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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
201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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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在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方面,极少有人从一个国家创造财富和发展模式的要素利用结构方面来思考。分配不平衡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的体制、政策不顺,而是结构失 衡的结果。从小的方面着手,如提高工资、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体制改革等等办法,虽然能改善一些局部情况,但是解决不了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问题。

  一、要素利用结构与收入分配差距

  创造财富的要素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矿产等资源要素,就初次分配和价值形成看,创造新增财富的同时,也就是分配新增财富的过程。也就是各种要素的投入价格,如工资、社保 、利息、地租、专利价格、管理者薪酬、矿山拥有者的收益等等,形成商品和服务的新增价值,另一方面,它们的投入价格,实际上又是对新增财富的一种分配,其形成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初次分配格 局。

  但是,不同的要素为不同的所有者所有。普通劳动者,拥有劳动力;投资者拥有的是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技术发明者和管理者,拥有知识、专利和管理才能;矿山所有者拥有未被开发 的矿产。这样,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其发展的要素利用方面,也即依靠什么样的要素组合创造财富方面,模式不同,初次分配的格局也就不同。

  比如,主要依靠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也即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这样的经济模式中,创造财富主要的要素是资本,即厂房、机器设备、生产线、车辆等等。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水电厂创造的财 富是电力,而一个水电厂用的劳动力极少,发电和送电主要是由大坝、水轮发电机组、输电线路、泄洪渠等资本的具体形式完成,在电力生产新增值的分配比率中,大部分为投资者分得,而劳动者分 得的比例很小。也即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较大,而劳动的分配比例较小。这主要不是因劳动者与资方的工资博弈机制失衡,如资方力量太强克扣工资导致的,而是在大的发展模式上 ,要素利用结构失衡导致的。

  再比如,西亚海湾许多是产油国家,是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油气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很少,要素主要是资本与石油矿藏。创造出来的财富,主要是采油设备、港口和运油管线及其轮船,财富的 初次分配获得者主要是油田、港口、管线和轮船的投资者和拥有者,在石油资源密集主导发展的行业,需要的劳动力也很少。劳动力拥有者从资源密集型财富的生产中,获得的分配,必定也是很低的 。

  这就为我们在考虑收入分配格局时,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追求资本、资源、劳动等要素平衡的模式,还是追求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一个 定理是,一个国家过度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在财富的创造中,资本和资源占主导地位,而劳动力大量地被闲置并过剩,在分配格局上,必定是资本和资源所有 者分配过多,而劳动者分配过少,形成资本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这里需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中国许多地方,热衷于招商引资,热衷于基础设施的投入,以资本推动增长,在财富的创造中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忽视了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形成了程度不 同的资本和资源推动型发展方式。毫无疑问,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它的发展之初,是需要资本的推动,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劳动力转移频繁和就业压力较大的国家,在长时 间中,着重用资本和资源密集推动经济发展,而劳动力实际的失业率较高,由于劳动力过剩,工资又过低,结果必然是资本和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因此,转变发展的要 素利用模式,平衡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利用结构,实际上是改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初次分配的一个关键。

  二、城市化速度越慢,城乡收入差距会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在持续拉大。198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1,2009年拉大为3.33∶1,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持续下降是一个客观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它要求农村中人口及农业中的劳动力相应地向城市和非农业转变,从而让减少了的农村人口与持续下 降的农村和农业增加值相适应。从统计来看,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2年的33.4%下降到了2009年的10.6%,而农村人口的比例,从78.87%下降为46.59%,特别是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只从68 .1%下降到38.1%。在农村和农业财富生产比例持续快速下降的同时,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过慢,导致相对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被相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所分配, 与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的分配相比,差距必然会拉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初的几年中,劳务经济,即出外务工的农民将在城市中所得的收入带回农村,使农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随着转移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他们观念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随着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与之前许多年出来务工的60年代和70年代农民工不同的是,80后、90后和未来的21世纪后农民工,他们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再带回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样 ,用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来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将越来越弱。

  除上述主要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农民土地等没有资产收益,以及粮食等农业产品价格不顺等,也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一是农村资产不能带来收益。城市的住宅和企业用地可以抵押融资, 可以出租,甚至倒卖住宅等资产,可以带来资产收益。而中国农民的耕地、林地和宅地资产不能变现,不能融资,除了生产农业产品外,基本不能作为资产给他们带来收入。并且,由于征地和补偿制 度的不合理,农民因征地而致贫的也不乏其例。二是宏观调控的稳定物价,结果是扭曲的工农产品(000061)价格体系,相对低的农业产品价格向城市居民转移了一部分利益。而改革开放30年以来, 宏观调控上,一直将稳定物价作为重要的目标,但是,稳定物价的重要办法就是稳定粮价,控制粮价的上涨。这样,非农业产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速度较快,而农业产品的价格相对较慢 ,于是,农村和农业的一部分收益被城市的低物价所分配。

  三、第三产业比例越低,劳动者分配越少

  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第一产业的比例将持续下降,将从原有的80%到90%,下降到5%以下;第二产业增加值先是上升,后是稳定在30%到40%左右,再开始下降,最后 下降到20%左右;第三产业持续上升,从15%左右最后上升到75%左右,甚至更高。而从就业结构看,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将从80%以上,最终下降到5%以下;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最高 达到35%左右,再下降到15%左右;而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从15%左右,最终上升到80%左右。

  这样就产生两个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1)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配置结构扭曲时,由于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形成各个产业的收入分配差距。产业中的劳动力对应的是产业所创造的增 加值,从初次分配来看,各产业劳动力在本产业中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分配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因此,当产业增加值与对应就业劳动力的规模不匹配时,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其行业之间的 收入分配差距。(2)各个产业要素利用程度不同,宏观上,大部分生产由资本密集型的工业提供,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例过低时,整个国家财富创造向工业和资本倾斜,在GDP的 资本与劳动分配比例中,资本分得的就多,劳动分得的就少。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扩大。

  从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均GDP在3500美元这个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在60%左右,就业比例在65%左右。而中国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400美元左右,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只有42.6%,就业比例只有34.1%,分别与均值的偏差在20个和30个百分点。其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含义上就是,大量在第一产业中窝积的劳动力,本来应该被转移到服务业中 ,一部分第二产业中应当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没有被转移到服务业中,使这部分劳动力发生闲置,没有充分创造财富,也不能对应地分配财富;财富大部分由第二产业创造,第二产业是资本密 集型产业,财富很大比重上被资本所有者所分配。结果,宏观上导致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需要看到的是,随着工资和社保等成本的提高,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比例提高是一个趋势,即工业总体上会通过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推动越来越多的资 本。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如果不能及时扩大服务业领域的生产和就业,劳动力将会更加过剩,失业率会更加上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将会更加恶化,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四、小企业相对越少,收入分配差距会越大

  产业结构分为产业比例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前者主要是指行业和地区分布,如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等等,后者主要是指产业的集中度,还有特大、大、中、小和微型等企业规模结构。一 个国家,产业组织中的企业规模结构,以及每千人口拥有企业的数量,与这个国家的资本与劳动、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从要素和行业分布方面看,特大和大型企业,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型企业,多数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多分布在工业之中;而一部分中型企业,相当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大多分布在第三产业之中 ,有一部分工业中的小型和微型企业为特大和大中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服务。因此,前者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产生内在的作用;后者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劳动密集程度较高。 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面,前者资本分配的比例较大,后者劳动分配的比例较大。

  因为在企业规模结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数量一般要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5%,当一个国家每一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越多,说明创业活跃,企业很多,劳动力需求较大,小型和微型企业投资者多, 中小老板多,失业率低,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因此,当一个国家小型和微型企业越多,在企业规模结构中比重越大,每一千人中的数量水平越高,劳动密集程度就越高,中小投资者就越多,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看,中等收入者就越多,由于 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越少,收入差距就会越小;反之,当一个国家特大和大型企业越多,小型和微型企业创业和投资者越少,每一千人中企业数量水平低,劳动力得不到充分 利用,中等收入的人口就越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会越多,收入分配差距就会越大。

  从创业和小企业数量的国内外比较看,中国大学生毕业三年内创业的比率,到现在还不到2%;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率为20%。如果将中国的个体户5个折合成一个,加上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最 乐观估计,中国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水平在12个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水平为每千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个到30个左右。因此,创业不足,小型和微型企业数量少,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 较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不从调整结构出发,只是从低保、工资增长、提供公共服务、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体制改革等等方面入手,可能还是解决不了结构问题 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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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年只研究统计数据和理论的人不要发表议论,在中国统计数据永远总是错的,理论推理总是不适用。  
    2010/9/21 16:59:05
  • 以水电站为例子,这个砖家真会想,既然水电站产生的利润那么的高,那么作为水资源的拥有者,国家是不是能够向企业收取高额的自然资源使用税呢?这些钱最终还是到了国家手里,但是,国家的钱如何使用的,我们不知道。我认为,这部分钱,应该用于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以二次分配的方式返还给人民。所以,资本依旧不能获得绝对的高利润。所以,资本决定收入分配,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是资本集中在什么人手中的问题,而是,我们缺少一个分配协调机制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收入保障机制,但是机制是无效的,我们有工会,但是工会不代表工人,我们的广大农民就更不用说了,更没人代表他们。所以,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在分配体制的建设方面都没有发言权,有发言权的只有官僚和资本家。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保证伤残工人的权益;我们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可以通过限制进口外国农产品,提高本国农产品竞争力,保护本国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办法不是没有,而是这些根本不可能实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府不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在维护资本家、官僚的利益,所以,才会有这种叫兽,叫嚣资本的占有是收入分配根本原因。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有强势的工会,强势的农民,因为,他们的支持可以决定大选的结果,所以,美国总统在保证资本家利益的同时,还要统筹保障他们的利益,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工人农民,什么都决定不了,就注定了他们只能也必须接受剥削。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结构的问题。
    2010/9/21 16:04:31
  • 作者第三部分强调小型微型企业一定要足够多,要大力发展,不能说完全不对,过头了,主观性太强。“当一个国家每一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越多,说明创业活跃”这个对,我们不能忽视中小企业的作用,也应该鼓励创业,应该给微、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如果作者强调这些,赞同。
    但是作者马上说道:“企业多,劳动力需求较大,小型和微型企业投资者多, 中小老板多,失业率低,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微型企业多了,失业率就一定低吗?按作者的逻辑,如果遍地小作坊,那就没有失业了?! 微型企业由于竞争力不强,更容易失利和倒闭,失业的危机更大。只是流动可能更自由一些,劳动者要反复经历失业上岗失业的经历。
        作者最后把微型、小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结合起来,说只有大力发展了这两个,“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看,中等收入者就越多”!  俺们用生活中的常识来想了想:难道遍地的小服装厂(作坊)、小炼钢厂、小饭店、小印刷厂越多(必须达到95%,见文章),“中等收入者就越多”?!那么这些微型企业雇的人呢,什么时候中产?!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企业升级换代、走上规模效应是必然的经济过程和经济规律,作者却主张退回到劳动密集这种低产业中去,还要规定微小企业要占多少多少最好, 这是按市场规律发展产业吗?现在中国还有那些低级加工的小作坊的生存空间(提倡高科技创业,但一那不是劳动密集型、二其创业之初的雇佣的人很少、创业者也并不一定赚到钱)吗?。所以,用发展微、小企业进行低级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张是个馊主意,可惜了作者的时间和学术叙述技能。其真正的用心和目的暂不想推测。
    2010/9/21 13:49:39
  • 3楼精辟。
    另外,北大与中央党校,可以说是中国右翼势力的大本营。在那里的,和从那里出去的右翼官、学、商势力在中国手眼通天。
    2010/9/21 13:19:06
  • “整个国家财富创造向工业和资本倾斜,在GDP的 资本与劳动分配比例中,资本分得的就多,劳动分得的就少。”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从一个企业表面看好像是这样,但从整个国家来看, 绝对不是这样,资本投入的形式不会也不应该决定资本在财富分配的比例——不是说这个钱一次性投在了自动化大设备上就能多得,而流水式的、分期式给劳动者工资就资本就应该少得!
    作者混淆视听之处就在于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分得的少”的这个“劳动”简单当成实际雇佣的在一线体力劳动! 而在当今科技含量增加的今天,知识、技术、服务型等隐性、相关劳动收入占财富分配一大部分,收入未向资本倾斜。如果说倾斜,那正是政治、社会扭曲正常经济的结果,是资本强权克扣的结果。
        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加快产业升级、发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创意产业的今天,中央党校教授却借分析分配差距发文高喊“进一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令人费解。
    2010/9/21 13:03:22
  • 这就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吗?看书看多了突发奇想还是另有目的?不可理解。
    现在的一些专家教授学者难道只是为了说话而说话吗,抑或是列出长篇大套的文字来证明自己拥有话语权? 实在是不敢苟同这篇文章的论点论据。
       作者第一部分强调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靠资本分配财富,用的劳动力少,并说这是中国劳动力收入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所以应该大力加强劳动密集型(即使文中出现了所谓的什么资源、资本、劳动均衡产业),而不是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教授,拜托。首先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少吗?还不够多吗?都“世界工厂”了,沿海都是富士康了,内地都是农产品加工了,还大力发展呢?请尊重事实。其次,你举的两个 资源密集产业和资本产业的例子,貌似有理,但细一想,不对啊,矿山开采、石油开采、建桥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哪个不得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就算是水电站实际用人少,但是引用的大型设备的制造不也是靠密集劳动力生产的吗?(在中国,存在拉大分配收入的产业,那就是就是已经被一些人弄的畸形了的“知识”产业,一个教授去到外面讲座,白话2小时几千就到手了,一个中学老师课上不好好讲,课下单独补课,每小时500)。根本一点,作者说所谓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主要靠资本及机器劳动,所以老板的收入就应该更大,这叫什么理论?就因为资本产业未雇佣那么多“实际的人干活”,所以,这些人就一定无事可做,就一定没有收入吗?然后再与资本收益者比较,说差距大,合适吗?
    2010/9/21 13:01:48
  • 这原因、那原因、为了谁才是根本原因。目的决定手段、决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宽和严。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2010/9/21 12:42:10
  • 市场经济,两条路,可以朝上走,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施钱、投资、给你消费力等来往后拖拖看;也可以往下,仍然用计划经济下,问题特别尖锐的敏感力去细化问题,抹去金钱油脂的封盖。而细化了,就领先了,反之,必然在出的措施上落后一拍,致命的可拍的落后一拍。走了市场经济,应当及时意识到户口限制问题,意识到城市化、市民化慢、提高消费能力慢的问题。走朝下、朝民间的路,细化问题,把自己的一点看法点缀式派发到“水”代表的大众洪流中,而不是处处说自己的理。

    服务就是细化,利己又利他,两方面一拍即合的事,市场经济本来就这么个简单的基础。
    --
    附:管理员能否把修改帖子的编辑框设计的和初始输入评论的框子一样大?现在只能看到两个小半行20个字,很不方便。
    2010/9/21 12:40:44
  • 在中国有三句话是真理:
    1、枪杆子里出政权---因为还没有脱离封建帝制,这个社会只承认权力。
    2、读书做官------因为还没有摆脱封建思想,权力是万能的。
    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民众不是那么愚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其余的制度办法在没有彻底改变民众的思想问题之前,均只是试验或幌子、木偶。
    2010/9/21 12:39:48
  • 服务业的需求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发展多种形式、层面、类别的服务业,对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更公平可能会有利。
    2010/9/21 12:37:34
  • 要想分配公平,国家就要给每一个中国人发工资。这项工资不是劳动所得,而是中国的自然的、固有的资源财富使然。
    2010/9/21 12:33:27
  • 通过一些形式化的东西,钱、公司、工厂......认可一种经营模式?结果是不可能有宏观制度化的东西能通过它们渗透到个人。而所谓好的制度,必定是一种宏观上的确信一类的东西,不是贷款投资给某个工厂、某个行业,不是某种过于礼仪化的东西(可能面对张三是如此,隔个张三就无法对李四有同样的提振作用,可能李四正愁没有低息小额贷款呢),制度它以一种行为概率渗透进每个人的每一天做的事情中。制度对于现成的是从上往下,对于将来的,是从下往上,因此,制度存在于人们理性和感性互相激励转换中,言论和媒体能影响就是这个道理。
    过于粗放,权责不能量化地显现,没有透明的会员制,没有平衡收入的办法让游戏有可持续性,这种情况不改观,可能难以在市场经济中长久立足。
    货币方法多次使用,粗放了很多该越来越细的东西,城市化、市民化进程慢,使得我们的出口只能按就业者学历/创造力背后的经济实力把按很低的实际汇率位置定价,便宜的货物和很随意撒下的刺激货币一样,能粗放化经济,为贸易原则所难容。
    完全的计划经济,经济甚至可以短暂停顿,但市场经济,民富才能使生产力有载体,百姓消费力不过较高门槛,引来的贸易打击就会主要因为门槛过低而造成。人家说,你给出口工人提10%的分配不可以提高汇率了吗?问题是,对我们这个人口数量特大的国家,必须实行一种社会-启智主义,不然,当官的打擦边球,身边的财产多了,而百姓的创造力由于过程中各种内耗起不来,没有从事企业的属于自己的高利润,哪来的分配提高10%?当我们发现市场经济,地、煤值钱了,工业附加值有货币值了,就应该那个时候发起启智和喂消费力的举动,而不是现在两难了,打擦边球的官员才收敛了,蔡振华去足协?能有几个蔡振华?蔡振华够用吗?
    2010/9/21 12: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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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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