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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关于“南孔文化复兴”的若干战略构想(四)
20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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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讲的是“南孔文化复兴”战略优势;(二)文讲的是“南孔文化复兴”战略的理论基础;(三)文讲的是“南孔文化”界定。至此,我们可以说,“南孔文化复兴”是沿着东方中国的古典文明——东方中国的工商贸易文明——东方中国的生态文明的底线,从传统与当代、历史与未来的有机结合出发,目的地有三个层次:之一,在有限的衢州这个地方的区域复兴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之一的古老而发达的地方,对接“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的总体发展战略;之二,立足吴越文化(浙江)区域,复兴工商贸易文明,引领生态文明脚步;之三,对接“中国梦”文化,在全球的视野下,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本文讲的是“南孔文化复兴”战略目标和对策。在前三文中比较偏重于方法论,本文在前三文基础上先补充“南孔文化”的发展向度及“南孔文化”运用东方中国的智慧,开辟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第三条道路——它将作为历史的组织机制取代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极有潜力上升为国家级的软力量的意义。

    “南孔文化”要具有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互补的、协调、和谐的文化发展向度。

    衢州这个地方,是东方中国文明启动点之一的古老而发达的地方,

    也就是说,衢州这个地方,既是返回到古代文明的源头处反思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理想之地,又是跨越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科学与人文文化的“传统的创造再造性转化” 的天然实验场所!也是一个思考东方中国以至于全球未来的最佳的思想实验场所!在衢州这个地方就易于理解在古代文明的源头处科学与人文是一个“月园同缺”的统一体系,其创造力是“车同轨,书同文”的。衢州,这个地方,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地之一,社会生产力等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无人所及的历史高度!把衢州这个地方的沧桑命运与灵魂密码解读出来并把衢州这个地方的文明的珍珠串联在东方中国文化的项链之上,串联在世界文化的纽带之上,在时间轴上串联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空间轴上串联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性质轴上串联着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宗教文化——使“南孔文化”具备面向重大社会事件和时代整体趋势的思考能力和建构能力。这也是“南孔文化复兴”战略的应有的议题。把丧失的东西找回来,发扬光大,是为复兴。“南孔文化”若具有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互补的、协调、和谐的文化发展向度,那么,同从中华民族源头精神开始,实现伟大的复兴的“路径”一致,而且有实实在在指向。

    “南孔文化”当然还有个未来与全球的向度问题。

    我们特别注意到,现有的物质基础与精神财富是两个输入极,输出的一极是文化、文明。类似于半导体NPN三极放大的特性及杂交水稻可育不高产(N)——不育无产(P)——恢复可育高产(N)三极放大的特性。我们也将文化、文明分为以下几个个时期:一是原始的“同”与“和”的文化、文明时期;二是冲突的文化、文明时期;三是解构的文化、文明时期;现正孕育和谐的文化、文明时期。

    人类学家的观点是,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文化同质性远远超过现代社会,传统的社会习俗牢牢控制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春秋时代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已进入文明社会,出现了阶级与国家但仍处于从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的过渡时期。此时,人的认同范围不超出同族同姓同氏。超出了血缘关系的范围,则把其它人类视为异类,称之为夷狄蛮貊,与禽兽没有多少区别。族类之间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故彼此之间缺乏一种以同情心为基础的共同心理状态。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500年左右,是雅斯贝斯所说的历史轴心期(雅斯贝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在这个轴心期,中国、印度和西方几乎同时实现了意识的突破(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应当指出,人类意识在轴心期的最大突破不是自然观的建立,而是人的自觉。

    在这个轴心时代,中国的先秦,不仅鼓吹人性之同,而且鼓吹人性同于天道的“天人合一”观。不过其中儒家、道家的认证方式大不相同。儒家的天道是人从自身的人性中体悟出来的,叫人尽心而知天、事天,道家则叫人学天地之无心、无为。道家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宇宙观和自然观,但在人学研究上却没有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庄子后学有个“人与天一”的说法(《庄子~出木》),荀子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荀子~解蔽》)。经过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对人道的弘扬,人在自然界的至尊至贵地位已经确定。儒家对于人性的描述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详尽的。儒家既然阐述了现实人性中的相同之处,又进一步提出了“大同”的理想境界——不是神人一体的境界,完全是人道的境界。在儒家看来,社会大同有赖于人性大同。儒家的大同理想与墨家的以“兼相爱交相利”来“一同天下之义”的理想相似,而且他们都注重以先王先圣的崇高榜样和人格感化力来达此目标。现代西方主流思想主张根据现实的人性来设计最可行的制度,而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思想则主张提升完善人性以适应理想的制度。

    在这个轴心时代,中国的先秦,诸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十分重视“和”。在中文中,“同”常常可以“一”,“和”则始终与“多”相关联的。“和”的意义贯穿宇宙观、社会观和人性论。老子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章四十二》)。这里讲的是宇宙观。所谓“二”即“阴阳”,所谓“三”即阴阳之和,所谓“三生万物”即“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讲的是社会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政治追求的是主贤,政治理想依靠天子来“一同天下之义”。儒家的政治追求的是政和,即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用现代语言说,墨家法家偏于政府干预主义,道家和儒家则偏于政府放任主义和自由主义。儒家以“和一”、“不同而一”为至平。儒家的人性论,同样也贯穿着一种“和”的精神,一种有机整体观。相比之下,先秦其它各家的人性论就多少有些偏颇和极端化。庄子及其后学,一心追求一种超然的精神境界,对于人的物质追求和社会需求则不屑一顾。墨家法家对于人的物质利益是重视的,但是忽略了人的精神追求。儒家认为,人的需求与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和谐的、均衡的。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不仅提出了“心和”、“人和”的观点,而且还谈到了“太和”(《周易~乾~象》)。所谓“太和”,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周易~乾~文言》)。以往,人们只强调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先于生态主义者两千年所提出的保护自然环境的观点(《荀子~王制》)。

    在这个轴心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结束了雅典没有哲学,至少是没有世界性影响的时代,奠定了雅典在希腊哲学,乃至在整个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地位。他们的哲学简直成了一种普照的光,整个西方哲学几乎都沐浴在它的光芒之下。苏格拉底的哲学,可谓“古剑庸一吼”!苏格拉底的出现,改变了雅典的面貌,苏格拉底所形成的哲学不同于米利都学派、以弗所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哲学方向,改变了埃利亚学派的本体论方向,改变了原子论学派的方向,他以人为中心形成了伦理派的哲学,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保守的雅典并不认同他的成就。苏格拉底的剑锋所指就是古希腊轻视“国家” 与“人”!?而苏格拉底就是因独裁的僭主制所不容而被处以极刑的。所以呢,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是轻视“人” 的。我们知道,柏拉图不仅试图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理想国,而且致力于在人们的思想中建立一个知识的理想国。柏拉图曾经把艺术贬斥为模仿的产物,而且力主把诗人从“理想国” 中赶出去,在他那里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并不是相协调的东西。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土多德对他的老师有所批评。但有趣的是亚里土多德最终通过范畴理论和形式逻辑理论,为他的老师太师“捧场”。也由于亚里土多德的努力,由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终于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液之中。在后苏格拉底时代的苏格拉底师生三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前脚已走出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是轻视“人” 的传统,后脚仍深深陷于轻视“人” 的传统,并在传统“知识的理想国”的土壤中播下轻视人的感性和情欲的种子!?今人大都不明白,苏格拉底师生三代之所以能够“霜叶红于二月花”,几乎红了2000年,是因为有一个更普遍、更世俗化的基督教作精神支柱!?今人大都不明白基督教的道德产生的历史前提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的古希腊轻视“人” 以及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的土壤中播下轻视人的感性和情欲的种子,也包括古希腊东方化(这个东方非指中国而指西亚)的历史因素;今人也不怎么明白基督教的道德是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的世俗基础,而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则是基督教文明的保护神。也就是说,至少在“文艺复兴” 之前,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与基督教的道德至少是联盟的。从14世纪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通过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方式实行对基督教的冲击。在柏拉图那里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并不是相协调的东西。但在人文主义那里,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是相协调的东西,而且两者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成为反对基督教的压抑人性的武器。他们向基督教宣时,一方面弘扬理性,另一方面将人的感性和情欲的种子播进西方文化的土壤中。结果是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与基督教的道德的联盟被撕开,而苏格拉底开创的“知识的理想国” 进一步得到扩展。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无论是人文主义学者还是后来的启蒙学者,除极个别外,要么被基督教道德、上帝俘虏,要么同基督教道德、上帝最终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总之,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种子,在这个轴心时代的古希腊那儿就种下了。无论是从源头还是从轴心时代比较,东方中国一点也不比西方落后。

    在冲突的文化、文明时期,其核心价值为“二元对立”,并以“一方压倒一方”的交替动力为基本特征。这种冲突的文化、文明的“种子”,从全球看,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柏拉图试图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理想国时已经播下了,现代主义或现代性是其集大成。这种“二元对立”,并非笛卡尔的二元论,而是表现为二元论与一元论的对立与冲突。其思维方式或科学观,是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从培根开始的一部宏伟的科学剧本作为思想大背景。从科学归纳法先驱培根开始, 300年经历了直观演绎法先驱笛卡尔、奠基者伽利略、集大成者牛顿到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直顽强地追求确定性,时间是可逆的、空间是几何的、运动是有规则的、世界是有秩序的、系统的信息是确定的、强调严格的决定论。其理论为一种科学论、普遍主义论、预测确定论、还原论等,存在一个终极理论,局部性、地方性、或特殊性被作为偶然因素排除,没有任何东西是不确定的。解构的文化、文明时期萌发于一些“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与地区。其思维方式或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它风靡于二十世纪末,现已渐渐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特点是提倡不确定性、多元论。其核心价值为“二元对立结构的解构”,并以无数动力或无动力为基本特征。其理论为系统整体论、不确定论、自组织论、非还原论等。

    在今天,人类同时面临着两类问题,一类是现代化即全球化的问题,即要不要以及怎样建设世界统一市场、全球政府(联合国)、普世文明;一类是后现代化问题,即在如何创造一个新世界同时保护和完善我们的家园:既不要因为无节制的技术化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也不要因为迷失生活的意义而破坏人类心灵的家园。由此,我们提出冲突的文化、文明及解构的文化、文明之后的第三种和谐的文化、文明。根据辩证法的正、反、合的逻辑,第一种冲突的文化、文明的科学可以理解为,是确定主义、真理一元论、理想主义、普遍主义、还原论、预测确定论,它是本质主义,至今仍处于主导地位,即为正。第二种解构的文化、文明科学可以理解为,是非确定主义、真理多元论、非理想主义、非普遍主义、非本质主义、整体涌现论、预测非确定论等,即为反。第三种和谐的文化、文明科学就是正反两极合作、协谐的科学观。其核心价值是两元互补、两元和谐、对立双方二元动力。“南孔文化”这个未来与全球的向度问题,就涉及到“人和”,即如何把“和而不同”扩展到全球范围,又涉及到“心和”以及“与天地和”的问题。“南孔文化”这个未来与全球的向度问题的终极是达于“人乐”、“天乐”,“地乐”的“至乐”境界。

    “南孔文化”还有个地方特色的事功之学的向度问题。

    在衢州这个地方,现在还查不到春秋时代这个时期的人口记载资料。东汉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十二卷,元朝徐天祜(字受之,山阴人,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曾为《吴越春秋》作注。徐天祜在《吴越春秋-序》开头这样写道:“吴越,古称东南僻远之邦,然当其强盛,往往抗衡上国。”显然,春秋时代的东南地区已经是全国发达地区之一,衢州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唐天宝775年,衢州这个地方人口为44万人,那时全唐在册人口为5291万人(这两组数字,可从《通典》卷七《唐会要》卷八十九,及《旧唐书-地理志》中查到),占全唐总人口的千分之八。这是一个什么慨念呢?现在大陆人口已愈13亿,千分之八意味着1040万人口。今曰衢州这个地方实际只有240余万人口。也就是今曰衢州这个地方只占到全国千分之一点八人口。人口是农业社会生产力及地区综合实力的天然尺度。从这一点看,历史上的衢州这个地方是放在全国范围而言的一个发达地区。在农业社会,一个发达的地区,除了处于一个优越的农业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之外,还要有一个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支撑。衢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在地底沉睡了上千年、举世罕见的浩大地下工程,自从20年前被几个农民无意中发现后,至今仍像一个巨大的感叹号竖立在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和游客的眼前。这就是被观者惊呼为“旷世奇窟”的龙游石窟。龙游石窟是我国古代最高水平的地下人工建筑群之一,也是世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一大奇观,它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体现,集人文、艺术、文化、工程技术于一体。这些石窟的断代成因和用途更是众说纷坛,成为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也被人们称之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也有人认为龙游石窟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採石场。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第九大奇迹”无异于向人类历史宣示:自有铁器等金属工具以来,衢州这个地方社会生产力曾经有过一个无人所及的历史高度!在农业社会,一个发达的地区,必然有一个发达的地域主导思想文化与之相匹配。下面二件亊实,足以证明衢州这个地方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发达。之一,北宋两浙路14州含今常州、苏州、镇江及今浙江全境,衢州这个地方的进士人数在14州中排名笫二;之二,衢籍名家入选《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3年5月1日,清朝开设《四库全书》编纂馆。由总纂官纪昀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的著作,不仅种数为全国县均的一倍多,卷数也高出三分之一。上述的人口水平、农业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产力及地域主导思想文化四项,就足以证明衢州这个地方是在东方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古老而发达的地方!?还有,在南宋山东曲阜北宗孔府孔庙举家南迁到衢州以前,衢州这个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了顶峰,为两浙(今浙江及江苏南部地区)翘楚;北宋167年期间,衢州仅文科进士就达250人,远高于苏州、杭州、绍兴等地;北宋熙宁十年(1077),浙江各州州城商税排序是杭州、衢州、湖州、绍兴、嘉兴、金华、温州、台州、宁波、丽水、睦州(治在今建德)。

    在这个历史文化大环境中,衢州这个地方事功之学积淀得较为深厚。曾经的中国十大商帮中的龙游商帮,包括明清时衢于州府所属的龙游、常山、西安(衢县)、开化和江山5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最多,且经商手段最高明又最成功,故以龙游商帮为名。南宋迁都后修建了东起杭州、西接赣湘的官道。这条官道从龙游与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并穿越龙游全境,这就为龙游人外出经商提供了方便。南宋迁都后大兴土木,龙游人就把木材等运往杭州。同时杭州又是全国刻印书的中心,龙游一直以产纸出名,也得以运往杭州。另一件影响龙游商帮的事情是孔子的第48代孙孔端友迁至衢州,这就形成了孔府南宗。孔府南迁推动衢州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并推动龙游商帮与儒家文化的结合。明代中期,龙游商帮形成,并一直兴盛至清代鸦片战争之前。龙游商帮经营的一个特殊行业是刻书与贩书。这与龙游产纸相关,也与南宋后孔子南宗在衢州,故而重视文化相关。著名的书商有童佩等。明清时,除了杭州,浙江有上规模的刻书坊11家,其中8家在龙游。龙游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刻印书基地。与书相关的是纸业。龙游山区产竹,用竹造纸的历史悠久。南宋南迁后杭州与浙江各地刻书业发展起来,这又刺激了龙游的造纸,于是许多商人从事纸张贸易。龙游造纸精细、讲究,极受欢迎。纸张的贸易中心在龙游县的溪口村,因客商之集,其繁盛,乃倍于城市焉。光绪二十年,龙游有纸店20家,还有许多龙游商人将纸贩运到外地。这是区域文化带动区域经济的极好的注释。而“南孔文化”的地方特色的事功之学的向度,有助于浙江精神、浙江文脉、浙商精神形成与发展过程开拓创新。对浙江商人影响至深的商业文化,可以追溯到宋代永嘉事功学派(永嘉功利之学是儒家学派,永嘉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统称为南宋浙东学派)。“南孔文化”的地方特色的事功之学的向度也可理解为一个现时代的实践的向度。

    最后的补充是 “南孔文化”运用东方中国的智慧,开辟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第三条道路——它将作为历史的组织机制取代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从国家层面看,有一个文明竞争与儒学的未来问题。我们曾经在国际社会没有话语权。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人们一直在努力学习西方,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自己。但现在看来,西方的话语不仅解释不了自己,更严重的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软力量领域的创新能力曾经十分低下。在习近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及“中国梦”文化中,包含了很多儒家文化内容,表明儒学可以在建设自己的国际社会话语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无疑地给衢州这个地方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笼统讲“南孔文化”需要现代化是不够的,要有开放的胸怀,整合各种主要的社会思潮,开辟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第三条道路——它将作为历史的组织机制取代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国家也在动员多方力量支持儒学按此方向复兴。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孔子学院已开到全球各地,随着核心软力量文化的认同,相信国内也会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需要建立。从时代着眼,如果不能确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第三条道路——它将作为历史的组织机制取代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学成为中国软力量的核心,就很难说解决了自我认同问题,以及同西方的话语或其它话语进行竞争的问题。总之,“南孔文化复兴”战略可以提升为国家级的软力量领域的创新能力发展战略。

    下面给出“南孔文化复兴”战略目标和对策结论性的内容。

    第一,近期目标。近年来,衢州市委政府非常注重文化空间和文化内涵的拓展,在建设“现代田园城市”和“全国首个休闲区”过程中,全面启动建设浙江省首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儒学文化区。 现正争取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资格阶段。衢州市委政府正朝着突出衢州南孔圣地这个亮点,着力营造“衢州有礼”浓厚氛围,建设国家儒学文化展示与传承的支点,构建南方儒学文化中心城市,使衢州真正成为 “千年儒学府、江南朝圣地”的方向努力。这个起点与方向都对头。为使“南孔文化复兴”与“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 对接起来的总体发展战略落实到实处,为赢得未来,衢州这个地方可以在吃透中央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浙江全省的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全局的谋划以及浙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花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主动出击——争取乡村振兴战略的国家级的试验示范基地!?为使“南孔圣地 衢州有礼” 落实到实处,在争创文明城市基础上,以“最多跑一次”的改革劲头,先行一步,村民自治制从传统走出传统以及乡村治理从非国家层面走向国家层面。这是一个城乡互动的“南孔文化复兴”与“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 对接起来的总体发展战略。本人认为,衢州这个地方一个是“南孔文化”,一个是乡村振兴,合综起来,“四两拔千斤”,往往会产生放大效应。抓住关键点,就是成功的第一步。从地区发展战略的视角,中外成功的地区发展战略莫不是如此。如,美国的加州,他们就抓住两条:理水利;二是种植葡萄,制造葡萄酒,就增值8000亿美元,使加州超越其它49个州,成为经济首富。衢州这个地方若“南孔文化”如期复兴,乡村也如期振兴,背后就是取之不尽的经济社会生态等的综合效益。

    第二,中长期目标。1993年衢州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南宗孔家奉祀官阔别家乡38年的孔祥楷从沈阳黄金学院副院长任上迎回故里之后,孔祥楷同衢州一班志士仁人就主张办一个“南孔大学”或“孔子大学”。当时,衢州学院还没有完成规划,他们的思路是想拉港澳台及新加坡客商投资。快20年了,时与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高铁、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孔子学院、丝绸之路的复兴发展战略等等,如能实现“南孔文化复兴”战略提升为国家级的软力量领域的创新能力发展战略,“南孔大学”或“孔子大学”依靠地方及国家的力量是有可能实现的。“南孔文化复兴”最终要落到教育大发展大繁荣上。即时的衢州这个地方可成为国家级的软力量领域的创新人才集聚与培养中心。为此战略目标,衢州这个地方要对“南孔文化”分地方级、浙江省级、国家级的层次的论证和宣传,合理规划投资与争取省与国家计划投资。还有,“南孔文化”和衢州媒体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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