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好命又好，富贵直到老；
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
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贫夭；
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
命实造于心，吉凶唯人召；
信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
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千古奇丐”武训先生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
武训（1838～1896）今山东省冠县柳林镇武庄人，是清朝末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他的命用“不好”形容是不恰当的，应该说非常不好，穷得连名字都没有，幼年丧父孤儿寡母是在又苦又咸的海水中度过的。但是武训靠着“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的信念用真心去化命，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了学田300多亩。武训先生可能是唯一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人，“训”的名字也是朝廷嘉奖的，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如果有人认为清廷嘉奖不一定是真材实料，你可以从武训的葬礼看一看“千古奇丐”的含金量：武训一生没有娶妻生子，但发丧之日，沿路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感天动地，市民闻讯泪下，当时有人互相低声地问：“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武训先生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贫夭”来形容。中国人的恶业累计到一定程度，因缘成熟了在清朝末期集中爆发。《太上感应篇》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中国人人心恶到什么程度，从武训先生少年时代的一些遭遇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武训15岁时，到自己的姨父张老板家当童工，姨父对武训那真是“大义灭亲”，把武训当成大人来使唤，而且从来不给工钱，还常常打他欺负他，武训非常忠厚，周围人把他当傻子讥讽嘲笑，他也不理会；17岁时到“精英”李举人家当长工，武训做长工三年，也没有给过工钱，因为母亲生病，向主人讨要工资，“精英”拿出了一个假帐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武训不识字，气得目瞪口呆，欲哭无泪，苦口争辩，反被诬为有意讹诈，最后被打得头破血流，轰出门外。福祸无门唯心自召，人心坏到一定程度，果报就如影随形地来了，当时的清廷“攘外”采取的策略是“宁予外人，不予家奴”。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虽然当时中国的“命”不好，而武训先生偏偏在淤泥中化成了莲花。武训先生受尽欺凌后在庄子上的小庙里昏睡了三天，武训觉得自己委屈死还不如放手一搏自己改变命运。“结解同所因”，自己就是因为不识字被困住了，改命就从这里着手，要让众多上不起学的孩子避免和自己一样的命运，“我建超世志，誓要办义学”。21岁的武训彻底放下了五阴身心，开始每天开开心心行乞集资口中念念有词：“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他到处出卖自己的劳力，苦活累活抢着干，牲口做的苦力活，武训不以为苦，总是高兴地一边唱歌一边欣然乐为，有时遇到个别不给钱的他也不争。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二十九岁的时候，武训用多年的积蓄，买了四十五亩便宜的低洼盐碱地并唱道：只要该我义学发，买地不怕买碱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后无碱沙；本县一位为人正直的举人杨树芳也被武训先生感动，答应帮他办学；光绪十二年（1886），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做义学的基地；山东巡抚张曜被武训先生的率真纯朴令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制心一处 无事不办”，武训先生就是最好的诠释。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过着牛马的生活，不曾在自己身上花过一文钱。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要饭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住来义塾，他也不肯，他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的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朝廷赏穿黄马褂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儒”字从字面理解的意思就是人之需，儒教是要保证自己来生不往下堕落失去人身的；而佛家弟子的目标则是“了生脱死”，但菩提道次第要讲三个阶段，先修人天乘，然后修小乘，小乘修好，才能修大乘，佛弟子培福才能保证起码的人天善趣。不论是儒家还是佛家，“制心一处 无事不办”都是“改命”的条件，儒家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佛家讲：“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如果你的定慧连气功师都赶不上，你哪也去不了，只能在六道里轮转。要达到“制心一处”的境界，需要看破、放下，如果理上讲不通信心是不能长久的。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看破了、放下了，自己是可以验证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贪恋的，否则摆脱不了阴阳的束缚哪也去不了。天加福都是逆来，人加福都是顺来，“制心一处 无事不办”，突破生死关后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身在世间心却进入到了另一维次的境界。
“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近代史中国人受尽了屈辱后，命运之神开始倾向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福报越来越多。但是，中国人的人心并没有随着物质的丰富而“进化”，“信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不修心福报享完了就会回到起点，就像伊索寓言中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一样。文革期间，武训先生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传承象长江一样被截断了，违背了天道，自然就风不调雨不顺。前几年浙江人富起来之后就得意忘形了，这样教育孩子：“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让你当村长去”，这样对官部冷嘲热讽，不能不说自己给自己已经种下了祸根。股市有一句话“横起来多长，竖起来多高”，抛弃了老祖宗的教诲后，官员的心动了，被压抑了那么长时间后欲望如干柴烈火，迅速走入了“牛市”的上升通道，至今稍有见顶的迹象。
“命实造于心，吉凶唯人召”，人只有自己能救自己，自己想转变是本，伟人的作用只是末；曾国藩是儒家一个代表人物，本事确实不小，但他不能从根本上阻挡“历史的车轮”。毛主席也一样，伟人也不能从根本上挽转人心。解放后中国人的人心是什么样，从梦参老和尚在监狱中的一段经历可以体会一下：我真正体会到人的心坏到什么程度，坏到不可思议。你到监狱去看，大家都在受苦当中，有些人在监狱里的还想尽方法害别人。有些个坏人之中的坏人，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三天不害人，走路没精神”！在监狱怎么会害人呢？向战士、向干部打小报告，说那个犯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犯人反革命，那个犯人又反动，尽是这些事。那些个管理犯人的，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土八路”，没有文化程度。那个犯人表示“我没犯罪”，“你有文化没有？有知识没有”？“那我还有点”！“有了就犯罪了”。人心坏到那个程度。盂兰盆节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节日，都回乡祭祖放假时间很长，中国文化在日本和韩国还有一点“墙外香”，有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是龙，去掉武装的中国人是虫。
“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孟子说：“福润屋，德润身”，我们现在生活在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不用问别人，问问自己的心就知道了。我们回光返照，照照我们自己这个心，一天你起多少个念头，这里头有多少是帮助别人的，有多少是争、贪、搅、扰的，就会明白了。扭转人心是最难的，因为人造恶之后受业力的牵引犹如自由落体，是很难逃脱魔掌的。人心恶到一定程度，中药就不起作用了，现代中医已经把中医核心丢了，只剩下了“中药”，中药是“秀才”现代病是“兵”，中药是抵挡不住的，就要灭了。人心恶到一定程度佛法也会灭尽的，佛在《佛说法灭尽经》中说：“魔作沙门坏乱吾道”，就是对末法时期的描述。漫长的冬季过后是明媚的春天，“如是之后数千万岁。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泰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
人的寿命最高是八万四千岁，我们现在误认为福报是科技带来的，实在讲是刀尖上舔蜜用命换来的，《黄帝内经》说：“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你就会知道人已经“退化”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属于地球村村民拆东墙补西墙分家产的最后疯狂阶段。你从抗生素的药量成倍增加就可以知道，人已经突破了很多维次的空间，那不是人类的成功，而是人类已经成了那个维次空间的敌人，要堕落只能往更深层的空间堕落，要消业只能要熬过更长的黑暗。但“命自我作，福自我求”是不变的法则，因为“般若”是不生不灭的，相感则通，你的境界达到了那个层次自然会感应道交。而“奇人”只能带来暂时的光明，包括武训先生也只能起个示范作用，受武训影响冯玉祥将军也曾经大声疾呼“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并于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但也不能改变不想改变的人们。
佛所行处 国邑丘聚 靡不蒙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以时 灾历不起 国丰民安 兵戈无用 崇德兴仁 务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怨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