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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不是什么“根本大法”
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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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不能说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那种“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对的。至少在表述上,是很不全面与不严谨的。

    我们可以讲“宪法是国家法律(或法统、法律法制体系)中的根本大法”;也可以讲“宪法是国家最根本的法律”,却不能奢谈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加限定地妄称其是“规定国家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首先要从“法”是不是“国家生活”的全部,以及对一个人类集群、对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才是最根本重要的谈起。

    总的来说,国家,即便在现代意义上的单纯主权疆域国家里,法、法律、法制、法治,也不是所有“国家生活”的全部,也不能“只依一法”而无需事道、德及其他。尤其因为,它几乎不具备“使生“、“牧生”与主动繁茂社会文明、直接引人向上向善的功用,在更为重要的国家之道、存亡之道、文明生长繁茂之道中,压根算不上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一套东西。

    与一个国家的统治、治理及其整个立足于此的法之体系、法治活动相比,这个国家或国家所孕生的文明,是否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是不是走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道上,这,才是最核心、最重要与最根本的!民不聊生、国之不存,一个国家与文明都要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作为统一整体的国家、社会、民族、文化都要变为消散在荒野中的草芥泥沙了,这时还能谈、还有机会与可能来谈关于统治与治理、及其法治的种种吗?再正规健全的一部《宪法》,于此情景下,又能顶个屁用!

    一个国家的根本,是由其国家存在的根本性所决定的;而法与《宪法》的根本性,又是由其沿着统治与治理思路所做的一切所决定着。无视国家之存亡,不在一个国家与文明生灭之道的更大视域下去界定何为根本,这样的所谓“根本大法”,实则是建立在流沙与浮萍上的飘摇宫殿。

    《宪法》,可以管一切的法律、法规、法制、法治问题,却管不了生养社会、携领文明,管不了一个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这种按着现代“法”之概念或现代法系理路搞出来的《宪法》,是所谓的“大法”吗?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吗?非也。它根本不够格-----请不要不知天高地厚地侮辱这个更具恢弘视野与广阔内涵的词汇吧,真正经纬天地人伦与执掌生灭大权的,才能堪称人世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法”!

    我们可再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事实或人类文明的大道表现来看,今日之更偏重于“条文法”、“治理法”的法系及其所形成的一切,比如“法的精神”、《宪法》、法律法规、法制体系、法治理论实践等,皆属于人类集群需要统治或治理时,才需要构建与才得以大力发展的品种。其范畴再大,也难出“以上对下”、“权力理路”、“更偏重于整体一致性”等的“治统”域。也就是说,“治统”,终归是“治统”,它远远无法跟“道统”相提并论。

    中华文明在自身生存发展的历史上,曾给予过“道统”以极高的地位,甚至也曾在中央集权的“治统”体制内令“集权”盖过“法制”。这是为什么?这不是随便就这么形成的。对一个追求周正全面且中行大道的文明而言,其做了这样的选择与安排,便自有其合乎“道”与“理”的道理。最起码,可以说此“治统”下的法系,是不足以担当起整个大合文明的“大一统”建构之重担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样一种在单纯统治与治理范畴内具有根本性的总条文法,放到更大的范畴与统系中去看时(也就是放到以道为总,有德、法、政等各项安排的综合大统绪架构里),便排不上号了,便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被称做“根本大法”的。

    这里,有一个古今“法”的概念大不同与大演变问题。

    中华文明,很早以前就对“法”、对“根本大法”之类,有着自己经纬天地人伦意义上的、更为广义的一种锁定与解读。今日之“法”,其实只是古代早期“法”概念里头的“偏法”、“狭法”、“末法”、“器法”、“术法”,是远远偏离了中华早前全面综合之“法”基本义的。正因为在此之前,中华有这样一种关于最综合、最高大、最根本的“法”的概念与实践存在,今天我们若是再将这种“治统”视野下、人为订立的总法-----《宪法》,称作“根本大法”,不仅极易混淆,而且会显得不知天高地厚。甚至,此话放在当下,还会给人以漠视先哲高超思想理念之无知印象,客观上起到割断中华学问源脉的不好作用。

    中国古人,站位于综合全面的最高平台上,对“法”的认识,远不像今人这样偏执、狭隘、肤浅、低层。最著名的是老子一段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管老子此处所用的这个“法”字,其义具体作何解,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此“法”,绝非我们今天所谓说的法的精神之“法”、法律法治的“法”,而是一种经纬天地人伦的、全人类都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大法”。也就是说,此“法”非彼“法”;而此“法”,才是真正堪称“大法”的根本之“法”、才是所有人类都逃不出其“法力”边界的“根本大法”!

    人类共有的一个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切的法律,包括作为统帅一切法律、被视作最根本之法律的《宪法》,总的来看,都是规定和约束人们“不能干什么”的。它们基本上不会去管、也管不了社会与每个人“该做什么”、“该如何做好什么”。而古人最综合意义上的“法”或者“道法”,也就是老子所谓天地人伦之大法、之根本法依,那不仅仅是要管人们“所有不能干的”(是“所有不能干的”而非只是“法律限制不能干的“)一切的,更重要的,还要管人们“应该干的”、“如何才能干得好”的一切的。

    人类,是能动进取的生命,是具有高级智慧和超创力的种群,相比于“不能干什么”的约束,是不是“能干什么”以及“依循什么”才能“干好所有”,更应占据较大的份额与较重要的位置呢?因此说来,今日之法、法律体系以及其根本的《宪法》,连这类占比最大、最关乎人类是否能够生长为高级智慧生命的事儿,都插不上手,都置身度外,它有什么资格窃取“大法”的位置?它又凭什么敢称是“根本”的、根本性的法依、法从呢?

    如果,今天学界与人们所说的“法”,是老子那种开阔而深邃意义上的,我是不会专门作文来反对只讲“依法治国”的做法,也不会非议“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提法。因为,老子心目中、视野下的那个“法”,绝非仅仅是统治与治理之法,而一定是先将“道”、“道统”顶在头上的“道法”,是比现今各种法律法、条文法、体系法、法治法更为恢弘、高大、根本、综合的真“大法”。其法,被视作根本,我等自然心服口服。可惜,今之所视所指,早就不是老子当年所言之“法”了。

    咱先不说太多的什么。仅从一点看,老子当年所言的“法”,根本就是生养与管治并举的,且甚至还顺应自然地倾向于以前者为重。其“法”,是“道统”意义上的“道法”,而非今日“治统”之下的“治法”。该“法”,为道之纲纪,是同样能够“生之”、“蓄之”、“使之”、“循之”、“度之”、“绳之”的。可现如今的“法”,是这样的吗?根本不是的。它只关心注意、只将自身锁定在一种统治与治理的狭隘范畴内,在“管”与“治”的界面下展开工作,而几乎从不关心“生”、不谈论“养”、不想法设法去促动生力与文明兴荣。

    这种站位与视野,乍看起来,似乎仅仅是走入了较偏狭的一端,而其实呢,根本与本质地看,它是放弃了我们早前那种更高大周全的视野与层次,是置国家、民族、文明、社会的生灭存亡于不顾,是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道上滑落到了一条偏狭弱效的小道上去了。用道之术语来讲,就是不为道、不为大道与上道,而专事器与术、专干那治标不治本或非大治之小治的事情去了。

    讲到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不是不强调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文明要有“法”或法从、依循。我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今之法律之“显法”与昔日圣哲们的尊道循法之“大法”,完全是可以并行不悖且兼容统合的。不仅如此,在某个特殊的时期与阶段,尤其是大破之后的大乱及重建前期,甚至还可以先行“小治”与“显法”,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不过,做了这些之后,一定不能停步,一定要复归到老子当年那种更高的高度、更综合与更根本的大法大治上去。而不能以讹传讹地、不明就里地,将现今之“法”中的“根本”,等同于老子所言的天人根本“法”。一切妄称《宪法》乃“根本大法”的人,一切企图以今之“此法”代替昔之“彼法”者,也太有些“当天下人是阿斗”了!

    最后,在搞清楚《宪法》不是什么“根本大法”之后,似乎需要对什么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甚至全人类的“根本大法”,来做一个明确的指认与说明。由于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加之说起来话长。在此,恕不展开论述,仅做一些简单的提示。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所谓“根本大法”,一定是与该人类集群的生灭存亡直接根本相关的,一定是足以决定着该集群生灭存亡之最大事的最重要东西。简单地说,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大法”,不是别的,就是:道,或道纲与道法。准确地讲,“根本大法”,上可直抵于“一道”,道即为法、法即为道;下可为“道纲”、“道规”、“道轨”、“道纪”、“道法”等,“大法”伴道而生、“大法”演绎与丰盈着“大道”。也可看做是我们为“辨道”与“合于道”所依循的大理路、总规矩,是我们循道而行、合道而生及不违于道的自觉不自觉所遵从。其最大、最宽广、最恒久者,乃自然之中道、文明之大道也。现如今的《宪法》,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与体现道、“根本大法”,却不可能是道、道法及天地人伦之“根本大法”的集中体现与阐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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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古代的社会自治是家长和家族式治理。“
        -------更准确地讲是文明之道循、家国之疏治、村族之自洽合为一体的。这三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互为作用,不尽相同,以上统下。
    2015/9/21 8:19:55
  • -------不管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现在最重要的是都没有一个系统统一的循道思维。不知有道、不去花心思悟道明道、不在道的道统体系下思考行为,我们太多事都乱咕咚咚没有头绪。
    2015/9/19 8:18:36
  • “改革开放的缺陷就是加强了国家法治,削弱了社会民主自治。实际上是走向社会进步的反方向。”
          --------对这个问题,要达观些看。固然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也是道之曲折前行的经历需要。近期要想立竿见影地制止许多非法行为,不用强力严格的法,也不行。只是,在法治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定要为超越法治的体系和实践去思谋了,不能再一味地死用一个牛劲了。
    2015/9/19 8:14:40
  • 毛主席说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这是将国家集中与社会民主自治作为一个有分有合的整体来看得。很对。
    2015/9/19 8:09:22
  • 124楼我们相信未来:
          您的这种观点我基本认同。
          有人多从皇权“管不过来”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的乡村自治,这是没有充分看到“道”被自觉认知后之作用的表现。
          道出自然,道法自然。故,自治与道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均衡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治,这是遵大道的体现。中国确应在今后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2015/9/19 8:07:01
  • 王若林先生,
    我前面就说过,你说的"中华之道/法"之中,"法"的含义与"宪法是根本大法"中的"法"字的含义不同。你这么生拉硬扯地比较,就好似"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中生有、或甚至偷梁换柱。这些做法都很..便宜 -- 除非你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同。真那样,就先提高中文语文水平。
    2015/9/17 23:28:41
  • 傻啦寇这个西式线性“滚刀肉”,根本不懂宏观的东东,纯属FP,三天不打PP就要“上房揭瓦”。呵呵
    2015/9/17 20:36:37
  • ------看把有些人幸灾乐祸地!我相信一点:在困难曲折中毕竟还是会前行的。
            东亚与中亚、东南亚及欧亚大陆的桥接、更紧密联系,必是长期的大趋势。
    2015/9/17 20:32:46
  • 真正的基本大法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2015/9/17 16:59:02
  • 115楼:
         同一个外媒新闻《“一带一路“已经面临失败》在不同的文章中转贴,看来shalako有点兴奋和庆幸。
    2015/9/17 7:44:17
  • 【117楼】风行九天:
    呵呵。不管蝼蛄如何叫,大豆总是要种的。
    ***
    也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或许是对这位王若林先生"中华之道"骄傲的最新解释。
    愚蠢思路,非此莫属。还特自豪?
    2015/9/17 1:08:13
  • shalako:外媒:“一带一路“已经面临失败
    ------
        呵呵。不管蝼蛄如何叫,大豆总是要种的。
    2015/9/16 23:32:00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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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大道不明,故满目沟壑。独立寻道者,高远思考人。63年生人。中共党员。14年学海泛舟,19载军旅生涯,选择自主择业后经过商,办过刊。自2006年起,一直致力于思考、发掘与阐释《中华之道》。不以一人所悟所识为满足,欲见八方共明共循终成大道。作诗云:中华从来有一套,百年遮蔽甚寂寥。待到重构见天日,万众齐聚奔如潮!愿与真正为中华文明、人类未来新文明而思考奋斗的思想者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本人邮箱:wyl-1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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