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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度成本,西方经济学也在拳头捣蒜
2014-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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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方法论讨论21

  上一轮讨论说,西方经济学拳头捣蒜——辣手,无法讲清社会制度的来源。现在我们还要说,在研究制度成本时,他们也在拳头捣蒜,同样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错用、滥用。

  是资本主义制度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是分析比较制度的绩效和失效。制度的绩效和失效,用制度成本的低或高来说明,更有“经济”意思。现在,来看看制度成本是个什么东西。

  拙文《资本稀缺性下降,信息稀缺性飚升》篇讲过“瓦尔拉斯拍卖人”故事,说:在早期经济学家的意识中,信息的使用费用是0,市场经济自动配置资源,不需要成本。

  1937年的英国,出了个“毛头小伙”科斯,在一篇文章中,抛出“交易费用”或称“交易成本”这么一块砖,引得经济学家们纷纷发表高见,才都意识到“看不见的手不需要成本”假设错了。五十来年后,老科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交易成本指两部分:一是在达成交易契约之前需要支出的费用,如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订立契约的费用等;二是在契约达成之后需要支出的费用,如执行契约的费用,仲裁、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制裁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

  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扩展为“制度成本”,指:规划设计新制度及组织实施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清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实施成本,随机成本。[1]

  这样说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隐含着假设:交易成本仅指某一项具体交易的参与者所支出的费用,“制度成本”仅指某一项具体制度之设计与实施者所支出的费用[2],都是从个人出发作分析。可是,生活在同一制度环境中的不同个人,在某个时点,所感知的成本是不同的。

  譬如有一位资本家某婆婆,开办了一家纺织厂,认为其生产的单件成本比农家纺织低得多,企业制度好得很;另有一位工人某公公,被圈地运动从田园诗的乡村赶到厂里来做苦工,认为其活命的成本比在乡村高得多,企业制度好个屁。究竟是“好论”对、还是“屁论”对,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这时,一定要判明谁有理,就得有一位“道德法官”,秉持社会公正。但“社会公正”没有公认标准,这位法官的判决就必须有绝对权威,等于是神的裁判,或者是圣人的裁判,不准有人证伪。然而,不允许证伪的就不是科学的。这么一来,无从理解经济制度成本。于是,一位名家认为: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3]

  这一套推理的逻辑思路无懈可击,可推理所依赖的假设错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只有个人才能感知成本、从而判断是非。这对市场交易而言是对的,对经济制度来说却行不通,因为经济制度是社会整体的制度,必须从社会整体来分析才能把握。

  有趣的是,“所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是说历史的演进过程,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是用历史的视界分析人类社会整体。绕来绕去,方法论个人主义又绕到整体分析的假设上来了。从整体分析的假设出发,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以后,人们可以说:企业制度将人类带入现代文明,比农业家庭制度好。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是人类实践的历史性绩效。而人类的历史性实践绩效,是以历史的视野,从长时段、大跨度来考察,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才是真理,阻碍社会前进,甚或倒退的,就是反动谬论。“由法官评判真理”的说法不妥,但若要用“法官”来比喻,那么,人类实践的历史性绩效,才有资格做这么一位法官。

  还要指出,西方经济学研究组织的绩效和失效,是研究组织本身所能取得的效益或损失,是在某一时点、某种情况下所取得的效益或损失;我们研究组织的绩效和失效,是指:组织制度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良好的效果或损失。

  我们关于制度的假设说,制度是组织中全体成员为合作而全都有的公共知识,由此可得出关于制度成本的假设,就是:为让全体成员都接受和运用这种知识所支出的费用,以及所带来的损失。

  举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为例来说明。

  从1953年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后来的高级社,再到1958年的全国公社化,全党全国大宣传、大普及,投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全国农民方才接受集体劳动制度这种公共知识。还要配备生产队长、会计、出纳、保管、记工等管理人员,购建办公和会议场所以及必要的办公设施,制订评工记分、年终分配的规章等等,都要支付费用,是建立农村公社制度的事前支付,称为事前制度成本。支付这些成本之后,农业劳动力才能开始集体劳动的合作过程。

  公社集体劳动制度建立以后,合作过程开始了,才意识到需要再追加一些支付,还要承受一些合作效率的损失,这些就是制度的事后支付,称为事后制度成本。主要有三种情况:

  其一,公社化初期,出现了无偿平调财产的“平调风”,对此,中央出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明确划分各级的产权。初期还出现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风”,对此,中央作出了取消公共食堂的决定。还有,“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四不清”[4],相当普遍,不能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再投入大量社会资源来整顿──开展了“四清运动”,又是制度建立之后的一种追加支付。所有这些调整措施,其出台和实施,需要耗费社会资源;而且在调整之前,已经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得由全体社员承受。

  其二,伴随“四不清”问题,干部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现象多有发生。为遏制这些现象,就派出工作队整顿,把干部“赶上楼”,经过“洗澡”后才让下楼,“解放”出来重新工作,其中也有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好干部。“洗澡”,要耗费社会资源;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所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全体社员通过分配减少来承受。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说的“道德风险”。

  其三,农村公社制度运行中的难点,是评工记分总是不能准确计量劳动者投入的劳动数量、劳动质量,加上组织管理水平低下,一个社员就不知道别人是不是真正努力工作;而他所看到的恰恰是“出工不出力”。他也出工不出力。恶性循环下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集体劳动本来有好处: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好办大事,社员本来应当选择全身心投入,但却都作了相反的选择,大量劳动没有投入到土地上,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这种机制,使公社集体劳动制度不是发展壮大,而是趋于瓦解。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说的“逆向选择”。

  上述种种支付表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制度,费了很多事前成本,建立起来之后的调整、整顿、维护,都曾耗费大量社会资源,还造成很大损失,又费了很多事后成本。

  从唐、宋始,我国农村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土地。适应这种生产力性质的恰当生产组织是农户家庭。公社化运动,企图在基本生产乃至基本消费方面,以国家组织制度取代家庭组织制度,导致制度成本高昂。这场震动数亿人口的实验,诚然是伟大的,但却是徒劳的,最终是悲壮的。但也不能分田到户、搞“第二次土改”。真要那么做,有的农户一时急需钱用,就可能出卖土地给他人,长此以往,就将出现新地主和新贫农,那才是“辛苦革命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只要一纸红头文件,就在全国迅速推开,事前制度成本何其低,而事后效益何其高!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从整体上两相对比,这两种经济制度的制度成本孰高孰低,彰显于世。可见制度成本不仅存在,而且可以感知。

  实行公社制度,亿万农民好比孙大圣,被困五行山下,拳脚不能施展,多年不得温饱。五行山顶压着“人民公社好”的金字帖子,揭掉这张压帖,大智大勇,从何而来?来自毛泽东首倡的“实事求是”学风,也来自中国亿万农民群众(这个大群体的代表,是安徽凤阳小岗大队的农民)。

  [注]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2]例如卢现祥先生分析的案例:泰国的灌溉政策。见《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至144页。

  [3]汪丁丁先生的原话是:“……也就是说,‘交易成本’或实现了的博弈均衡的成本(由每个人的主观价值衡量的成本所组成的全体博弈人的向量成本),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所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4]见1963年5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国史通鉴》第2卷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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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能板回来多少呢?除了能做为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和意淫外,真想不出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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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历史就是探索的过程,有时恐怕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过,人类的意志从来就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如鲁迅而言,世上本无路,人走多了踩出路来。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把握,才能使人保持即积极又平和的态度。有志于社会主义的人们,应该记住毛主席在“愚公移山”中的鼓励:愚公感动了“上帝”将山搬走了,而这个“上帝”就是人民。
    2014/6/9 7:28:39
  • 这两大经济学派中的那些没有“阶级性”的工具性理论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叁见10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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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尤其对运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应将“工具性理论”的认识(判断)放在和阶级性认识的同等地位 。用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2014/6/9 6:52:11
  • 虽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但是真理只有一个。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真理,在资本经济模式下从危机中得以证明,并在周期性的危机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例如,为什么人们感到不公平?公平从那来?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交换的不等价,是不公平的根本来源。真理是对规律的认识,如同种地,遵守四季规律就丰收,不遵守四季就没有收获,但四季(规律)是不说话的。
    2014/6/8 22:44:51
  • 续:



    这两大经济学派的“鲜明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两大经济学派中的那些没有“阶级性”的工具性理论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比如:西方的GDP这种国民经济总量的核心方法,就是工具性理论。比如:三次产业理论也是一样,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工具性经济应用理论,是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借鉴的。

    而从德国到苏联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体系”的经济理论,也是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借鉴,并使西方传统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相对文明进步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事到如今,中国已私有化到如此惨不忍睹的境况,再提这些也已是昨日黄花的故事了,还能有多少意义和价值呢?领袖再英明,还能板回来多少呢?除了能做为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和意淫外,真想不出还有什么用?
    2014/6/8 21:49:07
  • 续:



    人们通常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是约定俗成而包含“列斯毛”的经济思想理论的。但这样叫是往往会让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误解成只有“马克思一人”的功劳呢。

    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马列毛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的《(私有)资本论》主要谈的就是四个字:造反有理。然后提出“建立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发展方向。但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不仅理论上的论证不充分和理论指导的不具体,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践。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独立成为有理论和实践说服力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那么只有把“列斯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加进去才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才具有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才能自成一派,否则靠“马克思自身”是根本成不了一大经济学派的。毕竟《(私有)资本论》是谈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的,与社会主义经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就当今世界的这两大即有理论,又有实践的经济学派而言,各有其成功的理论和实践。不能说谁真谁假的,只不过是为不同的群体服务而已。

    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为的是建立“财富由广大人民群体共享”的社会;后者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是要建立“财富由资本家等少数人独享”的社会。
    2014/6/8 21:40:12

  • TO:[5楼] 评论人: dream216249

    经济学只分为两派,都是西方来的,比较系统化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就多了,也就是以中外自由派经济学家。真正科学的确只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余的都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给资本家辩护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都是假设不成立的。

    =========

    经济学分为两派是正确的,但不能以“都是西方来的”做为划分标准。如果这样没有“立论基础”的划分,而只以“方向”做为划分标准,那就只能是西方一派了。

    听婵释禅先生的划分是比较科学的:即以“立论基础”做为划分“经济学派别”的标准。

    听婵释禅认为:凡是“以公有制为立论基础”的经济学派,就叫“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凡是“以私有制为立论基础”的经济学派,就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派。

    前者的经济思想理论是为“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后者的经济思想理论是为“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
    2014/6/8 21:39:38
  • 把利益作为追求目标,而把社会的平衡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协助当作利益的脚下石,最后的结果———人类将会被利益吞没。
    2014/6/8 19:56:59
  • 私有制是产生剥削压迫,不平等的基础,公有制的诞生充满了荆棘,人们要在这两种制度中争扎甄别。
    2014/6/8 19:49:29
  • 经济学只分为两派,都是西方来的,比较系统化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就多了,也就是以中外自由派经济学家。真正科学的确只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余的都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给资本家辩护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都是假设不成立的。那么多得诺奖的经济学家,有几个是大资本家呢,没有一个吧。他们这些诺奖得主都是资本家的美化家,食客。这样评价他们,并不是说他们的思想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有肯定有,希特勒也有肯定的一面。
    2014/6/8 17:58:53
  •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事以绳辨。中国学人只是洋奴,哪里懂得认识之法?故有西方垃圾之学盛行,懒得不会思考了。太极之道,阴阳之理,三焦之辨,方圆之法,五行而论。
    2014/6/8 13:05:28
  • 续:



    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需要的是把对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具有对各种社会制度“普遍适用性”的东西找出来,并放到他应该适用的位置去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拿过一个中微的具体对策模型的东西,就用其解释大宏观经济问题,解释不通,就说没用或错误。这是不对的。

    象有人拿凯恩斯的那什么“利息、利率。。”等的金融方面的小KS,到处应用,就有点不懂宏观经济的全局了。

    宏观经是由多方面组成的,任何一个单纯的方面都无法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更无法指导之了。正象“北安”网友所说:“单纯套用经济术语的“成本核算”来评价社会或制度,其实己落入“见物不见人(丢了西瓜拣芝麻)”的俗套。

    毕竟“成本核算”是一项具体性微观小算盘,应用到国家宏观财政核算,应用到企业成本核算,应用到家庭记账本等是适用的,但其只是经济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不是整个经济运行体的全部内容。
    2014/6/8 12:52:59

  • 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国学人因为多不懂分类学,而采用的研究方法多是“胡子眉毛一起抓”。结果拿出个中微层面的小东西,就想用之解释宏观经济的大东西,一解释不通,就说人家怎么怎么地不行和错误的。这是极为荒诞不经的研究和应用方法。

    从总体而言,西方经济学不仅“立论基础”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前提的,而且凯恩斯之前也多数针对“短缺经济”进行的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

    特别是绝大多数都是条块分割的对某一个方面的“中微观经济”的应用理论和对策、模型研究。

    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应用理论和对策模型,一旦脱离其研究的“前提条件”,其不仅不再成立,而且更没有在各种社会制度都能的普遍适用性。

    所以,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一定不要脱离当时某个国家的具体经济制度环境和实践所设置的前提条件。
    2014/6/8 12:44:36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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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几多困惑,亦真亦幻,是对是错?我爱较真儿,好钻牛角尖,偏要摆脱精神危机,却久久不得正果。那段时间,我的头脑世界,浑若古代玉门关外的大漠,苍凉而无奈。正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我终于找到一种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方法。用这方法,我解构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西方经济学等,揭开它们不能解疑释惑的奥秘,有了创新,从而可以说清现实,可以预测未来。春风一度玉门关,万千绿意生出来,自感:天高云淡,灵感恍从空降;溅玉喷珠,妙思奔流湍飞。
我这“解构与创新”究竟对不对,渴想请教于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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