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好命又好,富贵直到老;
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
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贫夭;
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
命实造于心,吉凶唯人召;
信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
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千古奇丐”武训先生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
武训(1838~1896)今山东省冠县柳林镇武庄人,是清朝末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他的命用“不好”形容是不恰当的,应该说非常不好,穷得连名字都没有,幼年丧父孤儿寡母是在又苦又咸的海水中度过的。但是武训靠着“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的信念用真心去化命,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了学田300多亩。武训先生可能是唯一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人,“训”的名字也是朝廷嘉奖的,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如果有人认为清廷嘉奖不一定是真材实料,你可以从武训的葬礼看一看“千古奇丐”的含金量:武训一生没有娶妻生子,但发丧之日,沿路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感天动地,市民闻讯泪下,当时有人互相低声地问:“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武训先生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贫夭”来形容。中国人的恶业累计到一定程度,因缘成熟了在清朝末期集中爆发。《太上感应篇》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中国人人心恶到什么程度,从武训先生少年时代的一些遭遇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武训15岁时,到自己的姨父张老板家当童工,姨父对武训那真是“大义灭亲”,把武训当成大人来使唤,而且从来不给工钱,还常常打他欺负他,武训非常忠厚,周围人把他当傻子讥讽嘲笑,他也不理会;17岁时到“精英”李举人家当长工,武训做长工三年,也没有给过工钱,因为母亲生病,向主人讨要工资,“精英”拿出了一个假帐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武训不识字,气得目瞪口呆,欲哭无泪,苦口争辩,反被诬为有意讹诈,最后被打得头破血流,轰出门外。福祸无门唯心自召,人心坏到一定程度,果报就如影随形地来了,当时的清廷“攘外”采取的策略是“宁予外人,不予家奴”。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虽然当时中国的“命”不好,而武训先生偏偏在淤泥中化成了莲花。武训先生受尽欺凌后在庄子上的小庙里昏睡了三天,武训觉得自己委屈死还不如放手一搏自己改变命运。“结解同所因”,自己就是因为不识字被困住了,改命就从这里着手,要让众多上不起学的孩子避免和自己一样的命运,“我建超世志,誓要办义学”。21岁的武训彻底放下了五阴身心,开始每天开开心心行乞集资口中念念有词:“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他到处出卖自己的劳力,苦活累活抢着干,牲口做的苦力活,武训不以为苦,总是高兴地一边唱歌一边欣然乐为,有时遇到个别不给钱的他也不争。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二十九岁的时候,武训用多年的积蓄,买了四十五亩便宜的低洼盐碱地并唱道:只要该我义学发,买地不怕买碱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后无碱沙;本县一位为人正直的举人杨树芳也被武训先生感动,答应帮他办学;光绪十二年(1886),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做义学的基地;山东巡抚张曜被武训先生的率真纯朴令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制心一处 无事不办”,武训先生就是最好的诠释。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过着牛马的生活,不曾在自己身上花过一文钱。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要饭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住来义塾,他也不肯,他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的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朝廷赏穿黄马褂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儒”字从字面理解的意思就是人之需,儒教是要保证自己来生不往下堕落失去人身的;而佛家弟子的目标则是“了生脱死”,但菩提道次第要讲三个阶段,先修人天乘,然后修小乘,小乘修好,才能修大乘,佛弟子培福才能保证起码的人天善趣。不论是儒家还是佛家,“制心一处 无事不办”都是“改命”的条件,儒家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佛家讲:“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如果你的定慧连气功师都赶不上,你哪也去不了,只能在六道里轮转。要达到“制心一处”的境界,需要看破、放下,如果理上讲不通信心是不能长久的。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看破了、放下了,自己是可以验证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贪恋的,否则摆脱不了阴阳的束缚哪也去不了。天加福都是逆来,人加福都是顺来,“制心一处 无事不办”,突破生死关后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身在世间心却进入到了另一维次的境界。
“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近代史中国人受尽了屈辱后,命运之神开始倾向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福报越来越多。但是,中国人的人心并没有随着物质的丰富而“进化”,“信命不修心,阴阳恐虚矫”,不修心福报享完了就会回到起点,就像伊索寓言中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一样。文革期间,武训先生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传承象长江一样被截断了,违背了天道,自然就风不调雨不顺。前几年浙江人富起来之后就得意忘形了,这样教育孩子:“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让你当村长去”,这样对官部冷嘲热讽,不能不说自己给自己已经种下了祸根。股市有一句话“横起来多长,竖起来多高”,抛弃了老祖宗的教诲后,官员的心动了,被压抑了那么长时间后欲望如干柴烈火,迅速走入了“牛市”的上升通道,至今稍有见顶的迹象。
“命实造于心,吉凶唯人召”,人只有自己能救自己,自己想转变是本,伟人的作用只是末;曾国藩是儒家一个代表人物,本事确实不小,但他不能从根本上阻挡“历史的车轮”。毛主席也一样,伟人也不能从根本上挽转人心。解放后中国人的人心是什么样,从梦参老和尚在监狱中的一段经历可以体会一下:我真正体会到人的心坏到什么程度,坏到不可思议。你到监狱去看,大家都在受苦当中,有些人在监狱里的还想尽方法害别人。有些个坏人之中的坏人,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三天不害人,走路没精神”!在监狱怎么会害人呢?向战士、向干部打小报告,说那个犯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犯人反革命,那个犯人又反动,尽是这些事。那些个管理犯人的,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土八路”,没有文化程度。那个犯人表示“我没犯罪”,“你有文化没有?有知识没有”?“那我还有点”!“有了就犯罪了”。人心坏到那个程度。盂兰盆节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节日,都回乡祭祖放假时间很长,中国文化在日本和韩国还有一点“墙外香”,有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是龙,去掉武装的中国人是虫。
“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孟子说:“福润屋,德润身”,我们现在生活在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不用问别人,问问自己的心就知道了。我们回光返照,照照我们自己这个心,一天你起多少个念头,这里头有多少是帮助别人的,有多少是争、贪、搅、扰的,就会明白了。扭转人心是最难的,因为人造恶之后受业力的牵引犹如自由落体,是很难逃脱魔掌的。人心恶到一定程度,中药就不起作用了,现代中医已经把中医核心丢了,只剩下了“中药”,中药是“秀才”现代病是“兵”,中药是抵挡不住的,就要灭了。人心恶到一定程度佛法也会灭尽的,佛在《佛说法灭尽经》中说:“魔作沙门坏乱吾道”,就是对末法时期的描述。漫长的冬季过后是明媚的春天,“如是之后数千万岁。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泰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
人的寿命最高是八万四千岁,我们现在误认为福报是科技带来的,实在讲是刀尖上舔蜜用命换来的,《黄帝内经》说:“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你就会知道人已经“退化”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属于地球村村民拆东墙补西墙分家产的最后疯狂阶段。你从抗生素的药量成倍增加就可以知道,人已经突破了很多维次的空间,那不是人类的成功,而是人类已经成了那个维次空间的敌人,要堕落只能往更深层的空间堕落,要消业只能要熬过更长的黑暗。但“命自我作,福自我求”是不变的法则,因为“般若”是不生不灭的,相感则通,你的境界达到了那个层次自然会感应道交。而“奇人”只能带来暂时的光明,包括武训先生也只能起个示范作用,受武训影响冯玉祥将军也曾经大声疾呼“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并于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但也不能改变不想改变的人们。
佛所行处 国邑丘聚 靡不蒙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以时 灾历不起 国丰民安 兵戈无用 崇德兴仁 务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怨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