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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才能救中国经济
2014-07-06
当前的经济形势似乎有一点好转，但是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大。笔者试着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来提提个人的看法。
首先，提到货币数量论，就不能不提20世纪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发行增速过快、过慢会导致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 缩。因此中央银行只需要简单地将本年度的货币发行增速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数量，比如3%至5%，就可以让经济平稳地增长，物价也能温和地增长。很多人，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在笔者 看来，天才的弗里德曼通过统计学，将复杂而神秘的货币现象背后的规律总结出来了。弗里德曼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货币主义者。他主张，政府权力的行使者中央银 行，要“治大国若烹小鲜”，控制好货币发行的数量，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解释了历史上很多神秘的货币现象：早期的金银本位制时期，美洲新大陆的金矿、银矿的发现以及大量采掘，直接导致了西班牙、英国等国经济活动的扩张，同时伴随 着新技术发明、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在弗里德曼看来，是由于当时的美联储无为而治，没有及时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导致当年的货币供应量下降了三分之一造成 的。1933年美国“白银法案”的通过，国际上大量的白银高价回流美国，使得当时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华民国白银紧缺、通货紧缩，企业大量倒闭，百业萧条。1946年至1974年，在接近三十年 的时间，日本年平均货币（M2）增长率接近20%，这与当时日本经济平均年增长率接近10%是高度相关的。
弗里德曼强调在经济宏观调控中要以“货币数量”为中介目标，而不是以“利率”为中介目标。在笔者看来，弗里德曼更加强调货币的年均增量，而不是货币的存量。正因为如此，作为中上 等发达国家的韩国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2013年的货币发行增速仍然达到14.1%。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媒体普遍惊呼天量M2的背景之下，2013年的货币发行增速只有13.6%. 这样的货 币发行增速在2013年还导致了银行“钱荒”的现象。
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中国需要开始主动发行货币。参看央行的的资产负债表，从1995年新《人民银行法》修订以来，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主要取决于外汇占款。四万多亿外汇储备产生约二十 七万亿的基础货币。近几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增速已经逐年下降，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动机“出口”已经达到最大的马力，再大幅增加功率已经不现实了。中国的外贸顺差占GDP比例已经降至2% 以内，随着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中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也可能会产生逆差。乐观地估计，2014年新增外汇占款产生的货币（M2）不会超过12万亿元，那么货币发行增速不会超过10.3%，离 年初提出的13%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就需要中央银行降准或是自主发行基础货币。
央行发行基础货币不需要以“美元为锚”。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只要货币发行增率维持稳定，经济增长在不受大的外生因素影响之下，就可以保持稳定增长。至于货币发行是否需要以“美 元为锚”，在弗里德曼看来就是多此一举。在金本位时期，只要金矿开采数量过多，不管金子成色有多足，同样会造成物价飞涨。而缺少硬通货的经济体，经济萧条也是意料之中的。所以， 在笔者看来，抛开外汇占款发行货币的桎梏，主动自信地发行货币，使货币发行增率保持在近二十年来的平均水平比如15%至18%，让中国经济继续高速成长，直至完成现代化建设，进入发达国 家水平。
现行的《人民银行法》是保守、过时的金融理念。1985年至1988年，以及后来的1992年至1994年，当时的年均货币发行增量都超过25%，甚至30%，是事实上的货币超发。结果正如弗里德曼证 明的那样，物价飞涨，比较恶性的通货膨胀产生了。1995年在当时的朱副总理推动之下，修改《人民银行法》，央行不能直接包销国债。在关上货币超发的大门的同时，将主动、合理、稳定 发行货币的大门也关上了。这样的后果就是，国内需要长期投资的基础设施如铁路，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而通过外汇占款发行货币，最得益的是外向型经济部门，以及美国财政部 。在央行的网站显示，央行总共持有中央政府约1.5万亿元债务。而与此同时，央行外管局持有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美元国债折算人民币为7.8万亿元。根据现代货币数量论，国债的发行既可以 吸纳现有的货币存量，也可以发行新的基础货币来吸纳。而制止本国央行直接购买本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奇怪的是，法律并没有制止央行购买别国的国债。
现行的《人民银行法》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再度走向通货紧缩。1995年的《人民银行法》实施，使得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出口全面下降，货币增速同时下降，经 济有随时硬着陆的风险。朱总理通过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及各种财政手段，终于使得货币增长率达到14.8% 。不少学者将1998年后的几年看作是中国的通货紧缩时期。笔者认同，并 且认为这是由于法律限制中央国债的合理发行，同时出口战略受阻，使得货币发行增速快速下降导致的。如今中国出口经济增长乏力，而中国通货紧缩的历史似乎重演，我国央行借给美国财 政部的钱，是借给中国财政部的五倍之多。我们的央行，在货币不超发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能再多借一些给我们国家的财政部呢？让我们全体国民分享铸币税的收益。如此看来，不符合时 代需要的法律，修改是必须的。
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局，必须让货币发行增长速度回到15%以上。鉴于中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仍然只有6000美元，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说中国现在产能过剩，那就是将中国永 远地定格为三流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产能过剩的表象，与货币发行增速下降也有很大的关系。让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是不明智的，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不见得还能重启。央行计划2014年度货币 发行增长率13%，这样的指标距三十年来货币增长速度最慢的2000年的12.3%仅一步之遥。而2000年时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不容乐观的，“通货紧缩”的学术词语正式出现在各类文件之中。当时 努力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弗里德曼看来，不管什么财政政策，最终是体现到货币供应量上来，财政政策最终需要用货币的力量去推动。2000年的经济让人心急，或许是朱总理1998 年发行的“特别国债”数量不够导致的。
在笔者看来，既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也要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如今，党中央英明地指出需要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进行能源革命。那么，笔者设想的中央政府自主发行货币计划，可以将货币 投放于相关战略性产业。给予这些产业中优秀的企业长期（15至20年）的低息贷款，在债务到期后还可以考虑债转股，总之是要举全国之财力，发展我国的高端制造业。第二，将货币投放于 铁路建设，降低铁路总公司的负债率。我国有着欧盟、美国等发达地区一样数量级的国土面积，铁路长度仍不及这两者的二分之一。铁路的高效低能耗，有助于能源革命。第三，发行建设债 ，吸纳居民的闲钱、余钱。当前的形势下，全民高利贷之风正愈演愈烈。钱荒是一方面原因，居民的钱无处可投也是一方面原因。通过资本市场动作，让普通民众也能买到收益较高的债券也 是一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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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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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财政金融学本科、工学学士、工商管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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