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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权的逻辑答周其仁教授(上)
20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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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周其仁教授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领域的老将,早在1980年代初即在杜老手下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尤其长于土地制度研究,1987年贵州湄潭县“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试验即出自周其仁教授的设计。我则是农村土地制度研究领域的新兵,过去主要研究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在全国农村到处跑,至今驻村调研时间应超过一千个工作日。十多年来,不断与农民接触,不可能不对作为中国农村基本制度的土地制度有所接触,便在2009年写了一本专业以外的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书,取名《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因为是新兵,且对土地制度素少研究,就不自信,写作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恢复社会关于土地的常识,因为在我看来,学界和政策部门(更不用说媒体了)好象忘记了很多关于土地的常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学界、政策部门和媒体都集中在北京。高居首都的人们习惯将北京发生的事情放大到全国,而忽视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占多数、全国农村与北京农村大不同、且全国农民的土地与北京农民的土地具有完全不同性质、功能和价值的三农中国。或者说,我以为,高居首都的学界、政策部门和媒体中人的视野不能仅及京郊农村,而要有对全国农村的常识。事实也是如此,写作《地权的逻辑》的最初冲动即源自读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研究员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关于北京郑各庄的调查报告。出于对刘守英报告政策建议部分缺乏常识的不满,我放下手头正做的工作,仓促写作了本书。

  《地权的逻辑》出版后,获得了出乎预料的反响,表扬很多,批评也不少。批评意见中,影响最大也是我唯一愿意回应的就是周其仁教授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长文“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真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吗?——致‘成都模式的批判者’”,全文近8000字。本人以略长的篇幅来回应周其仁教授的批评。

  周其仁教授的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笔者不懂经济学的常识,更不懂得真实世界的经济逻辑,而是所谓“死寂逻辑”;二是对笔者书中所讲“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的批评,认为“这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第三是认为笔者没有深入调研即作出结论,学风有问题。以下分别回应。

  二、关于“死寂逻辑”

  周其仁在引用《地权的逻辑》一书关于成都土改的两个评论后展开他的批评,他的述评如下:

  耐心翻找(真难为周教授了——引着注),发现在我们这位成都模式的批判者手里,还真的执有那么一把“利剑”。容我代为展示一下。先看作者怎样批判成都建设用地的运作。开头照例抄录一则新闻报道,内容是温江区部分进城农民“放弃”宅基地,然后通过置换这部分建设用地,换得在城镇的住宅、社保或现金的故事。然后,作者挥剑上场:“为什么被置换出来的集体土地就一定可以‘每亩至少拍到100万元以上’?谁来买”,“成都市长说要将4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换出100万亩的非农耕地”,(如果)“100万亩置换出来的宅基地全部建成小产权房,……至少可以住上5000万人口,按近一个四川省的人口总数”;“也因此,每亩被转换出来的宅基地怎么可以拍出百万以上的高价?”显然,成都搞的这套,“真可以说是异想天开”!

  再看本章怎样批判成都农用地的运作。这大概是作者自觉更为熟悉的领域,所以一口气抄录了5则有关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和“老板下乡”的长篇报道,然后只用一句话就给予了断:“我们可以想见到目前成都市大力推进的土地流转所形成的规模经营若全部种起高效益经济作物产生的可怕后果”。

  以上两大板斧,用的原来是同一个逻辑。这就是,小部分土地(或其产出)进入市场,固然可卖出个大价钱,但只要允许更多的土地(或其产出)入市,它们就将变得一钱不值。正是基于这把利剑,贺教授判定,“成都模式是错误地理解土地性质,不懂总量概念,误判中国当前工业与农业发展形势而推出的激进实验,成都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第298页)。

  让我们来推敲一番。给定需求总量,任何资源、资产、商品和服务,投入市场的数量越多,其平均价格就越低。这是市场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叫规律、叫常识都可以。但是,商品价格从来就不是自动变平的。恰恰是少量商品在供不应求下的相对价格飙升,发出资源动员的信号,并“指引”更多的资源向这个尚未满足需要的方向投入,才开启商品价格变平的进程。随着更多供给的涌入,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商品价格变平,资源才转向满足人类的其他需求。这就是说,均价变平是“市场过程”的结果。

  贺教授的“总量概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只需把全部成都的建设用地、农地除以总人口,就轻轻松松算出了成都土地“最后的均价”。毫不夸张,他也一定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算出四川省、西部地区、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土地的“最后均价”。站在这样绝对的制高点看世界,芸芸众生竞争一切高于“最后均价”的机会,当然统统都是无谓之举,都是多余的、错误的、“不可能成功的”。

  读来读去,我终于明白这差不多是一套让世界死寂过去的“逻辑”。想想看呀,有这样的思维当道,世间哪里还有什么经济活动?(……)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整段整段地引用周其仁的话,一是周教授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我转述可能不如周教授原话说得清楚准确。二是这样可以让读者更清楚看到周教授的论证。

  周教授在对我的批判中,给我普及关于自由竞争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常识,且用语生动活泼。他是想说,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看,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发展的关键,是这个国家有没有鼓励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空间和制度激励,只要有制度激励,这个国家中一定会有具有创新精神的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出现,使用新技术,捕捉市场机会,创造市场需求,打破市场均衡,获取超额利润,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并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经济均衡。正是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激励,国民财富得以增长,民富而国强。等等。

  但是,周教授给我普及的这个经济学常识与我讨论的“总量概念”及对成都模式的批评有关系吗?

  周教授讲的经济学常识与我对成都模式的批判可以说毫无关系,因为他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一,他混淆了短期与长期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学讲企业家创新从而创造出新需求,是指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企业家的创新而带来需求总量的增加,国民财富的增长。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旧均衡不断被打破新均衡不断被重建的过程中,经济得以发展,财富得以积累,总需求得以扩大。这是一个动态的缓慢的波动式发展的过程。

  而我要讨论的是在一个相对短期内的供需平衡。在短期内,很难改变需求总量,但若政府介入进去推动土地流转种经济作物,推动农民用宅基地建小产权房,市场供给的快速增长就必然打破均衡,从而导致严重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全国农民应对地方政府强制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时,普遍总结出“政府号召种什么,我们就不能种什么”的原因。

  周其仁的第二个混淆,是混淆了政府与企业家行为的差别。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市场行为,政府行为则不是市场行为,尤其是成都市在推动农民土地流转和推动农村宅基地入市方面,都带有很强的政府意志,且他们正是以政府有效推动来计算收益的。我们来看前述周其仁引用中未引的笔者书中所引成都市官员的讲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都江堰市采访,都江堰市委书记在解释土地“产权改革”时举例说:“确权办证,就是要把土地、房屋和林地这些本本发到村民手里”,“双流的碗豆尖,卖到了国外是100元一斤,而我们本地是两三元一斤,这就是集中经营的效果。双流还有牛肚菌,卖到国外,一亩地一年产值是1.5万美金,这在国内是很难想象的”,“只要大家把土地的归属权弄清,房子有了产权就可以用来担保贷款,拿钱去搞这些项目”。(第5页)

  成都市正是通过这种向农民允诺,只要进行农地产权改革,只要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农地就可以产生出巨大效益,来推动农村土改的。2008年国庆成都市委安排笔者等人参观的三个村庄,均为老板下乡进行土地流转后规模经营经济作物,然后作为模式在全市推广的。同样的农地,种粮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突然而来的收益,经济作物的特点是经济收益较高市场风险也大。正是市场风险大,一般农民不愿冒风险进行投资或扩大种植规模,市场供给量不会大幅增长,而保证了与风险相匹配的收益。现在政府向农民的允诺是只要规模经营和增加投资,农民都可以种经济作物赚大钱,这难道有可能吗?这不是违反常识的事情吗?

  再来看成都市官员关于宅基地置换的讲话:

  温江区农村发展局局长王旭昆估计:一亩地拍卖价在100万—200万元/亩之间,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土地的升值空间还很大。(何忠洲:“成都试点‘土地换身份’”,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3期)。

  正如前面周其仁已引,成都市市长说要将4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换出100万亩的非农用地,这么多的非农用地,除建房以外,怎么可能拍卖出100万—200万元/亩的高价?因为买地就要建房,建房必须有人来买,问题是谁来买?

  周其仁说,农民置换出宅基地,但他们并不一定要马上拿到市场上交易。但成都市长明确说要在短期内将400万农民转化市民,并且让农民让出宅基地,成都市政府给农民以城镇的住宅、社保和现金。

  总而言之,成都市试图以推动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种经济作物,和置换农民宅基地→拍卖土地→建商品房这两条土地路线来推进成都市土改,这是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业,而不是企业行为。政府追求短期政绩,而企业追求长远利益。成都市政府希望以这两条路线来推动成都市激进的土改,他们不是缓慢地自然而然地由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而是试图通过政府强力推动,在短期内同时在农地流转和宅基地腾出方面做大文章。问题是农民和企业家都不会上当。所以我认为成都市领导人的想法不切实际。

  周其仁在对笔者的批评中写道:(贺雪峰)“这把‘批判之剑’无非是说,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正如允许更多农地转为非农一样,最后势必降低均价,所以这些机会完全没有意义,争取这些机会的权利也完全没有意义,探索能不能确立这些权利的成都改革试验,也因此完全没有意义”。周其仁问到:“天底下真有这么一套‘地权逻辑吗’?请读者评判吧”。

  但笔者书中全无周其仁以上所讲意思。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这还用探索吗?难道今天中国政府的政策不允许农民种更多经济作物?成都市的问题不在于允许不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而在于政府官员以为耕地只要一确权、一流转、一规模经营、一贷款投入资本,一种上经济作物,农民就可以致富,并以此判断为基础,来下大力气推动以农地确权到种高风险经济作物的行政运作。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以此错误判断来推动农地流转并企望以此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一定要失败的。种不种经济作物,种经济作物赚不赚钱,农民自己知道,他们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经济在发展,城市要扩展,城市建设用地一定要增加。农地转为非农使用具有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以为农地一转为非农使用就可以形成巨大价值,以至于以为,只要取消当前加诸土地之上的用途管制,就可以凭空产生巨大的财富。以此并不存在的财富来设想设计城市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就一定会犯大错误。

  总结以上讨论,笔者以为,周其仁误会或混淆了经济增长中长期和短期的概念,也混淆和误会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与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的概念。笔者对成都模式的批判是基于对成都市政府以为仅仅做土地文章(还权赋能、规模经营、盘活资产、土地置换等等),就可以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全面统筹城乡 “大跃进”的担忧。我相信,今天的成都市同志看到我这个论断,一定会深有同感。

  三、关于地权的悖论

  周其仁在批评我的文章中写到:“我最无法接受的是贯穿本书的如下核心命题: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周其仁认为“这是一条经典的奇迹怪论,因为完全得不到中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和现在成渝改革试验区大量可观察经验事实的支持”。

  正如周其仁所说,《地权的逻辑》一书的基本观点即,在当前农民已经分化,农村土地用途分化的情况下,抽象讲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能会损害农民利益。且正如周其仁指出的,《地权的逻辑》一书贯穿了这个观点。笔者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就是为了驳斥一些学者打着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的愰子来为土地私有化鸣锣开道,来为资本掠夺农民制造舆论的用心。这些学者站在为农民要权利,为农民说话的道德高地,却不愿深入具体地考察农民到底要什么,他们利益究竟何在。周其仁没有耐心读完笔者全书,也几乎不了解和理解笔者的论证,即断定笔者所论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我就有必要在此再啰嗦几句:

  分田到户以后,中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集体所有,农户有承包经营权,依中央政策,第一轮土地承包为15年不变,1990年代中央政策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延期30年不变,且按“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精神,要求各地稳定农村承包关系,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总体来讲,中央是按照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来出台农村政策和制定相关法律的。

  中国农民的主体无疑是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大宗粮食作物生产的粮农。当前中国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基本状况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在七、八上十处,如此狭小的土地上,单家独户根本不可能解决产中环节的诸多事务,而有很强的进行生产协作的需要(不是经营协作,即不是针对市场而只是针对生产)。在取消农业税前,村社集体还可以通过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来解决单家独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事情,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不再能强制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无力再介入到农户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植保和机耕环节的事务,农户不得不依靠个体力量来解决本应通过公共决策解决的事务。

  当农民土地权利不够大时,村社集体可以通过调整土地形成农户相对连片的小规模经营,从而可以减少农作困难。若村社集体还有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的能力,村社集体也就更有能力来解决共同生产事务。当前农村土地政策规定,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又已取消村社集体所有向农户强制收取费用的权力,这样就形成了每个农户在土地上的刚性利益,只要有一户反对,村社集体就既无法调整土地以利农户连片耕作,也无法通过向农户收费来提供共同生产服务。

  当前农村情况恰恰是,虽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村庄人口却发生了极大变化,有一些承包土地的村民早已离开村庄进城,不仅经济关系离开了村庄,而且社会关系也大多移出村庄,还有相当数量农民外出务工。无论是永久进城还是临时外出务工的承包有土地的村民,他们都不愿轻易将土地权利转让出去,而只是临时性地将土地流转给邻里亲朋耕种。

  除村民进城以外,村庄社会内部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农民身份分化,利益多元化,和村庄边界更加开放,从而使得村庄缺乏凝聚力,因此,在与小农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密切相关的村庄公共事务中,任何一件要靠众多农户共同商议决策的事情,都可能遇到刚性反对力量,从而既达不成一致决策,更无法一致行动。农户土地权利越大,反对的力量就越强,公共决策就越无法达成和执行。美国农场平均经营规模相当于中国若干个行政村数百农户的耕作规模,每个农户都具有大而明确的土地权利,就意味着每个农户都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这样,美国农场主个人决策的事情,到中国农村就变成了数百农户的集体决策,自下而上照顾到每一户利益与诉求的集体决策,其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都会高到无法承受,况且现在很多承包土地的农户早已搬出村庄,进行集体决策的人都找不齐,根本不可能面对面坐下来协商,还如何决策?这样,中国农村,农户土地权利越大,集体行动越难,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就越无法改善,单家独户的小农,尤其是仍在农村种田的耕者,就不得不面对更加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他们不仅要流汗,而且要流泪,甚至流血了(比如为争水而打架伤人)。这是典型的“反公地悲剧”。

  周其仁教授是贵州湄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政策的设计者之一,这一土地制度设计,较当时全国农村承包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赋予了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后来中央农地政策吸收了湄潭经验,尤其体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决议上。自1987年以来,湄潭试验已有25年了。那么,湄潭试验的结果如何?当年参加湄潭试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到湄潭调研发现,湄潭试验的结果表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关键是,20多年过去了,“农民对土地调整的意愿仍然强烈。93%的被调查者同意按人口进行土地再分配”,刘守英等人将之解释为“农民根深蒂固的成员权观念”。

  笔者恰好于2008年底到湄潭进行过20天驻村调查,从调查情况来看,湄潭农民不欢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给自己更大权利的土地制度,而要求按人口调整土地(注意,包括土地多的农户也大多要求调整土地),其中原因并非刘守英所讲农民所谓“成员权观念”,而是这种土地制度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不公平是显然的,无效率则可以从以上所讲“反公地悲剧”中理解。周其仁教授既然认为笔者的命题是经典的奇谈怪论,为何不回到自己亲手设计的湄潭农村问一问农民的意见?如果说我们要尊重农民的意见的话,既然湄潭农民93%的要求重新按人口再分配土地,我们为什么不尊重农民这一意愿呢?要知道,农民的土地权利,对我们来讲,只是一种话语,最多是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农民来讲,却是实实在在要付出汗、泪和血的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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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才知道,原来有钱人已经开始打农民那一亩三分地的主意了。呵呵,土地流转,成都模式,平坟运动...轰轰烈烈啊!说白了,就是土地私有化运动。1%在占有了城市巨大多数资源之后,把目光投到了中国最后一片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土地上(8亿农民基本上可以算人民的大多数了)。农民一看拿到手的那现金很多,住进的楼房很漂亮就在卖地契约上按手印了,他们真的理解土地的价值吗?卖了地,进了城的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靠什么生活?下岗农民会不会变成巴黎圣母院中的城市贫民和乞丐?

    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那里,哪一条法律来限制他们操纵农产品市场的行为?例如将来大地主们跟跨国企业签约,一二三一起种棉花赚美元,结果当年可能闹粮荒了。你国家凭什么组织私人地主种什么作物?中国有任何法律规范地主的行为吗?

    以前土地分散在8亿农民手里,国家不收重税,相当于人民自己免费用自己的公共资源,无所谓“资源税”。即使国家收了“土地资源税”,也应该通过国家福利返还给农民,所以现在干脆不收土地资源税。

    如果将来土地“流转”到1%的地主手里了,他们用土地资源或操控农产品市场,或农转非赚取土地资源升值之利,这土地资源被少数人占有谋利。这个资源税怎么算?仍然像现在这样不收税吗?中国人民的土地资源就这样是给1%免费使用吗?

    我相信,如果中国土地资源免费给全国农民兄弟使用,人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要把土地免费给大地主们赚钱用,人民可不答应。
    2012/12/5 4:34:18
  • 总有一种预感,中国将面临的最麻烦问题不是和土地相关的住房问题,而是粮食问题,这不管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能够要命的问题!希望这只是因为我的无知,希望不会是这个样子。===本人10月回到乡下小住了日子,我也奇怪,田土荒废不少,不是一两年,国家的公布数据倒是粮食年年大丰收,又一说每年进口粮食若干万吨,《中国今年进口粮食 总量将超6000万吨》,《联合早报网》,2012-11-30) 我也与1楼一样,心中有个结。
    2012/12/4 22:46:04
  • “笔者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就是为了驳斥一些学者打着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的愰子来为土地私有化鸣锣开道,来为资本掠夺农民制造舆论的用心。“
    痛快!
    “这是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业,而不是企业行为。...成都市政府希望以这两条路线来推动成都市激进的土改,他们不是缓慢地自然而然地由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而是试图通过政府强力推动,在短期内同时在农地流转和宅基地腾出方面做大文章。问题是农民和企业家都不会上当。所以我认为成都市领导人的想法不切实际。”
    深刻!
    结合最近河南省发生的迁坟事件,让人不寒而栗啊!
    严重同意8楼的意见,确实应作专题讨论。
    这很可能是在作政策试水,不一定是中央层面的,但地方政府无疑是急不可耐。
    四川的出发点一开始是解决灾后重建资金不足,后来发现有利可图,就开始大面积推广。
    给农民发证是对的,但是在村民自治还不完善,农民的意志不能充分体现的当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很危险的。
    但在当前情况下,挡是挡不住的,政府要GDP,房地产企业要便宜的地,挡他们的路,杀人的心都会有。看看河南,镇长可以带头挖自家的祖坟。
    应该把发证,健全村民自治作为前提,让企业和村集体直接谈,政府退出来,监督谈判过程。村民自治过程不健全,就不能转,企业和村集体谈不拢,不能强制转,超出50户以上的流转要省政府批准,才能生效。一定要拉住县镇两级干部的缰绳。
    2012/12/4 20:54:38
  • 建议管理员,将此话题作为专门讨论议题。
    此文非常重要。此议题,应该引起草根同仁的高度重视。
    强哥极有可能将土地问题作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将因此而发生巨变,并且一旦成型将不可逆转。

    卢麒元
    2012/12/4 18:04:36
  • 贺教授说:
          成都市试图以推动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种经济作物,和置换农民宅基地→拍卖土地→建商品房这两条土地路线来推进土改...,不是缓慢地自然而然地由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而是试图通过政府强力推动,在短期内同时在农地流转和宅基地腾出方面做大文章。
          我们分析一下:
          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种经济作物,这个逻辑一定是政府强力推动的;如果我们把种植经济作物这一环节去掉,农地流转→规模经营→...,这是不是就把市场力量引入进来了呢?规模经营的产出,是不是值得农地流转的改革呢?
          再看下一个逻辑,置换农民宅基地→拍卖土地→建商品房,这种模式适合规模比较大地广人稀的自然村;在自然村比较密集的农村,还有更实用的逻辑是:宅基地流转→规模经营→小城镇化,或者是宅基地流转→规模经营→其他。这种逻辑是不是农地规模化经营与小城镇化的一个路径呢?有年龄大的农民,转让宅基地和土地后,或者只流转土地,是不是还可以解决撂荒的问题呢?
    2012/12/4 12:25:55
  • 前一段去了解了某一大型电商的办公园区,前身是大型粮仓,现在据说粮仓转移了,转移到哪里咱不知道,但是空出来的仓倒是总能接触到。
    2012/12/4 12:05:49
  • 总体上各级政府为了求得立竿见影的政绩比较浮躁,这事浮躁不得 浮躁了就好事变坏事了,要搞成接力赛而不是一百米冲刺。
    2012/12/4 11:57:23
  • 推进农民市民化要在规模上注意把握,重点是能消化成为市民的原农民的就业问题。这需要社会容纳的空间和时间,不能规模不切实际。如果能够持续不断适当规模的推进,实际上也是很见效的。
    2012/12/4 11:55:46
  • 成都市长说要将4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换出100万亩的非农耕地”,(如果)“100万亩置换出来的宅基地全部建成小产权房,……至少可以住上5000万人口,按近一个四川省的人口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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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总体是集约利用土地,是好的。土地节约出来了当然可以卖钱商业工业用途去了,这笔钱是生出来了可以贴补给转成市民的原农民。但是还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原农民的工作问题,除了自愿从事农业外,都要给予就业;还有就是流转土地集约生产农产品,这个交给市场主体,国家要出台支持政策包括农产品的销售通路、抬高收储价格等等,集约化反而还更有利于农产品的安全生产管理。
    2012/12/4 11:52:16
  • 成都市的问题不在于允许不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而在于政府官员以为耕地只要一确权、一流转、一规模经营、一贷款投入资本,一种上经济作物,农民就可以致富,并以此判断为基础,来下大力气推动以农地确权到种高风险经济作物的行政运作。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以此错误判断来推动农地流转并企望以此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一定要失败的。种不种经济作物,种经济作物赚不赚钱,农民自己知道,他们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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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这点说得不错。
    2012/12/4 11:44:06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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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门人,1968年生,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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