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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上)
200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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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进入2008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专家学者”和城市流行媒体突然爆炒所谓“新土改”,沸沸扬扬地鼓吹废除农村集体所有制;要求个体“永佃”,实行耕地和房基地私有化;要求容许“资本下乡”去促进“流转集中”,去“盘活农村固定资产”以“扩大内需”和增加“廉价”劳力供给。“山雨欲来风满楼”,并非真金白银的今日“资本”正孕育着一场对我国农民史无前例的剥夺。

  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能动摇。

  有些学人一方面要求“取消”集体所有制,搞“私有化”;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声称农地“所有者缺位”。依他们的“逻辑”,只有私有财产才有“产权”,国有和集体财产都是“无主”的(个人“有权”随便拿?)。农村房基地上的房屋属于私有,这从来没成为过问题;但耕地和从耕地“划拨”出来的房基地是集体财产,这也不应成为问题。我国宪法规定,耕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这个法律规定不存在概念定义不清的问题,只有被曲解和违反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公报》,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57万个村民委员会,辖265万个自然村。这57万个行政村就是我国农村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者,产权的法律地位非常清晰。

  都“市场经济”了,我国为什么还拒绝国有也拒绝私有,坚持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有私用?理由有五个。

  第一,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构成对城市利益可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正因为非农土地国有,农地属村民集体所有,国家征用农地就必须给予农村人适当经济补偿,并担负起为失地农民安排未来生活的道义责任。这个责任,“公司”绝不愿承担,也绝不会比“国家”更有承担能力。公司随时可以关门“跑”掉,但国家“跑”不掉,无法生存的失地农民至少还有“找补”的对象。

  第二,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构成对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我国从南到北,从海岸到高山,加之历史变迁,农村各地人地之比差异巨大,不同的集体凝聚力也导致土地收益大不相同。正因为农地集体所有,各地农户的承包地面积才可以有因地制宜的差异和弹性。正因为因地制宜,才在村民们认可的公平条件下出现了“承包专业户”。

  第三,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构成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有私用,是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色。农地私有,发包耕地和分配房基地就失去了主体,失去了法律依据,分配的平均和公平也就失去了保障。废除了集体这个“地主”,废除了集体权利,公平、道义、安全,就都没有了载体;连残疾人和五保户都没人照顾了。

  第四,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构成抵抗资本剥夺农民生存权的最后屏障。法定的“权利”不是什么天然的东西,而是力量均衡的产物。较之“集体”,个体农户基本不具备抵抗强大资本的能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其实,购买一、两块“水系”上方的关键地块就能使临近农户就范,遑论今日之“公司”惯于雇佣黑社会势力威逼农民。就对“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集体远强与个体。政府一纸“村集体里所有户主签字同意”的规定,就使资本渗透的难度大为增加。

  第五,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构成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也构成农村与城市对接的桥梁。没有集体所有制下的“共有私用”,在恶劣的生产资料条件下,农村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甚至无法接受政府转交的城市“惠农”援助。风灾后的缅甸就是例证,冰灾震灾里的中国就是反证。非农地的国有,农地的集体所有,是工农联盟的两大基石。正是在这两大基石之上,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协调和领导“工农联盟”。没有了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乡村政府就必然被资本俘获,我们的共和国就不再是“人民”的共和国。

  先剥夺乡镇企业,又削去集体“地主”的“财权”,直至削去村党支部的“政权”,削弱农村集体是中央政府上世纪末期的重大失误,致使农村基层政权溃败以至“灰色化”。基层不稳,天下大乱。向农地集体所有权下刀子不是“深入改革”,而是代表资本“自由”的利益去“闯(人民利益之)关”,革农民的命。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不是进一步削弱农村集体,而是党要夺回基层政权,巩固基层政权,加强集体所有制。只要中国共产党没有被资本俘获,所谓“新的土地革命”就不会发生,烽烟四起,天下大乱的局面也就不会出现。

  反对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通常会提出以下两条理由,貌似代表农民“致富”的利益,掩盖代言“资本”的实际。

  第一,农村集体的领导者勾结腐败的县政府和乡镇政府,正在大量卖掉农民的土地,还压低出售农地的价格,贪污了卖地的收入,让农民吃了大亏,不如实行私有化,把卖地利益留给农民。如此的判断很轻浮。这里涉及三个问题。

  (1)转为非农用途的土地确实会大幅增值,但数量很少,涉及的人数也很少,并非全国农村的情况。自从有了农地“售卖”的最近20年,流转为非农的农地总共才5%,涉及的农民也才5%,主要是城郊农民(还有些水库和道路用地的移民)。凭什么依据5%的农转非用地来改变全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我国的耕地不能再“农专非”了,耕地的非农转化已经接近极限了。我国现有耕地18亿亩多点,政府已经划出了18亿亩耕地不得“农转非”的绝对低线。总体上,我国的城市用地极为“粗犷”,若照日本那样精细规划,现有的城市土地已足够使用。

  (2)那5%的城郊农民吃了大亏,因此变得贫穷?国家收购集体土地后的土地增值差价不能算作对农民的“剥夺”,那样算账是故意算“糊涂账”。正如经销商可能比生产者赚得多,在世界所有地方,土地“农转非”的主要增值收益不大可能由农地的个体地主获得,而是由拥有巨额建设资金者获得,由政府获得。否则房地产商怎会成为大资本家,政府又怎可能扩建城市基础设施来容纳农转非增加的人口?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农转非”的土地补偿价一直在成倍上扬,拥有区位优势的城郊农民得到了实在的好处,基本上顺利转化为市民了。学人不能信口雌黄,国有化那5%的土地不是农民变穷的原因,而是郊区农民变富的原因。真实的情况是,城郊农民们普遍盼望耕地尽早被国家“征用”,并为获得更多的补偿而密集栽树,加盖房屋层数。

  (3)我国确实存在农地征用价格“不公道”的问题。价格不公道的问题有两大因素。其一,为控制工程腐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刚性,缺乏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弹性。增加弹性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困难,但也正在解决之中。比如近十年里,水库移民的实际补偿已经上升了不止十倍。而且政府还承担后续的安置问题,农民还有抗议的对象,可以回来“找补”。其二,“八旗子弟”办的“公司”跑马圈地,贿赂地方政府官员并勾结本地黑社会强买农地和林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或开小矿,补偿很低,还搞“分期付款”,不能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此事的环节通常是:县政府官员被上级派给“招商引资”的指标,这“指标”又被“分派”给乡镇政府,“公司”则乘虚而入,来“投资”,通过种种贿赂手段要挟两级政府和村干部帮忙压低土地价格。结果,村干部被“公司”勾结县乡两级政府“逼良为娼”,伤害了自家乡亲们的生存利益。这与集体所有制何干?此种情形虽不多见,但全国各地都有,林区较农区多,偏远地区较发达地区多,是引发“群体抗议”事件的主要原因。问题不是来自集体所有制,而来自“资本下乡”的冲动,来自当地政府官员腐败,来自集体太软弱。恰恰是因为集体所有制被虚化和村行政的灰色化,“公司”才有机会勾结腐败官员去俘获村干部。农村集体是腐败官员和贪婪资本的最大障碍。倘若没有了集体,非但抗议运动难以组织,抗议也没有了法律依据。事实上,倘若不是乡村的集体抵抗,地方政府怎会动用武警?一旦政府动用武警来帮助“公司”获得土地,就说明当地政府已经被资本俘获了,也说明遇到了村民集体的抵抗。若地方政府服从“以人为本”的中央新政策,取消“以资为本”的“招商引资”,土地的集体所有者当然要在“公司”控股占大头。如果资本放弃了,就只能说明他们的“利润”仅仅来自剥夺农民土地,就不值得让他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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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当权者所有。
    2009/2/10 21:18:54
  • 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资为本?将是鉴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试金石。
    2009/2/9 17:24:58
  • 自1949年建国以来,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沿革过程就是从建国前的耕者有其田的大众私有化土改制度过渡到剥夺私有产权的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度,这一过程的利益关系调整的本质是对农民的剥夺。

    在目前如此极端的政治极权制度环境中,指望村级政权能为农民代言而反对上级政府,是荒谬的道理。当然同样荒谬的是以为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能过将土地产权公正的还给农民,并且能够公正的维护下去。

    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土地权是否应该还给农民,而是要创造公正地返还、公正地交换及保护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启动政治民主化改革对于中国农村以至于全国健康和谐发展的实际意义。
    2009/2/9 13:44:11
  • 保护亿万农民的自留地.
    2009/2/9 10:49:34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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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1996年博士。现居北京,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美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代表论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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