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老要张狂少要稳，我得稳一点，不评此文了。

红楼梦的唯一作用就是教给大众以个腐朽的方法，和腐朽的借口。

盛名之下名不副实，红楼梦就是这个例子。

当代中国学术界一个悲剧性的个案
伯 勤
何新先生，我虽无缘与他见面，但他数年前的确曾经是我的自学学术导师。特别是他的关于国际关系的睿智判断和预测，以及历史考据方面的著作《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文化与历史新探》等都深深吸引了我。当然，之所以他的学术思想在数年前深深吸引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一是源于他说了几句大实话——当今中国，实话比大海捞针还难找；二是源于他的基本哲学理念与我从教科书上得来的一点所谓的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些微共鸣——其实今天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哲学观念也都是这般水平。

（接上）为便于读者分析研判，顺便回顾一下笔者自己的学思历程：2003至2006年，我的思想基本还是科学唯物论和经验主义，并首次接触小乘佛学和儒道经典，2007年西学是唯理论和唯实论，中学是大乘佛学及禅宗，2008、2009年西学是新实在论，中学转入孔孟朱王心性之学和老庄道学及魏晋玄学，2010年起研读现代新儒家和康德、黑格尔著作，初次体悟到为道与为学、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生灭门与真如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别界限，对中西文化汇通之门径略有心得，特别是深切体会到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学大家乃真正之学贯中西而堪为人类文明之导师。2011年后走中西结合之路，亦即为道与为学相结合之路，侧重生命哲学和机体哲学，但最终归宗儒学，特别是《尚书》和《周易》。我现在就自命为人文哲学，因为为道与为学最终要统一在人的仁心之创造不已之上，离开了这一点，其他一切的学问连生存下去都很困难。保住了这一点，就保住了其他一切。但学者必须首先要体悟到此仁心之创造不已之真切而平实，不能仅仅落在语言文字和逻辑思辨上。这一体悟之经历，个中痛苦难熬之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今天深受机械的科学唯物论影响的人来说，能够体悟到自己的仁心之存在实在比登天还难，我用了八年功夫苦读中西经典，仍然摸不着门道，最终在现代新儒学大师著作的指点下，才顿然大悟。我在《中国需要“三位先生”》一文中就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别与汇通做了一些阐发，兹略再述。
《易经》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即天道之生生不息，亦即宇宙之大化流行，亦即人文化成之源头，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人道虽源自天道，但人类社会经宗教而哲学、经神权而皇权而民权之演进，人类的文化精神便自有其卓然独立之尊严。观商代宗教文化向周代道德文化之转进、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向后期政治哲学之演化，便可明了此点，此老子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因此，人类岂能只为天地神灵之奴仆而无所自主？人的文化精神又岂能受宇宙物质所支配而毫无主动？此可见唯神唯物唯理唯实主义之狭陋。

（接上）当然，人道虽源自天道而有其独立之尊严，但亦可反回来再上通天道，即天道可下济人事、人事可反之天道，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天人合一的核心精神。故《易经》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庄子亦云：“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类又怎能与天地神灵而相对相仇？人的文化精神又怎能离宇宙物质而孤悬盲动？此可见无神唯心唯灵唯名经验主义之肤浅。
今人喜言一切皆在变化运动之中，而无有永恒。即便有言永恒者，亦无有根据。马一浮曰：“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愿之在己者是常，事物之从缘者是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即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也。圣人著书，托变易之事，显不易之理，成简易之用。今人多以为科学知识诸如数学逻辑、物理化学、政治经济等为不变永恒之绝对真理，其实这也只是一种相对真理，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假设和使用范围，便根本讲一通，也根本无法用。只有人的道德、宗教、艺术等精神之中才含有一种永恒定常的绝对真理，此绝对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历诸万世而无缪。此绝对真理就是为道之道、德性之知、真如之常或曰实践理性，此乃本体界之事，而数学逻辑、物理化学、政治经济等科学知识乃为学之学、闻见之知、生灭之变或曰纯粹理性，实为相对真理，乃现象界之事。只有本体界才有定常永恒，现象界全是变迁不居。相对真理可由知解、思辨、分析、归纳而得，而绝对真理只能由观照、体悟、证觉、实践而得。然此两种真理，或者说道德与知识，并非就此分道扬镳、毫无牵扯，而是最终统一在人类的道德情操或人类的仁心之创造不已之中而相辅相成，从而使人类以常道驾驭变道，以不变应对万变，无为而无不为，此正为人类文化不断演进之根本动力。不知此者，便不能明中西文化之同异，也不能贯通古今之精神，更不能汇通中西之文化。

（接上）对今天的中国学人而言，要想不落入唯这唯那的偏执之路，特别是要想悟入常道而御变道，以不变应万变，应万变而无惑，首要之务，在于找回本心、显示本心，否则，不仅白费心血、劳而无功，甚且误入歧途、害人害己。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今天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学者不但心死，甚且无心，何其悲哉！放眼略观，其最大之悲剧主角，无过乎何新先生。今作此文，断断无谤人之心，在在有警世之意。
何新先生天资聪颖，精力过人，自幼好学，年轻时记忆力尤为惊人，数十年来投身学界，著作甚丰，影响颇广。然观先生所学所作，可谓于闻见之知如履平地、无人能及，而于德性之知愈行愈远、误人误己。据何新先生所说，他在青年时期读了大量的来自前苏联的关于马恩列斯的译著，特别是列宁的《哲学笔记》对他的影响尤为深重。所以，马列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知何新先生是否想过，马列理论源自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的根本思维方式就是主客二分、精神物质对立统一等等，一旦落入其中而形成思维定势，要想摆脱束缚而自觉心性灵明，那真是比登天还难，笔者对此深有体会。其实何新先生的学术思想已被西化而不自知，这也是今天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学者的通病。也许他后来在自觉不自觉地做过挣扎，但收效甚微，只不过从唯物一转而落入唯理，所以他五十多岁时在《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中说：“我信仰理性”、“我相信命运”、“命运就是理性。”

（接上）简要来讲，他重客观而轻主观，重知识而轻道德，重外在理性而轻内在心性，说“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是模糊的、混淆的，歧义丛生，不明确的。”“人类的理性模拟宇宙自主的本有的理性。”他知变而不知常，只知自然之理而不知当然之理，以相对真理代替绝对真理，更不明白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之区别，对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一贯之道只知用思辨理性分析改造而毫无悟入，竟然说柏拉图的“Idea才是真实、不动不灭的实体，相当于佛家所谓的‘真如界’”，并认为“存在的世界乃是一个二重性的世界（现象/本体），一方面是物象的”，“另外还有一个深藏在实物之内的信息性的世界，其中有数学规律以及各种逻辑秩序。而且正是抽象的东西制约着具体的东西”，于是率然下结论说绝对之物“正是这种抽象的东西，这种抽象性的秩序，可以认为是物的灵魂”，事实上这只是新实在论的观点而已。他虽然意识到了“西方哲学范式不适用于中国”，指出“把西方哲学的唯物论、唯心论分类标准引入观察中国哲学，是根本不适用的。这也是以欧洲为中心模式和作为学术规范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一种幼稚表现”，而他自己却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主客对待的二元思维模式而毫无察觉。他自始至终重天道而轻人道，根本不知人心为何物，虽然后来他意识到“宇宙本身就是具有最高智慧的生命体”，但他仍然把人的德性之光辉掩埋在茫茫的宇宙秩序之中，人的无穷之愿力至此便烟消云散。呜呼哀哉！人文精神之斵丧，人性光辉之泯灭，人类归宿之悲惨，无过于斯！于是，何新先生说自己最终“回归于马克思的学说”，“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所体现的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的理想，始终是值得追求的，即使它是一种乌托邦也罢”。有通识之人一眼就可看出，这与西方人信仰基督的模式有何区别呢？而且何新先生是否考虑过，自己之所以要坚定地追求社会公平和人类正义，其根本动力源自何处呢？想来只知向外观解的何新先生恐怕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向内观照以见其心了！而此心正是人的道德之心，体现的是当然之理，这正是他自己追求社会公平和人类正义的根本源动力。须知天道亦有不足，而人心正可参赞天地之化育，以人道弥补天道，此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要义所在，亦是人之所以伟大灵明之真正原因。

（接上）2000年以来，何新先生开始返朴归真，闭门研究起国学来，对儒释道经典进行了一系列的解读，《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等书可视为主要代表作。从他的所有国学解读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根本就没有体悟中国哲学所谓的一贯之道，他是彻头彻尾地以西方头脑强为解读国学经典，连心性之学的门槛尚未挨着。此时何新先生已届耳顺之年，他想再转化自己已被彻底西化的头脑和习性，恐已回天无术了。从他的国学经典新解系列总序《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中可以看出，他在无意之中用希腊西欧文化比附中国文化，把中国早期文化定性为一种神话和英雄的文化；竟然以自然哲学的观点说“太阳和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简单地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传统经典进行判教，说“《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如此判教，与小儿陈数自家玩具有何区别？如此判教，恐中国文化之道统、政统、学统将从此分崩离析，国学经典亦如考据资料而已，哪里还有天地精神和人间正义存在其中？难怪我读了他的国学新解，只觉得文字考据铺天盖地，到头来经典还是经典，我还是我，毫无精神相感、人文生机，而我自从读了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以及钱穆、陈寅恪等国学大师的经典注疏之后，顿感天地大变、心性灵明，直觉得神游天地、神交古人、神接万物、神通宇宙，油然而生一种宇宙内事己份内事、己份内事宇宙内事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为人处事大有长进，读书修道境界陡升。兹再举数例，皆关乎国学核心价值之阐发，以见何新先生对中国文化核心精神之曲解以及已被严重西化而不自知之可悲。

（接上）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何新先生竟然将“道”解读为信仰，说此句意为“信仰不同，就无法共同谋议。”将中华文化之“道”当成主客二分的信仰来对待，其欲速亡我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而后快乎？他在解读《老子》的序言中说“老子之道是自然秩序，其“无为”是自由放任主义”，可见肤浅至极。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其实这句话道出了老子哲学智慧的根源所在，“有”是相对价值，“无”是绝对价值，“有”是德，“无”是道。从修道的角度讲，这是人的心灵观照万事万物时首先体悟到可以言说的相对价值，如真善美、仁义礼智信等等，而后用智慧对其进行再度超越而升华到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绝对价值，此绝对价值正是支配天地万物一切存在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故老子说：“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关于此点方东美先生著《中国原始儒家道家哲学》讲得最为精妙绝伦，读者可参阅）而何新先生竟然用黑格尔的逻辑辩证法对“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展开解析，乃至用“鸡蛋变雏鸡、雏鸡消解鸡蛋”进行比附，真是可笑至极。《老子》通篇在讲宇宙人生的智慧，而何新先生竟然将其作为一种逻辑知识强为解构，须知智慧要以“悟”得，知识要以“解”获，不明感性、知性、理性、悟性之界限，中西学界之聚讼何日方能消解和融通？观何新先生译《心经》最后的般若波罗密多咒时，竞有“去寻找智慧、宁静，超越一切界限”之语出，须知智慧只能从自心体悟升起，何处能寻得来啊？如此说法，离佛万里，足见其至多仍处境夺人不夺之境界，尚未及人境俱夺之境界，更无论人境俱不夺之境界，其余更无足论。

（接上）近年来，何新先生以研究揭发西方社会中隐存的共济会为己任，不断为国人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共济会，因为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其导演的，当今欧美各国精英政要皆为其得力会员，威力非同小可。对此，笔者因知之甚少不加评论，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本无大错，但总觉得何新先生与其口口声声防患于共济会之阴谋，倒不如自己首先不要曲解中国文化核心之价值。何新先生也许自感到短期内振兴国学无望，于是就矛头直指西方文化的三大源头之一——希腊文化。在他的眼里，希腊文化就应该只是雅典文化，凡是把雅典以外的文化归入希腊文化就是作伪。而事实上目前学界所谓的希腊文化圈则包括雅典之外整个环爱琴海地区，于是何新先生就说目前所谓的希腊文化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共济会组织人员强为伪造，有意把诸多雅典以外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名人一并归入希腊文化，以形成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力，以对抗世界其他各地的文化，进而图谋主导和控制全世界。共济会有无此种举动和图谋，笔者无从得知故阙疑不论，但本人多年研究文化的常识告诉我，文化的核心意义和类型标志恐怕不能以具体而细微的地域、血缘、种族来界定，我们不能排除希腊文化的构成中存在混同和借用，但要想彻底将整个希腊文化肢解粉碎，请问有无可能？有无必要？须知，中国欲自强，必当从学术始；中国欲自立，必当从教育起。不自强不自立，即便世界上只剩下中国一国，恐怕国家亦不得大治、政治亦不得清明、人民亦不得安生、？
综观何新先生大半生的学术之路，破坏之事有余，建设之功不足；知解能力有余，智慧悟性不足，令人无不扼腕叹惜！更为甚者，何新先生中年后孓然一身，近年来终日仅与书卷和几条小狗为伴，竟然说：“愈了解人，就愈爱狗”（见何新博客《何新敬祝博友新春好》），“考证之学是猜谜之学，十分好玩”（见何新博客《我的考证就是图个好玩》），真可谓学术少有长进，道德江河日下，此乃典型之西方哲人晚年境况，而中国大儒晚年时期则德高望重、达观安祥、严肃谨慎、收放自如，岂能如此玩世！如此恓惶！
当然，何新先生之命运，亦是时代之命运，此中过错，亦非其一人所应担当。笔者斗胆妄议，只因此一学案于此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和警示性，还请何新先生见谅。故再次重申：今作此文，断断无谤人之心，在在有警世之意。

二〇一二年十月一日夜于家中

何新评论的不是红楼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