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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西方伦理道德不能移植到中国
201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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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诸多知识分子一直希望通过移植所谓西方“新伦理”的方式重建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然而他们“道德革命”总是无疾而终。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一片道德的废墟之上。

  为何西方伦理道德不能移植到中国呢?究其原因,还在于东西方伦理的源流与内容大相径庭,在中国没有合适的移植西方伦理的文化土壤。

  首先,从源头上说,中国伦理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而西方伦理是以上帝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关注现世,其伦理道德是内生的,而西方人的道德来自上帝的启示,并由上帝维系。林语堂先生在其名著《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1e,又译为《吾土吾民》)中这样写道:“在西方人看来,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人看来,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们就不能相互以礼相待,这同样是令人诧异的。人们应该做好事,因为好事合乎人情,行善是体面的事情,这是应该能够理解的。笔者常感诧异,不知如果没有保罗神学,欧洲伦理学又将如何发展。或许欧洲的伦理学会沿着马库斯·奥里利厄斯的沉思所指引的方向纯粹由需要来决定发展了。保罗神学发展了希伯莱人关于罪孽的观念,这种观念又给整个基督教伦理学罩上了阴影。于是非宗教不能拯救人类出罪恶之深渊,这就是所谓赎罪论。因为一旦欧洲伦理学与宗教无关就会被视为十分怪诞,所以人们很少想到这种可能性。”(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87~88页)

  其次,从流变上说,二十世纪以前,儒家伦理道德在中国历史中有持续的影响,尽管二十世纪的儒家受到很大冲击,但其仍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力。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伦理道德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几乎成为宗教道德的反动,其宗教超越感、神圣性消失殆尽,在启蒙运动以后尤其是这样。现代西方大学里教授的几乎所有知识都是经验和事实的积累,很少牵涉道德和伦理义务,这直接导致了西方道德基础的沉沦。阿尔伯特·甘霖(Albert Greene)对这种世俗化趋势忧心忡忡地写道:“现代西方文化的重大变化之一即是‘超验’(transcendent)的丧失。不拘人们对超验一词如何了解,人类历史中一些主要文明的兴存都有一种深刻的超验感,不管人们是否相信神灵、命运或某种哲学体系,总有一些神秘的、超越一般经验的存在,它提供了日程生活的背景,也提供了道德价值观和决策的基础。在今天的西方,这个‘超验’已不复存在。西方人士生活在彼得·柏格(Peter Berber)所说的‘没有窗户的世界里’,他们认为每一个可观察到的结果,都有一个可实际觉察到的、理性能了解的原因,任何末经过物理学和化学解释的事物都不可能被认为真实。从旧约时代起至启蒙时代之前,圣经中的神都被认为是宇宙及人类的创造主与赐律者。但如今神已经死了,这并不是说他病了、断气了,乃是说他与人类社会及其机构毫无关系了。”(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赵中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6~7页。)

  最后,从内容上说,中国儒家主张符合人类本性的“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之道。而现代西方文明则走向与人类清静本性相违背的“因人情纵人欲”的享乐主义。其结果就是人欲的过度膨胀,暴力贪婪成为社会常态,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阿尔伯特·甘霖甚至将当代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与黑暗时代相比。他指出:“暴力与贪婪已成为西方文化的特色。犯罪率增加——美国夸口在西方国家中,坐牢的人口比例最高者非美国莫属,暴力已经弥漫在整个文化之中。为取代竞争者或避免被对方接收,商业也成了一种经常性暴力;体育运动也是暴力的,尤其是职业性体育运动。国内暴乱成指数级增加。对儿童身体与性的虐待成为家常便饭。甚至教育也成为暴力,求学的基本动机就是要赶过别人,以便得到最后的职位与高薪,这些都是与贪婪有关。体育运动已由健身技巧的欣赏变为商业竞争,甚至连性也由上帝为夫妻所设立的一种温柔的爱贬为商业化行为。”(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赵中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1页。)

  不难看出,即使在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看来,西方现代伦理也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严重危机之中——西方伦理观不应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榜样,也不可能被效仿!

  来源:新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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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中华传统道德思考得较多,对西方道德文化了解得就很少。不过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要依靠移植西方道德文化来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理由很简单,西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道德文化。西方崛起的历史人人都知道,而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也都在冷眼旁观。起码我并没有看到他们在受到的道德的约束。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西方文化中的道德文化体系本身就较为单薄,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则更使得他们在道德上没什么优势。而博主所陈述的这些事实,而博主所陈述的这些在文化上的事情,则更证明了西方道德文化体系的薄弱。
    不过我也并不十分赞成博主主张的依靠儒家思想来重建中华道德,倒不是我认为儒家文化不好,而是儒家的东西在几千年的实践过程中早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而儒家思想在结构上,确实不如道家严谨。所以我主张在道德文化上应该回归道家文化,而且我也觉得道家文化和现代主流的民主法制思想并没有根本上的矛盾。这一说就说来话长。如果博主或者其他网友觉得我错了,我非常乐意交流。
    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您的博文,所以只说了这么多,准备慢慢玩味一下您的其他博文后再好好和您交流。
    2012/8/13 18:41:46
  •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诸多知识分子一直希望通过移植所谓西方“新伦理”的方式重建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然而他们“道德革命”总是无疾而终。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一片道德的废墟之上”。
    持久的我国人文历史,早已将中国人文精神注入到了人们的“血液”之中,西方的“文明”“道德”,在零零碎碎的传播过程中,不能冲淡或改变“道德血液”,而只能是制造混乱。当这种混乱又开始重建,那么至少到今天,重建依然是回归过程。对历史形成的人文精神,我们当代人应该是尊重下的修正。
    2012/8/13 8:29:56
  • 你的参与,令人心生敬意
    2012/8/13 8:27:54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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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 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主要著作:《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2008年);《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2010年 );《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译著:《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9年)。编著:《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主编:《新法家说》(The New Legalist,中英双语,与陆寿筠先生合作,美国Tri-City Press、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联合出版 )。E-MAIL:alexzhai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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