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新生活的中心支点是——为自然态生活寻活路。
人类能参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生活,是商品态生活,人类未能参与商品态生活而只能在自然态生活的,是自然态生活。
城市人主要是商品态的生活,农村人则多数是自然态生活。
城市人平时说到农村进行生态游,就是寻找城市所没有的自然态生活,当然,生态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然态,因为其根本就是农村供给城市人的商品。
自然态生活曾经是几近最高的理想,几十年前中国土改的时候,农民一心想要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自然态,完全自给自足、自食其力式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招谁惹谁。
但是,现在同样是适量的土地、完整的家庭、温适的住屋,结果却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怎么啥都没变,这理想就成了豆渣?
这是个新问题,也是个老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被西方冲得稀烂之时,就是因为自然态顶不过商品态,你怎么挡得住购买商品(后来再加毒品)的真金白银流走?
中国土改后农村的集体化,就是害怕自然态顶不过商品态,老辈们土改前刨不动的那一亩三分地,凭什么土改后就能根本改观?
很显然,在自然态的年代,自然态的生活必是理想,而超越自然态的年代之后,自然态的生活始终是必走下坡。
我们正在跨越这个年代,开始时是外国商品态在逼迫我们,现在则可能是外国和本国的商品态都在逼迫着我们。
从根本上讲,对抗商品态逼迫的最好办法,可能就是成功的走进商品态,这方面我们现在已经走在了成功的路上,但我们必须非常理智,其实我们(包括多数落后国家)完全没有机会象西方那样,进入到完全的商品态中,这决定于商品态与自然态间非常微妙的依存关系,将来我们的社会形态可能是:
尽量的商品态 + 相当普遍的自然态
这个道理很简单,欧美国家基本都是完全的商品态,但如果全世界只有欧美这样一块地方,那他们的生产力再高也没用,他们不发动战争就只能限产,或者按计划生产,这得不出财富聚集的结果,很显然,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产低于需求非常痛苦,生产等于需求非常幸福,生产多于需求还不断的生产,那一定是傻子,其实是运行不起来的。
同样道理,如果全世界都达到了西方那样的生产力,结果也是一样的。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全民进入商品态,包括他们的农民和农业,就是因为他们进化的早,他们那时有全世界十倍以上的自然态人口垫底,葡萄牙的大航海就是被迫去寻找这些人口,一战、二战就是在争夺这些人口。
但是,当中国开始成功的进入到商品态之后,中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西方那样的空间和机会,中国仅人口基数就是十几亿人,如果全部进入商品态,则需要百亿以上的自然态人口做垫底,全世界停止工农业生产仍然差之极远。
而且,现在的世界不仅中国在走近商品态,中国之外的亚洲、非洲、美洲等等,几乎所有后进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有能力走向商品态。
几十亿人口都在开始有条件走向商品态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越没条件走向完全的商品态,几十亿人口的完全商品态,需要好几个星球的人口来做垫底。
这应该是一个能够成立的定理,中国的根本性进化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
在这个转折点之后,先进国家必然慢慢的减速,但我们没有太多办法让他们完全退化让位,后进国家必定大面积的逐渐进化,我们也没有可能阻止他们进化,我们必须开始考虑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题目就是:给自然态生活寻活路!
未来的世界必然是:既有先进国家的商品态,也要有后进国家的商品态;既要有发达的商品态生活和商品态发展的空间,也要有自然态的正常生存空间;既不要想像惧怕商品态,也不要想像将全体国民都完全带入商品态。
特别是,不要简单的以为“农民的根本出路在农村之外”,这个命题似乎还有另外思考的空间,如何使自然态生活得以继续存留,可能才是更重要的课题。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自然态生活其实非常之好,问题是需要花钱,城里的富人们想过自然态生活需要花钱,不过他们自己有钱,农民继续过自然态生活也需要花钱,这钱可能需要由社会统筹考虑。
现在世界金融海啸的扩大内需,其实就很有扶持自然态的意味,只是我们现在将之看得比较狭义,估计这些将来都会慢慢的变成长期的社会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中国制造之所以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除了大家的奉献和努力之外,其实也与我们农民工拥有一定的自然态生活基础有关,农民工有工作时,可以出来挣钱,没工作时,可以回去生活,机动性和承受力都特别强。
城市人口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做得了的事,我们做不了;外资老板也纳闷了,为什么城市人做不了,他们做得了;国际采购商纳闷了,为什么其它国家做不了,中国人做得了;我有机会总是询问原因,农民工回到家里,住房基本不愁,吃饭基本不愁,这就是温饱基本不愁,只要留住这一块基础,其实我们国家的前景也会不愁。
真希望以后自然态生活一直不愁,希望我们国家和人民永远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