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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的新使命 (二)
201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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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丝绸之路为视角的理论思考

    三、丝绸之路成就敦煌璀璨的文化艺术

    敦煌以弹丸之地,在历史时期人口最多时即汉晋时期的敦煌郡(包括今天的瓜州),也就是三万多,不到四万人,到了唐代的沙州(不包括瓜州)人口不到二万人,这样的一个小绿洲,能够创造并留给我们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单就莫高窟洞窟达七百余窟,壁画五万余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奇迹,也是人类文化史长河中的一个谜。如果说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的兴建分别依托于北魏和唐代的大都市甚至都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结论 ;天水麦积山石窟则因为地处长安近邻,又是历史时期的丝路重镇秦州所在地,这里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东西南北通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为佛教石窟寺的开凿提供需要的保障和条件。那么,敦煌石窟奇迹的产生和保存,又是依托于什么条件呢?

    究其原因,敦煌异乎寻常的丰富文化遗产的创造与完好保存,其实是与敦煌所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或者有直接的关联,是敦煌处在人类古代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关键地理位置所决定了的。

    丝绸之路肩负着古代欧亚大陆诸文明之间的交通,是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之路,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则是欧亚大陆多元文明与多重交通网络的交汇点,《汉书·地理志》东汉应劭道 :“敦,大也 ;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 :“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说明早在汉唐时期,历史上的这些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敦煌在对外交通中的地位。

    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对敦煌的重视与其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所处的重要位置有很大关系。《汉书·西域传》载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隋代裴矩《西域图记》亦曰 :“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丝绸之路从洛阳、长安出发,途径河西,到敦煌,出两关,沿着昆仑山北侧和天山南侧,分为南北二道。汉唐以来,丝绸之路无论分为南北二道,还是南中北三道,总是从敦煌的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或由敦煌进入汉地。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关系,敦煌一直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重镇。早在汉代时期就在河西“设四郡”的同时,便在敦煌“据两关”,以阳关和玉门关作为当时的海关,两关的意义是除了军事的占据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对外交流提供一个驿站与窗口,这其实也正是玉门关和阳关的主要分工,玉门关负责军事,阳关则属东来西去的商人、僧侣、使节往来的桥头堡,故有“阳关大道”一说。

    敦煌在丝路上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体现在文化关联、民族认同上。敦煌是西去的中原商人、行侣、使者、军人、诗人出西域的最后一站,离开了敦煌,其实是离开了汉文化的故土,进入文化完全不同的西域和更加遥远的中亚、印度、波斯、大食等地。反过来,对于东来的西域、中亚的商人、使者、僧侣,也有类似的文化情怀,进入敦煌,则进入胡人世界中充满诱惑的华夏大地,发达的汉文化和丰富的物质生活,往往是他们沿丝路东来的主要目的。

    因此,在敦煌的历史时期,永远是两种不同心情、不同文化关怀、不同民族认同的两大群体的东方和西方的人在这里交汇、融合,正是这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碰撞和交融所产生的文明的火花、思想的光芒,使得敦煌的文化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具有创造力,更加富于活力,更加丰富多元,更加受到历史时期人们的热爱,故也可有续传承下来。

    事实上,不仅仅如此,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敦煌和新疆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交汇的唯一地区。因此,可以说,作为丝路交会点的敦煌,其实是不同的文化、多元的文明在这里交融碰撞,正如古人总结的那样,敦煌乃“华戎所交一都会”,华戎交融的结果,最终铸就了敦煌灿烂的文化。也就是说,敦煌所处的丝路位置,注定要成就其文化高峰、艺术宝库、宗教殿堂的圣地地位。

    四、丝绸之路研究与敦煌

    敦煌在地理位置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所在”,又是“华戎所交一都会”,连通东西。更重要的是,敦煌是丝路上东西方文明、多民族文明碰撞交汇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地方在丝路上除了敦煌的特征最为明显之外,其他地方并不完全具备这一特点。正因为如此,敦煌在历史时期就已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而藏经洞发现的文物文献,以及敦煌洞窟中保存下来的精美壁画,无疑又为中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研究方面沟通互补的新通道。

    我们知道,以藏经洞文字文献为主要材料的敦煌学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不仅限于中国和汉民族,还涉及我国境内不少古代民族,如乌孙、月氏、匈奴、羌族、鲜卑、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吐谷浑、回鹘、龙家、 嗢末、沙陀、黠戛斯、黑韩、西夏、蒙古等,几乎涵盖了历史时期中国北方 的主要民族。尤其是在藏经洞和洞窟中出现的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焉耆文、波罗谜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来文、西夏文、蒙古文、叙利亚文等资料,加上敦煌材料还涉及的古代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粟特地区各国、波斯、大食、朝鲜、日本等国的问题,敦煌学研究的国际性极为明显。

    敦煌材料涉及广泛的民族性、国际性特点,正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重要现象,集中体现在敦煌地区。反过来讲,敦煌无疑是丝绸之路研究的最重要对象。事实上,百年余来的国际敦煌学研究中,以敦煌资料为切入点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不胜枚举。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际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过程中,敦煌资料一直是最核心的内容,可以不夸张地说,每一本研究丝绸之路的专著当中都少不了敦煌的影子。

    因此,我们也看到,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不仅有中国人,还有英、美、法、俄、德、匈牙利、芬兰、日本、印度、韩国等许多国家的学者,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可以说是一支国际联军。各国敦煌学者,尽管肤色不同,语言有别,甚至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各有不同,但在敦煌学研究上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早在东西方观念对立、政治敌对时期,各国敦煌学者已经结成了良师益友,成为东西方和解的先行者。近年来,国际敦煌学界更为频

    繁的往来交流,进一步加强了敦煌学的国际合作,通过合作交流,优势互补,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局面,成果累出,日新月异,大有目不暇接之势。敦煌学成为国际文化交流新的桥梁,打破了政治上的隔阂,如今更成为东西方合作的一支方面军,发挥着民间交往的巨大作用。

    作者: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奇·朝鲁主编,奇海林、杨勇副主编,《地方学研究》第1辑,学苑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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