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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想哭!
200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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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号,有几个媒体的朋友高兴告诉我,《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以下简称《合作法》)在全国常委会上高票通过了!我很快在网络上找到了《合作法》全文。我最关心的农民金融合作权被排斥在《合作法》之外了,我当时的心情就两个字,想哭!
  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甚至想哭呢?

  一、合作权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

  《合作法》迟到了20年小农是市场的弱者,需要合作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换句话说,合作权就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这是基本的常识。中国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20年了,20年后的今天,8亿农民才盼来了合作权。农民合作权迟到20年,农民是付出巨大代价了的。

  从1986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如果扣除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工资部分,其增长幅度是递减的,甚至是负增长。道理很简单,随着经济市场化,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是单个小农难以进入的,这些领域逐步被资本家所控制。被剥夺合作权利的小农,只能获得农业生产环节越来越微薄的收益。假如没有1亿7千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实际上是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务收入返回农村,中国不知有多少小农早就破产了。如果依靠农民工的劳务收益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农民工怎样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呢?城市化如何能够实现呢?
  《合作法》迟到20年,表明我们漠视了小农及1亿7千万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权20年,这不是一件小事,直接的后果是埋下了社会不和谐的隐患。

  二、土地合作权被破坏,金融合作权被管制,《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只是一支老孔雀。

  成功的农民合作组织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以土地合作为纽带的社区农民合作社,如大寨村;另一种是以金融合作为纽带的综合农协,如台湾农会。其他的合作组织,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短期成功了,也难以持续。这是对世界合作社发展历史的总结性结论。
  中国在2002年,出台了一部《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中国农民在最初分田分地的时候,说好是5年小调整,8年大调整的,所以,一家7亩地,分在8、9处。现在,法律规定30年不能变,如果100个农民有90个要以土地合作为纽带,实行机械化耕作,专业化分工,只有几个农民反对,合作是难搞成的。这就是说,《土地承包法》破坏了农民的土地合作权,除了像大寨等数千个维持土地合作没有变的村社之外,其他的村子再想搞土地合作为纽带的社区农民合作社,已经是难上难的事情了。
  2006年11月,千呼万唤地《合作法》出台了,可是这部法律却剥夺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视农民金融合作为非法。那就是说,《合作法》不许中国农民建立以金融合作为纽带的的综合农协。
  这也等于间接判决:中国农民合作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合作法》出台前,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对8亿农民的关心和保护。现在看来,只是老孔雀开屏!

  三、《合作法》的出台,标志着全国人大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严重受损了。

  《合作法》不给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主要的理由是金融部门不同意,金融部门不同意的理由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给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因为农民的金融合作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反对给农民金融合作权利的人举例说,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搞过“农村合作基金会”,全国近5万个“合作基金会”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所以证明了中国农民不能搞金融合作。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9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体不是农民,主体是县乡基层政府,根本就不是农民的合作基金会。“合作基金会”的呆坏账更不是农民没有还,而是用于填补了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而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又是因为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等造成的。将这盆屎盖在农民的头上是不公平的。就算农民的数万个金融合作组织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难道就得剥夺农民的金融合作权利吗?请问,最近十几年来,官办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了数千亿的呆坏账,是不是应该关门呢?几家国有银行出现了数万亿的呆坏账,为何财政还一直不停地为其买单呢?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70%以上,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金融部门的一面之词而剥夺70%多人民的金融合作权利,那全国人大的权威性哪里去了呢?如果金融部门没有游说全国人大剥夺农民的金融合作权利,是全国人大“独立”做出的这个决定,那全国人大的代表性就严重受损了!

  四、《合作法》的出台,将中央一号文件置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了。

  关于农民合作金融权利,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这样表述的:“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中共中央农村政策,一向都是人大和国务院制定涉农法律法规的指导性意见,这是《宪法》授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体现,《合作法》的出台,破除了这个法定的惯例;中央一号文件,也一贯被视为农民手中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在中央2006年一号文件的指引下,已经引导农民发展了数以万计的、以资金互助合作为纽带的经济组织,随着《合作法》的出台,这些合作组织都成违法组织了,中央一号文件还是农民手中的尚方宝剑吗?如果还是“尚方宝剑”,那依法治国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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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妈的,越看越窝火!!国家就这么难治???国家就这么难治????“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搞过“农村合作基金会”,全国近5万个“合作基金会”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所以证明了中国农民不能搞金融合作。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9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体不是农民,主体是县乡基层政府,根本就不是农民的合作基金会。“合作基金会”的呆坏账更不是农民没有还,而是用于填补了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中国的问题出在官员身上,别瞎费心思了!!!针对官员应该治乱用重典!!!!
    2009/11/30 10:18:28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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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10月,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12月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2002年1月,李昌平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社出版。现在就职于乐施会。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Lcp163cn@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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