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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现实与他的“仁学”(下)
20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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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孟子之道不行

  孟子对时政的抨击,尖锐激烈,他对梁惠王说: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或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孟子认为,这一切的恶政暴政,其来已久,百年前的孔子早就为之痛心疾首,“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孟子认为,世乱的原因,是: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他要挺身而出救此乱世:

  “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孔子拿春秋乱世没办法,就退而编书,用《春秋》寓褒贬,以正人心。孟子拿战国乱世没办法,就通过他的“好辩”,来消除“杨墨邪说”的坏影响,以正人心。他认为乱世的根源就在杨墨,因为杨墨的学说导致“无父无君”。

  孟子面对战国天下,寻找这一片混乱的根源,思想源头上找着了杨墨。他对乱世现象的批评确实是尖锐的,他对乱世的根源抓得对不对呢?所谓“杨氏为我墨氏兼爱”这两种学说导致“无父无君”,是怎么回事,且不去详究,总之天下之乱是“无父无君”的结果,反之,若是“圣王”在世,有父有君,则诸侯不会“放恣”,处士不会“横议”,天下就是太平的。也就是说,总而言之,还是因为“礼崩乐坏”,还是迫切需要“克己复礼”,回到“圣王”之世,百年前孔子对问题抓得是准的,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愈演愈烈,孟子要接着孔子的事业做下去,实在是一种“志士仁人”的精神。

  孟子认为,“无父无君”的根子,在于“利”,而“利”与“仁义”是对立的,讲“利”,则会排斥“仁义”,所以他处处批评“利”,处处提倡“仁义”。而这个以“利”为特点的时代,其实就是战国时代,一切不得不以是否有“利”于在这特定时代里立足、强国、争霸为考虑。

  《孟子》书一开篇就是对“利”的猛烈抨击: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在后来的《告子章句下》中,孟子剖析说: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另外一面,就是大力提倡“仁义”,呼吁诸侯们行“仁政”、图“王道”:

  他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夫谁与王敌?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他对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甚至对于邹、滕这样的小国,他也劝他们行仁政,认为这样即使一时不能抵挡大国的兼并,后世子孙也会有王者兴的。

  但当然,若“万乘之国行仁政”,就能“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所以他主要是致力于劝齐魏这样的大国能“发政施仁”。

  他对弟子公孙丑说,像齐这样的大国要成就王者大业,易如反手。当年夏、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而齐有其地矣,齐国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齐有其民矣。此时地也不用再扩大,民也不用再聚合,行仁政而王,真是时候,谁也不能阻挡。

  孟子滔滔雄辩,认为施仁政不是难事,齐魏这样的大国,“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施仁政,不过就是实行《礼记》所载古代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怎么就这样难呢?对于国君来说,应当是不难的,只要能发政施仁就行。那么,这仁政具体如何实施?孟子提出的办法,是从经济基础做起,叫做“仁政必自经界始”,要恢复井田制。

  孟子说,让农夫能好好种地,让江河不受滥捕,让山林不受滥伐,这就能使民活得安、死得起,“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分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以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给出了一幅理想中的井田制的美丽图景。

  这就叫做: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也做不到: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以治礼义哉?”

  做不到这样,危害就很大:

  “无恒产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网)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要保障黎民有恒产有恒心,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还要给以一定的礼义的教育,所以一要恢复井田制,二要谨庠序之教。

  当时的情况,“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民众的土地被“暴君污吏”所“慢”,也就是任意侵夺。只要正了经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井田制乱,带来首要的问题是“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成了问题,也就是野人不养君子了,君子没有野人供养了。野人,就是整日在田野上劳作的人们,是农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是很明白的事,怎么能乱?

  孟子的“井田制”是这样:“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

  朱子集注说:这是周朝传下来的制度,“公田以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后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也。”

  朱子注说是不对的,应当是:私田八百亩八家君子各有百亩,公田一百亩是这八家共管用来给国家纳赋的,至于在这九百亩田地上劳作的,则是“野人”,即种田的农奴。孟子原话里没有说野人受田百亩,只是说实行了井田制,君子就能“以别野人”,野人是谈不上有田的。(郭沫若一九五四年版《奴隶制时代?西周也是奴隶社会》与杨荣国一九五四年版《中国古代思想史?孟子的事迹》。)

  这样,弄好了井田制,先公而后敢私,如《诗经》上所唱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子也有养了,国家赋收也解决了,仁政有了基础,天下也就可望太平。另外,“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朱子集注说,“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而君子是“一夫受田百亩”,这“一夫”如有弟弟,年十六以上,则另外受田二十五亩,叫做“余夫”。这样的安排,是较周到的了。

  据杨荣国分析,孟子笔下的“百姓”,即“百官”,而“民”指自由民,其中也有“百官”中没落而来者;“野人”即“氓”(又作“甿”),是在田野上直接从事生产劳作的奴隶。孟子所谓“民为贵”,是说自由民为贵,“仁政”是指从“正经界”做起,来维护与巩固自由民为基础的统治。如此,我们读《孟子》,历史感就更具体了,如果要为“民为贵”三字叫好,那也只能是在“抽象继承”的意义上了。

  孟子这套“仁政”,与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大趋势不相容。公元前594年,最讲“周礼”的鲁国“初税亩”,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说,即履亩而税,这就承认了占有大片土地的新兴地主是合法的,使得领主(即孟子论中的靠井田供养的“君子”们)经济走向崩溃。公元前408年,秦国“初租禾”,这已经落后于关东各国近二百年。而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可见,到了孟子的时代,“君子”赖以为生的井田制的崩溃已经二百六十年以上,而孟子仍想恢复它并且更理想化地建立它,认为是行“王道”的基础,他的迂执,真是甚矣。

  从邹国情况看,“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这些“散之”的人众,就不止是“君子”,该还有隶属于他们的大批“野人”,问题一定是平时国君对“民”们征敛过多,超过了三代以来通行的“什一”税。所谓“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是不可过份的。然而要说减轻些,也不可乱减,比如北方的貉国,税征是“二十取一”,而在“中国”,这么轻的税是不行的,因为“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必须坚持从尧舜以来的十取一,正好养君子维社稷,过与不及都不行。对孟子提出取法貉国的人是白圭,《史记》说,白圭薄饮食,忍嗜欲,与童仆同苦乐,以此居积取富。孟子认为这方法不能普遍用于天下。“君子”们怎么能都像白圭这样“忍嗜欲,与童仆同苦乐”呢?

  总之,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荀卿列传》)

  这很好地概括说明了孟子时代与他何以不能为时代所用。孟子之道虽不行,而其指斥时政、为“民”请命、敢于陈辞的风度,却是令人敬佩的。鲁迅所说“拼命硬干的人”,孟子算得一个,所以他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也就成了名言。我们对孟子的精神及其思想方法,也只能是“抽象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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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之官则思,思则有问于世,范围很大,举凡中西古哲往史,亲朋故友以至偶逢恰会者,皆可发一探讨,而虚怀以聆赐教,所谓文章,无论随笔或是大著,无论魔幻或是实写,皆此类也,何必自重,又何必自弃?所谓草根文章,或即此乎?
    2012/10/15 21:15:47
  • 《孟子》书一开篇就是对“利”的猛烈抨击: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
    今人对孟子的这番话理解存在重大偏差,孟子说的是“亦有”仁义而已矣。

    仁义者,本也,体也;功利者,末也,用也。
    不言利,非即不得利。
    以仁义治国,君礼臣忠,上下合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百利不求自得。

    谓王“不言利”,意思更接近不妄取利,不与百姓争利,不要把利字挂在嘴边。
    不是反对“利”,反对的是这些。
    国家如同一个身体,人君为首脑,大小臣子及至黎民百姓为股肱,耳目、手足。为君者鱼肉百姓,无异于自啖股肱,股肱既失,首脑岂得独存?
    孔子说过,君王与百姓是鱼和水的关系,“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殷鉴不远,守成之君不可不薄临惕励
    2012/10/15 16:14:14
  • 孟子认为,“无父无君”的根子,在于“利”,而“利”与“仁义”是对立的,讲“利”,则会排斥“仁义”,所以他处处批评“利”,处处提倡“仁义”。而这个以“利”为特点的时代,其实就是战国时代,一切不得不以是否有“利”于在这特定时代里立足、强国、争霸为考虑。
    2012/10/15 14:48:14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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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州市文化局退休,目前居住泰州,正高职称,著有小说戏剧随笔等作品三百万字,笔名沙黑。目前著有写1966夏-1968春某小城文革的小说,知不可能出版,但作为文学职责,应当完成,并已完成全部电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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