不符辞,则害义以徇辞,于是削足适履,张冠李戴之弊,相因而生。考其弊端,乃用典而不抉择有以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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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笔名晓竹,网名风行九天,工科学士。男,汉族。1963年2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祖籍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1981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历任通信排长、报道干事、指导员、沈阳军区特种大队宣传股长、通信股长、技术中心主任。1999年转业到辽宁省葫芦岛市物价局工作。主要成就: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于鲁迅文学院深造。1992年从事新闻工作,1993年与旭源合作出版诗集《手中的花》。2006年10月与李桂秋合作出版《老子》译著《变化之道》。2006年被邀请参加在武汉举办的《海峡两岸唯道论研讨会》,提交论文《唯物论、唯心论、唯道论》,并做大会发言。 2009年被邀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提交论文《道德经的宇宙观:北极轴心说》。社会兼职:福建省老子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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