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新生活的中心支点是——为自然态生活寻活路。

　　人类能参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生活，是商品态生活，人类未能参与商品态生活而只能在自然态生活的，是自然态生活。

　　城市人主要是商品态的生活，农村人则多数是自然态生活。

　　城市人平时说到农村进行生态游，就是寻找城市所没有的自然态生活，当然，生态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然态，因为其根本就是农村供给城市人的商品。

　　自然态生活曾经是几近最高的理想，几十年前中国土改的时候，农民一心想要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自然态，完全自给自足、自食其力式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招谁惹谁。

　　但是，现在同样是适量的土地、完整的家庭、温适的住屋，结果却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怎么啥都没变，这理想就成了豆渣？

　　这是个新问题，也是个老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被西方冲得稀烂之时，就是因为自然态顶不过商品态，你怎么挡得住购买商品（后来再加毒品）的真金白银流走？

　　中国土改后农村的集体化，就是害怕自然态顶不过商品态，老辈们土改前刨不动的那一亩三分地，凭什么土改后就能根本改观？

　　很显然，在自然态的年代，自然态的生活必是理想，而超越自然态的年代之后，自然态的生活始终是必走下坡。

　　我们正在跨越这个年代，开始时是外国商品态在逼迫我们，现在则可能是外国和本国的商品态都在逼迫着我们。

　　从根本上讲，对抗商品态逼迫的最好办法，可能就是成功的走进商品态，这方面我们现在已经走在了成功的路上，但我们必须非常理智，其实我们（包括多数落后国家）完全没有机会象西方那样，进入到完全的商品态中，这决定于商品态与自然态间非常微妙的依存关系，将来我们的社会形态可能是：

　　尽量的商品态 + 相当普遍的自然态

　　这个道理很简单，欧美国家基本都是完全的商品态，但如果全世界只有欧美这样一块地方，那他们的生产力再高也没用，他们不发动战争就只能限产，或者按计划生产，这得不出财富聚集的结果，很显然，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产低于需求非常痛苦，生产等于需求非常幸福，生产多于需求还不断的生产，那一定是傻子，其实是运行不起来的。

　　同样道理，如果全世界都达到了西方那样的生产力，结果也是一样的。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全民进入商品态，包括他们的农民和农业，就是因为他们进化的早，他们那时有全世界十倍以上的自然态人口垫底，葡萄牙的大航海就是被迫去寻找这些人口，一战、二战就是在争夺这些人口。

　　但是，当中国开始成功的进入到商品态之后，中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西方那样的空间和机会，中国仅人口基数就是十几亿人，如果全部进入商品态，则需要百亿以上的自然态人口做垫底，全世界停止工农业生产仍然差之极远。

　　而且，现在的世界不仅中国在走近商品态，中国之外的亚洲、非洲、美洲等等，几乎所有后进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有能力走向商品态。

　　几十亿人口都在开始有条件走向商品态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越没条件走向完全的商品态，几十亿人口的完全商品态，需要好几个星球的人口来做垫底。

　　这应该是一个能够成立的定理，中国的根本性进化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

　　在这个转折点之后，先进国家必然慢慢的减速，但我们没有太多办法让他们完全退化让位，后进国家必定大面积的逐渐进化，我们也没有可能阻止他们进化，我们必须开始考虑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题目就是：给自然态生活寻活路！

　　未来的世界必然是：既有先进国家的商品态，也要有后进国家的商品态；既要有发达的商品态生活和商品态发展的空间，也要有自然态的正常生存空间；既不要想像惧怕商品态，也不要想像将全体国民都完全带入商品态。

　　特别是，不要简单的以为“农民的根本出路在农村之外”，这个命题似乎还有另外思考的空间，如何使自然态生活得以继续存留，可能才是更重要的课题。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自然态生活其实非常之好，问题是需要花钱，城里的富人们想过自然态生活需要花钱，不过他们自己有钱，农民继续过自然态生活也需要花钱，这钱可能需要由社会统筹考虑。

　　现在世界金融海啸的扩大内需，其实就很有扶持自然态的意味，只是我们现在将之看得比较狭义，估计这些将来都会慢慢的变成长期的社会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中国制造之所以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除了大家的奉献和努力之外，其实也与我们农民工拥有一定的自然态生活基础有关，农民工有工作时，可以出来挣钱，没工作时，可以回去生活，机动性和承受力都特别强。

       城市人口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做得了的事，我们做不了；外资老板也纳闷了，为什么城市人做不了，他们做得了；国际采购商纳闷了，为什么其它国家做不了，中国人做得了；我有机会总是询问原因，农民工回到家里，住房基本不愁，吃饭基本不愁，这就是温饱基本不愁，只要留住这一块基础，其实我们国家的前景也会不愁。

　　真希望以后自然态生活一直不愁，希望我们国家和人民永远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