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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与河图洛书五行四时历(上)
201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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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不爱宝。

  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中出土了近五千枚竹简。从两墓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当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定。

  整理者将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内容分为“论政论兵之类”、“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和“其他”三部分,其中“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共十二种,如下:

  一、曹氏阴阳。

  二、阴阳散。

  三、禁。

  四、【三十时】。

  五、【迎四时】。

  六、【四时令】。

  七、【五令】。

  八、【不时之应】。

  九、【为政不善之应】。

  一〇、【人君不善之应】。

  一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一二、【占书】。

  (“【】”内篇题为整理者拟加——笔者注)

  上述数术书中很多多内容,同遗存在《管子》中的河图说(《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管子?幼官第八》)、洛书说(《管子?四时第四十》、《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有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河图、洛书的真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表明,尽管河图代表的阴阳五行历和洛书代表的四时八节历早已经退出实际生活,但它们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于数术学中——一直到西汉初年。

  下面,我们根据2010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对与河图洛书有重要关系的诸篇作个简要梳理。

  一、《禁》篇揭示的五行本义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最早的历法不是根据天文星象制定,而是根据自然现象的自然规律制定的,这就是物候指时。《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作者在解释早期人类物候指时的普遍现象时说:“对气候的季节变化,最初人们不是根据对天象的观察,而是根据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去捕捉气候变化的信息。自然界草木的荣枯,鸟兽的出没,冰霜的凝消,等等,是与气候的变化相互呼应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论衡?变动》),这就是所谓‘物候’”。以物候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依据,这是人类掌握农时的最初手段。在中国一些近世或多或少保留原始农业成分的少数民族中,差不多都有以物候指示农时的成套经验,有的甚至形成了物候计时体系──物候历。”(《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93页。)

  这里所说的“物候历”实际上是一种太阳历,因为它所依据的现象主要与地球绕太阳的公转相关。比如西双版纳景洪县的基诺人,“借宝”树叶落完了,“吉个老”鸟叫了,就该上山在待耕地段上砍树芟草;当苦笋发芽,“拉查巴布”鸟叫了,就该烧荒;满山的“借宝”盛开白花,就撒苞谷、种棉花;“借达卡”(马登树)开花,“卡巴”鸟等叫了,就该撒旱谷了;在独龙等族,人们把一年分成若干月,以某种特定物候的出现为一年或一月开始的标志,这种物候历月无定日,整体上显得比较粗疏。

  在汉文化中,上古亦有这种物候指时的作法。《吕氏春秋?任地》还总结说,一年“五时”,见到某种草类出生,就要种植应在这时萌生的作物,见到某种草类桔死,就要收获这时成熟的作物。具体内容包括:冬至(请注意,这种五时历也是从冬至算起)以后五十七天,菖蒲开始萌生。菖蒲是百草中最先萌生的,这时要开始耕地;孟夏时荠、葶苈、菥蓂枯死,这时要收获大麦;夏至,苦菜枯死,蒺藜长出,这时要种植麻和小豆;秋分,狶首生出,谷子黄熟,这时就要进行收打蓄藏。(原文: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

  如物候指时一样,作为上古先民的历法,阴阳五行历中的“五行”可能亦与一年中某一时期的自然(或社会)现象有关。在这方面,《银雀山汉墓竹简?禁》篇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长期以来,关于五行的起源学界有诸多说法,如“五方说”、“五材说”、“五数说”、“五祀说”、“五星说”和“五工说”等等,其中“五材说”十分流行,这种说法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代表了宇宙万物组成的基础材料。五材说之所以流行,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还在于它表面上更合乎西方传统上以静态元素解释宇宙组成的哲学观念——西方有的中国就要有,西方没有的中国就不当有,这是近代中国学界最为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刘长林先生指出了中国的“材”与西方元素说的区别,他写道:“五材说的确以金木水火土为构成万物的基本材料,但它不是从实体或物质元素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周传》)传说这是一首歌词,为武王伐纣时兵士所唱,其意在讲述五材的性能和对人的功用。西周末史伯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指明适当建立不同品物之关系,对生成创新有重要意义,即所谓‘和实生物’。这与古希腊的本原论和实体论,寻找万物之构成基础和变中之不变,大异其趣。”(刘长林:《〈周易〉与中国象科学》,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01期 )

  换言之,五行是动态的、代表事物整体的象。从《禁》篇中我们看到,五行的本义从一开始就与时节有关,因为五行是四时所禁的对象。

  关于《禁》篇有性质,整理者说:“此篇论四时禁令,与《管子》中《四时》、《五行》、《七臣七主》、《轻重己》诸篇之部分内容相近。”(《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0页。)四时禁令的目的在顺天道,用《禁》篇作者的话说就是:“不效天之道,地之宜,五谷不番(蕃),六畜不遂,草木檮枎,万物果{此字上“艹”下面两个 “瓜”}不成,此天道之不顺也。故守国无禁,必伤於民,土无禁则年不长,木无禁则百体短,火无禁则勿(物)不綘(丰),金无禁则筋……”

  由于简文残缺,上面只有“土无禁”、“木无禁”、“火无禁”、“金无禁”几项,根据上下文,残缺内容中必然有“水无禁”。《禁》开篇谈话到时令的意义时就说:“春毋伐木,华笖生;夏毋犯火,精薪綘(丰);秋毋犯金,当银昭;冬毋犯水,甘泉出。”

  反之,违犯时禁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呢?作者按木、火、金、水、土为顺序进行了详细论述,相对应的时节是“定春”(简文所无,据文义补)、“定夏”、“定秋”、“定冬”、“定夏、定冬”,据整理小组的意见,这里的“定”“疑当训为‘当’”,定夏即当夏,另外《管子?问》中有:“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

  显而易见,这样的配法是因为五行与四时不能一一对应的缘故。文中说:“……聚众举斧柯伐木,若以举斧柯伐木,其乡曲{此字左“歹”右“卒”}。定夏大暑{此字上“逢”下“虫”}治,毋以聚众鼓卢(炉)乐(铄)金,若以聚众鼓卢(炉)乐(铄)金,遗火亥国,台庙将有焚者,君大堵亥焉;定秋下霜,毋以聚众凿山出金石,若以聚众凿山出金石,贤人死,哲士亡;定冬水冰,血气堇凝,毋以聚众决口□泽通水,若以聚众决口[□泽通]水,其乡曲{此字左“歹”右“卒”};定夏大暑{此字上“逢”下“虫”}治,毋以聚众凿土,若以聚众凿土,是谓攻气,国大{此字左“歹”右“卒”};定冬水冰,血气堇凝,毋以聚众凿土,若以聚众凿土,是胃(谓)攻臧(藏),国大{此字左“歹”右“卒”}。”

  在《禁》篇中,木代表春天欣欣向荣的树木,火代表旺盛燃烧的火焰……,这些东西不再简单的是一种物质,而是与时节相联系、人类生产生活普遍加以利用的资源,所以春秋时宋大夫子罕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取这些与时节相联系的生产资料作为季节之象,是上古圣贤的伟大创造,也是河图阴阳五行历的的理论基础。它在之后漫长的历史中,锁定了中国本土科学立象尽意的基本特征。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五行本是与时节相联系的生产资料,何以会出现商朝以后中国先人才普遍使用的金属?早有学者注意到,金与其他四行不同,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类加工而成的,由此他们从多方推论,金行最初可能指的是气,这也是呼吸系统的肺属金的原因。(参阅韦旭斌等:《五行教学中的某些疑点辨析》,载《中兽医医药杂志》,2004年05期。 )

  如同中国文化中卦象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一样,或许代表季节的五行也曾发生过复杂的变化。至于其历史演化的细节,尚待更多的资料出现。

  二、《三十時》当是齐地遗存的河图阴阳五行历的一个分支

  学者们注意到,《三十時》与《管子?幼官》同,皆属于一年三十节的“五行时令”,这对于我们理解河图阴阳五行历的源流极为重要。整理小组认为:“此篇性质与《月令》相近,主要讲一年中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同时也记录了一些物候现象。不过《月令》是给人君用的,本篇的对象则比较广泛,所以所举之事与《月令》有出入。此外,《月令》以月为单位,本篇则以十二日为一‘时’,并把‘时’分为前后两‘节’,称为‘上六’、‘下六’。十二日为一时,一年三十时,每半年十五时。上半年和下半年均自‘一时’起算,故最高时数为‘十五’。《管子?幼官》:‘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春季共八个十二,以下夏季为七个十二,秋季同春季,冬季同夏季,十二应即指十二日。分一年为三十时,每时十二日(不过《幼官》没有‘时’的名称),与简文的系统相同,这大概是齐国的习俗。” (《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9页。)

  由于本篇竹简残断过于严重,我们难窥《三十時》所含历法的细节,只知它同上古五行、四时历一样,计算一年都是从冬至开始,每时十二天,一年三十时,共三百六十天,只是它强调“十二日一时,六日一节”。(《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1页。)为了使读者有个整体印象,我们将《三十时》前半年的节气及时令抄录如下(“【】”中文字是整理者据上下文义所补,下同——笔者注):

  二日,大寒始□,日冬至,麋解,巢生。天地重闭,地小乎,不可……

  【二时,廿】四日,大寒之隆,刚气也,不可为……

  【三时,三十六日】……冬没气,此欲……

  【四时】四十八日,作春始解,可使人旁国……

  五时,六十日,少{此字上“言”下“又”}起,生气……

  【七时,八十】四日,华实,生气也。以战客败,可为百丈千丈,敌人之地……”

  【九时】,百八日,生气也。以战客败。不可……

  十时,百廿日,中生,生气也,以战客败。可以为百丈千丈。可以筑宫室、墙垣、门,可以为啬【夫】……

  【十一时,百三十二】日,春没。上六:刑。以战客胜。下六:生,以战客败。不可以举事,事成而身废。吏以免者不复置。春没之时也,可嫁……

  【十】二时,百四十四日,始夏,生气也。……

  【十三时,百】五十六日,渎,柔气也。以战客败……

  在《中国方术续考》一书中,李零教授还将一年三十时列了一个完整的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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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05~406页。

  李零先生想把“三十时”纳入后世通行的四时历法,生硬地将一年从春季“作春”开始,这显然不符合《三十时》作者本意。比较起来,《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整理小组的顺序更客观些。

  当然,李零先生出色的研究工作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比如他注意到,“三十时”简文除了讲了积时积日,节名气名,还讲到了各时节的物候,各时节的宜忌和相应的钟律。特别是,他把《三十时》简文和《管子?幼官》作了比较,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

  一、《三十时》有明确的一年十二个月概念,并将一年十二个月分别叫作“春一月”、“春二月”、“春三月”、“夏一月”、“夏二月”、“夏三月”,“秋一月”、“秋二月”、“秋三月”,“冬一月”、“冬二月”、“冬三月”,这和《月令》等书把四时分为孟、仲、季的做法是一样的。

  二、《三十时》比《管子?幼官》更接近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其中“立春”、“立秋”叫“作春”、“作秋”,“立夏”、“立冬”叫“始夏”、“始寒”;  “春分”、“秋分”叫“□□”、“霜气”;“夏至”、“冬至”,叫法与今同。“分、至、启、闭”的概念很清晰。它的时节名与《管子?幼官》相差也极大,只有八个名与《管子?幼官》相同或相近,更没有《管子?幼官》中的“三卯”(始卯、中卯、下卯)、“三酉”(始酉、中酉、下酉)、“三暑”(大暑至、中暑、小暑终)、“三寒”(寒至、大寒之阴、大寒终)这样整齐的配置。

  如同彝族十月太阳历存在不同的分支一样,齐地遗存的阴阳五行历亦当有不同的分支。又由于《三十时》写定于西汉初年,而《管子?幼官》写定于战国时期,这使后者更加符合河图所表示的阴阳五行历的本来面目。进一步说,时代愈晚,阴阳五行历的痕迹就显得越发模糊,同当时历法结合的程度也就越深——这当是出于时令本身指导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

  一方面,战国秦汉五行家保存了河图、洛书的本义,另一方面又使它们的本来面目越来越模糊——历史常常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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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古代的历法不可能是单一的,即如盛行至今世的“农历”,其夏至、冬至;秋分、春分,都是就太阳运行的“四至”而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四至”即太阳运行轨道上的是个四个“顶点”。而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则以所至时节的气温为节令名字。惊蛰则是就春雷发生、虫类“启蛰”而言的。小满、芒种则就农作物、农事而言。太阳历、五行历也都不可能是另立炉灶的历法,古代的各种历法是相互渗透的,所以它们才是不可割裂的一种文化。
    2012/7/3 14:56:42
  • 中国战国前的历史,可能是在岭南而非中原
    2012/7/3 10: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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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 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主要著作:《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2008年);《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2010年 );《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译著:《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9年)。编著:《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主编:《新法家说》(The New Legalist,中英双语,与陆寿筠先生合作,美国Tri-City Press、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联合出版 )。E-MAIL:alexzhai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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