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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辉煌文明(一)
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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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聃开启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新局面,从老聃时代的春秋末期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社会的大约400年是古中国社会及中国古代社会难得的自由时期。这一时期,智识阶层尤其突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为后来的各个时期所称颂。

    我们今天讲中国社会,其内涵不言自明。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称中原、中华、华夏地区等,一个国际社会的内涵。尽管臣服于一个名誉上的共主——周天子,但那完全是象征性的。在各个诸侯国内,人们自称为“某国人”,而不自称为“周国人”。虽然说,这种既是国内又是国际的关系开始于夏朝,但真正得以显现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先,各个“诸侯国”来往很少,人们“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什么纷争。在极少的纷争中,共主才会从中调停,俨然一个国际社会。不过在今天看来,那还是一个国家。

    先秦时期,民族还没有形成。尽管有“华夏”与“蛮夷”之说,但也是在周王朝时期缓慢形成的。而且,此时的“华夏”与“蛮夷”并没有太多的文化差异,民族的东西很少。我们今天很容易夸大先秦时期诸如“华夏”与“蛮夷”的区别,用现今的民族概念去理解那时的所谓“民族”。我们在理解的时候问问自己,民族是生来就有的吗?

    古中国社会自夏启建立夏朝到老聃生活的年代大约已经过去了1500年,这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历史间隔。老聃生活的年代距离部落社会太过遥远了。原始部落社会朴素的平等、自由、民主已经丢失了,尧舜禹的部落联盟首领的选举已经被篡改为“禅让”了。淹没这些历史真实让春秋时期的智识阶层茫然无知,他们无力去找回原始部落社会的历史真实了。

    “天子”世袭制与君主世袭制早已成为“天理”和“法理”,没有人有意识去挑战或批判,也没有人敢于去挑战或批判。这反映了一个有着致命缺陷的社会形态。

    我们缺乏历史资料,这一点与老聃所遇到的情况是类似的,好在我们今天建立了近代科学,让我们可以从侧面去认识部落社会。我们今天肯定的,原始部落社会有着朴素的平等、自由、民主等就是依据近代以来的研究获得的,而这个认识成果有着巨大的意义,它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今天拥有这样的知识,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老聃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所以说,思辨逻辑的认识途径同样是重要的。我们从近代以来对原始部落社会的研究中可以肯定这样的一条认识途径。

    但是,我们缺乏历史资料的遗憾是抹不去的。没有充足的历史资料,我们无法去勾勒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尤其无法勾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对自然、宇宙、世界,以及人与人类社会的点滴认识,这些对于一个社会是根本性的。普通人的认识虽然不足以代表社会,但在根本上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那些拥有学识的智者虽然拥有较大的影响,但无法决定社会的基本形态,社会形态是由所有人的关联构成的,而普通人占据了绝对多数。

    所以,历史学家不要轻视一个普通人的认识。尽管每个普通人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具有共性。这才是历史学家应该努力研究的。

    当然,普通人的认识不成体系,往往是混沌的、模糊的,这正是普通人的特征。但这些混沌的、模糊的认识中蕴含着对自然、宇宙、世界,以及人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认识,这些认识指引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所以,有时候,文学作品更能反映历史。这是否让历史记录者汗颜。

    自春秋战国以降,人们就一直在探索和解读先秦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条件,渴望再来一次这样的文明辉煌。今天,一些学者依然在做这个工作。他们总结了一些认识成果,我们不妨看一下。他们认为有以下一些条件:

    一是“天下共主”周天子地位衰弱。把这一条提出来的用意是明确的,而这一条如果成立需要一个前提,或者说抛出这一条就内含着一个前提。学术自由对于文明发展是前提性的。

    周天子地位衰弱,无力维护“周礼”,对中华地区的社会失去控制。应该说,这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前因。理由是,周天子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并不是主动放弃的,而是各个诸侯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因此,把这一条作为诸子百家的形成条件是不妥的。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学术自由对于文明发展的前提性原因,而是认为周天子地位衰弱不足以成为文明发展的前因。

    古中国的奴隶社会尽管有邦联中央,但没有“集权”。即使在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周天子对各个诸侯国社会的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周礼”更多地体现一种“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其“法律”地位并不牢靠。如果某个诸侯国违反了“周礼”,周天子除了价值观说服外,也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来维护。我们知道,通过战争来维护“法律”通常只适用于国际社会,维护法律的成本太过高昂,也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说,古中国社会没有“中央集权”,只有一个松散的邦联。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子地位的衰弱与否对文明大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不妨往前推,夏天子地位的衰弱与商天子地位的衰弱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今天往往失去从其演变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以断然的态度否定从无到有的渐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央集权”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古中国的奴隶社会,人们还没有意识、能力、途径、办法、手段等去做到“中央集权”。在先秦时期,古中国社会俨然是一个“国际社会”,大量存在“小国寡民”的国家社会。整个华夏地区是一个松散的邦联社会。“周天子”是这个邦联组织的元首。这种“天子”的地位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夏启能够通过阴谋政变夺取这个职位,以及没有遇到有效反抗的原因。

    一个残暴的天子或君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对这个天子或君主的残暴屈服与顺从。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可悲的。正如鲁迅揭示的那样,死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死的“恐惧”。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可怕的。人们失去了反抗不平等的意识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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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录
    所以说,思辨逻辑的认识途径同样是重要的。我们从近代以来对原始部落社会的研究中可以肯定这样的一条认识途径。

        但是,我们缺乏历史资料的遗憾是抹不去的。没有充足的历史资料,我们无法去勾勒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尤其无法勾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对自然、宇宙、世界,以及人与人类社会的点滴认识,这些对于一个社会是根本性的。普通人的认识虽然不足以代表社会,但在根本上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那些拥有学识的智者虽然拥有较大的影响,但无法决定社会的基本形态,社会形态是由所有人的关联构成的,而普通人占据了绝对多数。

        所以,历史学家不要轻视一个普通人的认识。尽管每个普通人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具有共性。这才是历史学家应该努力研究的。

        当然,普通人的认识不成体系,往往是混沌的、模糊的,这正是普通人的特征。但这些混沌的、模糊的认识中蕴含着对自然、宇宙、世界,以及人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认识,这些认识指引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所以,有时候,文学作品更能反映历史。这是否让历史记录者汗颜。
    2016/1/25 17: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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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出生在安徽农村的70后,生活在社会底层。我热爱知识,渴望认识世界万物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于1999年初形成实体发展哲学基本体系,并于2014年基本完成《实体发展哲学》初稿,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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