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去年今日的博文。国庆期间，连续发8篇过去的博文，重在和网友之间相互启发。拜读了卢麒元先生的最新博文《十八大之后》。很钦佩先生的见解和思路，但是有不敢苟同之处。如先生所说中国经济的问题出在分配上面，所以先生寄托于新的领导层能从上而下开启制度变革。我想先生可能还会失望的，我不敢给小民们以希望，我以为给小民们以希望可能会让他们更大的失望。我宁愿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国人”。基于此，我的努力或有希望。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此篇博文后增加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三部曲的文章，该文大致写于2010年我在草根网时的回复汇总，乐意看的顺便看看。
剩余，利息和战争，这永远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有了社会剩余，无论在何种历史形态之下，都要解决怎样分配的问题。利息是货币的价格，本质上也是对于剩余价值的一种分配形式，问题是复利的计算在理论上是无法持续的，人类商业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不断对抗复利的发展史，因为复利经常会超越人类的获利极限。在远古时期，人口的增长是对抗复利的手段；在近代，机器革命是对抗复利的手段；在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对抗复利的手段。但这种对抗总会遭遇失败，所以战争就无法避免。战争的逻辑是强行通过对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村落的占领，通过对另外一个经济体的剩余价值的剥夺，来延续本经济体的复利模式仍然可以进行下去。这就需要一个国家的领袖去开疆扩土，从拿破仑到康熙，从彼得大帝到希特勒，无不如此。犹太世界的闪转腾挪只不过是寄生在这个“复利体系代理人”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还真是被上帝选出的子民，他们知道他们应该保证谁的利益，如果失败他们也将遭受命运的惩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金融和复利的角度来解读世界历史？如果让我来解读，我会把它的名字命名为《复利战争》。
今天世界经济面临的困局，在本质上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极限已经无法满足复利世界的秩序和要求。美国如此，欧洲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不同的国家会选择全然不同的战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中国会更倾向于利用人口的庞大基数来解决国家整体遇到的困境，就是用通货膨胀来解决经济发展和复利失衡的问题。美国曾经也用过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解决复利困境，比如上个世界70年代末。但是今天，如果全世界还走通胀道路，那么中国无疑将以人口优势和承受能力最终胜出。
我在前文中已经说了：在人类历史中，会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发展的困境。剩余，利息和战争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这是世界角度的金融史和战争史。那么今天我们依然无法逃避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世界，我们才有可能会获得正确的答案。
【欧洲】：欧洲会放水货币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想清楚：欧洲要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解决复利问题吗？欧盟虽然有5亿人口，但是它的财政政策始终无法统一，那么放水货币的后果就是欧元将成为被抛弃的货币，因为欧元不是世界贸易结算货币。而欧元大幅度贬值又必然的带来欧洲的高通货膨胀，在现代金融世界中，欧洲将被世界金融市场抛弃，欧洲将成为一个穷国联合体。不要以为意大利的领带，包包的设计是无可替代的，也不要以为法国妞的浪漫是无可替代的，一个孟加拉手工作坊里的皮带设计，甚至一个南非部落中的艺术灵感都远远超越了那些个所谓的“后现代”们的垃圾。
所以欧洲会成立一个强大的维稳基金。但这必将抽回市场中的流动性，相当于上调了存准率。那么短期内大宗商品市场还将继续失血，我还是那句话，伦铜的阶段性底部在4500点。（这个推论在我之后的文章中被修正了）
【香港】香港的繁荣被决定于亚洲的繁荣，香港的萧条被决定于亚洲的衰落，所以香港是风向标。港币挂钩美元，那么当美元走强的时候，任何以港币计价的资产都必然的遭到抛售，恒指最近的走势已经完美的体现出了这个趋势，尤其是恒指中的中国蓝筹股更是遭遇到了强烈的看空。
现在还用攻击联系汇率吗？根本不用，只要香港不放弃联系汇率，就为索罗斯提供了无风险做空恒指的获利空间，最近风闻港府也要禁止“裸卖空”，如果这个政策被实施，那么港币就必将被做空。因为金融资本无法获得对冲手段，必然会蜂拥涌出香港市场。如果香港金融市场极度不稳定，人民币从哪里离岸呢？
【朝鲜】朝鲜半岛又是香港的风向标。就像弹琴的和弦一样，香港的金融动荡很可能会配以朝鲜半岛紧张的“军事和弦”。谈这个问题，就要先谈中国战略的转变。我很早的文章里就说，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是一体两面，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支撑起了过去2年的世界商品市场。而最近一个月，中国由于无法继续为大宗商品市场提供更多的支撑，面临着战略转移的可能，这就是伦铜暴跌的真实原因。中国有可能采取的新战略是：在不久的将来迅速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同时，迅速熔断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联系。说的简单点就是用国家干预迅速实现“固定汇率”，同时在国内放水人民币，继续用通胀手段来解决复利矛盾。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不能出现恶性通胀。
中国战略方向的转变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风险巨大的，因为人民币如果一旦大幅升值后迅速熔断和美元的关系。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是有解的，因为中国没有丧失制造业能力，而且有国内的市场纵深。而美国是无解的，必然面临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虽然芝加哥市场正在形成做空人民币机制，但是在人民币固定汇率下，市场是失效的。
所以没有比一场军事威胁来的更简单的了。中美两国无法正面冲突，在中国周边的“邪恶国家”只有朝鲜，一场军事威胁，或者战争的到来，在我看来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如果中国屈服于这个军事压力，就不敢熔断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那么战争只是一场金融战争；如果中国不屈服这个军事压力，那么中国国内将出现恶性通胀，政权的维护将面临威胁。
【日本】美国的帮凶。
总结：剩余，利息和战争。这永远是人类发展史上三位一体的关系。
人类经济的发展必然的带来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人类经济的发展速度永远和复利的增长互为矛盾。
人类经济的发展时刻伴随着战争的终极解决方案。
中国文化三部曲
一、绝对的善导致绝对的恶。
提到善这个词首先让我佩服下创造文字的古人的智慧。先来看“善”这个字的构成：上美下口，字面意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谓的“善”只是一种口头的美丽罢了；再来看“恶”：上亚下心，《说文解字》上“亚”的本意是“丑”，原来“恶”就是丑陋的心灵。所以很简单，“恶”是人的心理活动；而“善”不过是人们的嘴皮子罢了。本人有个不好的毛病，但凡谁要跟我说：“要做善良的人啊”，“做事先做人啊”什么的，我总是有个防备心理：：tmd，这小子是真傻还是假傻，别是要坑俺吧。
那么，如果说“恶”是一种人类作为生物的自然状态的话（多看看动物世界就一目了然），就能理解“恶”是相对于自我外的必要“恶”；“善”是相对于自我内的有限“善”。对于这个问题耶稣和孔子都是了然于胸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目标指向的不同，奠定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
孔子时代，生产方式的封建制度已开始确立，相对稳固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土地使人类束缚在土地，家庭，村落和乡里。稳定的生产和收获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关系，也需要把这一稳定的社会关系思想化，体系化和制度化。孔子的“仁爱”思想满足了这一社会需求。所以我认为孔子发现了“善”，也利用了“善”。他试图建立起他的围绕着人之初，性本善的理想国。同时也可以想见，在那个刚刚从蛮荒状态下脱胎的学说面对的首要挑战就是：如何面对鬼神世界。因为一旦引入了“鬼神”的概念，孔子的立足于“人”，标记为“善”的中心思想将遭到致命的破坏，这就是孔子为什么“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所在。可是“善”不是全能到可以自我实现的，那么没有了鬼神，人性中的“恶”如何可以被制约呢？孔子提倡的“礼，义，廉，耻”概念，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而人的社会性也被规定为：“忠，孝，悌”的结构。个人的修养，即君子的德行被规定为：“仁，义，礼，智，信”。针对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孔子又提出了“过尤不及”的实行原则。
总结：孔子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利用人的“善”，建立起来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这个“与人为善”的关系被孔子定位为“仁”。以此出发，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余年，为中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个思想体系由于排除了鬼神的作用，其指向性是以家庭结构为中心的超稳定家庭，社会结构的建立，那么在儒家的眼中，任何的“哲学的思辨”和“技术的进步”就都不过是带有巧言令色的“鬼神”的细枝末节了。
再来看基督教（暂先把天主教归为此类）。上面我已经说了，“恶”是相对于自我外的必要“恶”，“善”是相对于自我内的有限“善”，对于这个问题耶稣和孔子都是清楚的。儒教是一个个由内向外的同心圆（厚黑学里有很精彩的描述），“善”的展开是依据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边界。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矛盾，就是在不同的同心圆中的利益冲突如何调节的问题，这是儒家解决不了的。上海的地铁真是挤得要命，如果我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恐怕我这一天都上不了车，如果我带着自己年迈的父母，那我是不会遵守这一规则的。当然有人说大家排队不就好了吗？我也是这样想啊，但是现实呢？只要有破会规则者不能受到及时的惩罚，儒家的“善”就会瞬间变为“伪善”。这也是中国政体千百年来实行“外儒内法”政策的真实原因所在，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社会维护费用”高于“儒家制度成本”时，社会就会表现出混乱，就必须用“法来治乱。
这个问题体现了儒家和基督教的根本区别。一神教的优势就是社会维护费用远远低于儒家的制度成本。简单的打个比方：一神教的社会是“并联社会”，儒教社会是一个“串联社会”。在基督教社会中，每个人都对唯一神负责，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人和人之间“串联关系”的能量损耗，社会规则的唯一性同时基本解决了儒教不同同心圆之间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所以基督教的耶稣，对“罪”保持了的清醒的认识（也是我们争论的性恶说）。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建立在赎罪的基础之上。那么唯一神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鬼神之信”，为西方社会开启探索自然之路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因为《圣经》中的原始教义和文化复兴后的宗教改革在本质上都主张了：科学是耶和华留给人类探索他足迹的工具这样一种暗示。当然，这也为基督徒传播教义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史上的很多文化都被基督教消灭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基督教又带有明显的侵略性。
总结：从建立有效的公民社会角度讲，基督教的优势是明显的，就是其社会维护费用远远小于儒家的制度成本。这在根本上服务了游牧民族在履行契约时的风险。从而能在《圣经》传入欧洲后与发源于希腊，成熟与罗马帝国的公民社会相融合，成就了西欧以公民社会为依托的，以圣经思想为伦理的，以追求科学技术和艺术为人类宗旨的法制社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约中的“三位一体”观念的引入，大大解放了旧约中对于人的“人性”的束缚，在近代促使欧洲爆发出了无限的创造力。
二、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我最近不断的批判儒教和佛教。但是，可能中国的出路可能还在这两大宗教里。
事实上，在“上帝”的眼睛里，没有一种宗教是完美的宗教。2千多年来，儒教和佛教能在我国大地上不断存续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然合理的也必将继续存在。一个苹果烂掉了一块，我们不能把它都扔了，文化的基因更是如此。有的朋友提出基督教可救中国，我也曾拿韩国的文化变迁来说事儿。但是，文化改良的成功一定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脱离了本土实际的情况就会犯类似于教条主义的错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赞同毛泽东思想可以救中国，而会反对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因为对于我国来说，所谓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教条主义，是没有社会根基的。以前的党员是基于“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现在的党员是基于“我要和别人大不同”的带有投机成分的现实主义。好了，不扯远了，回到开头的问题。
回到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中国，在那一时期，有很多仁人志士也曾思考过同样的问题。我今天介绍一位“大儒”：梁漱溟——N年前我在思考佛教的问题时，作为参考书我开始接触了这个老前辈的思想。当时对其提出的“乡村自治远动”并未在意，也未理解其含义。这几天在我批判孔子和儒家的局限性时，我同样发现了儒家的优势和可行性--即在一定范围内，儒家具有远远高于基督教精神的道德内生力和社会效率，而这个一定范围就是“乡里”。而我所批判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奴性能正确引导，未尝不是广大的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有道德感的普遍自由，因为儒教的中心思想就是“仁爱”，所以问题出在：谁来引导？和是否可以有效监督上。而本乡本土的“乡土观”是可以起到这一作用的。这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地方自治。
在农村以“乡”为单位，在城市以“社区”为单位的自治体的建立，是可以完成依靠儒教道德观来建立的公平，有效的小社会模型的。理所当然，这个小自治体也一定是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实体。这样，中央集权能力将被大大削弱，制度维护费用也将大大降低。可以想象，无数的充满活力的细胞实际上从整体上加强了国家的力量，社会财富将被分散化而不是集约化，在小范围内，更小的个人能力将得以展现；重视教育的儒家思想也会加快吸收科学技术的步伐。
对于历史潮流，我们不能去堵，也无法另辟蹊径，现实的方案可能仍然是疏导。在此处我再次表达对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改造远动的敬意，也深深折服与他的深邃。
三、中国只有螺旋没有上升
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人很多。他们始终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至少五百年了，甚至可能有八百年了，就是不开花结果。为什麽？
这个问题我从19岁开始思考，独立思考。黑格尔说：“中国--只有盘旋没有上升”。这几年观察现实，我得出了答案就是：
1，孔子的理想国是建立在封建制度上的“乡里文化”，这与当时的经济现实是相符的，是一种构建人与人之间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但是这一制度的缺陷在于，它只适合于一定范围之内。
2，随着城市的扩大化，城市的管理阶层开始出现（科举制度），这一食利阶层的出现带有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社会剩余被这一阶层消耗，剩余越多被消耗的越严重，以至于“浪费和贪腐”变成了一种国人的文化。“和谐”就是官僚阶级追求的唯一目标。
3，佛教的出现，尤其是“因果轮回观”的出现，以“神灵的形象”满足了既得利益者的福报；也用因果轮回平息了失意者的愤怒。
4，所以当儒教集团开始形成，当官僚集团开始形成就不可避免要用“权利”干预分配，那么缺少“神力"制约的文化，所有的冠冕堂皇也都瞬间演变成了男盗女娼了。
今天的现实，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我也是看到这一问题时才明白了毛思想的伟大和洞察。 今天的毛愤儿们（指极左）和李自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被推翻而新的朝代也不能“浴火重生”呢？因为毛愤儿们和李自成本质上都是要通过“敢把皇帝拉下马”，来完成“自我的彻底翻身迎解放”。
“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思想在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领域试图实现的三步曲。可惜啊，他面对的“基因群组”太强大了。
1，反右没有错，问题出在被反者的反扑和“毛愤儿们搞的扩大化”上。
2，大跃进是毛意识到：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基石，所以试图用“激进的手段去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好让工人阶级成为主力军，来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
3，当这一违反经济原理的政策失败后，毛又试图从意识形态上直接突破，带领全民族走出埃及，获得民族在文化解放上的自由。
然而，天不与时啊。我能深深体验到毛晚年的焦虑和执着，他没能成为犹太人的“摩西”。也深深理解在神坛上的毛的孤寂。不知那星星之火是否还可以燎原?中华文明的火种是否还可代代相传?还是我只能站在祖国的某一角落无奈地仰望天际的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