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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何新之“玄”
20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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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兴华论坛 作者:冲击力

  在《谈“玄”》的开头,何新引黑格尔的话,“如果我们承认真理是不可知的,那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要浪费精神而来研究哲学”,在何新看来,真理是可知的,真理就是泛演化逻辑的过程,是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同一。泛演化逻辑的过程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这就是理念的自我演化运动,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被人类主观思维过程所模拟,所以是可知的。况且人类主观思维的发展过程同样是泛演化逻辑过程。就历史中的哲学来说,它的发展也遵循这个泛演化逻辑过程,“历史中的哲学体系,虽然表面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实际上自有其内在的逻辑链条”,他引用黑格尔的话,“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次序同理念的逻辑规定在推演中的次序是一样的”。

  但是,何新又说:“在读哲学史时,不要以为后人会比前人先进。”直言不讳地说,哲学发展史有时候也存在倒退。当然,没有完全的倒退,只不过是走向别的路径和在别的领域进行开拓,任何一种哲学都有其兴起、发展直至极限,然后衰微的过程,但这又是周而复始的,何新自己批判和否定了罗素、维特根斯坦一类现代哲学家,并以新的解读复兴了被现代哲学否定的黑格尔集大成的古典哲学,成为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环节。

  说起来,哲学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时代的产物,当然在空间上也是民族的产物,甚至呈现为主观文本的哲学也仅仅是“宇宙哲学”的一部分。何新爱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米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降临时才会起飞。”哲学“几乎总是出现在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且总是以悲观的态度看待时代”,“哲学产生的历史前提,并非只是由于一个民族达到了充分的高度教养的情况,而且还因为这个民族此前那种和谐一致的观念结构发生了‘断裂’”,“这样一个民族的生活,就不再同它的基本历史生活原则保持普遍一致了,哲学就产生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是一个断裂的时代,是否是又一个黄昏时代?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同样毫无疑问的,这也将是一个产生新哲学的时代!于是何新也疾呼:要重估一切价值!或者更为精准地说,何新是想要重建一切价值。他认为,“20世纪乃是一科技发达而价值振荡破碎之时代,启蒙时代以来至19世纪的乐观主义、进步主义至20世纪末盖已分崩离析,当今之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惶惑。”毋宁说,这是一个“需要”新哲学的时代!

  但是何新又警惕新哲学,他赠言罗素一类新哲学:

  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的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根据以前的许多经验,倒足以证明《新约》里的另一些话同样地可以用来说这样的自诩的新哲学——使徒彼得对安那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口。”

  在何新看来,古典哲学仍具有深刻的价值,而那些否定古典哲学的所谓现代哲学往往是在基本误解古典哲学核心理念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其自身又是肤浅、虚无的。何新认为,首先要做的是,正确地理解古典哲学的核心精神,进而继承、发扬其中正确和有价值的东西,为新哲学的产生奠定深厚的传统根基。这也就是何新哲学的主要内容。何新是哲学思想家,同样也是哲学史家。

  《谈“玄”一》是何新答一位朋友的信,“不觉”写成他哲学的论纲,这主要是关于哲学发展史的论纲。他感慨道:“我也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能够真正读懂的,我不指望这世界上会超过十个人。”何新认定真理是可知的,但又深感认识真理的哲学如此之难懂,那么即便哲学认识了真理,哲学自身又如何被人认识呢?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理岂不就是不可知的,这注定是哲学的悲哀。

  何新谈论了西方哲学史的几个环节。

  希腊哲学先以本体论为主,探讨世界万物存在的本原问题,但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则将注意力转到了人自身,探讨人如何认识世界,以及认识本身的规则问题,这就是认识论,同样还探讨人自身应该如何存在,应选择何种道德行为方式,这就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则是希腊哲学的综合者,提供了近代西方哲学和科学问题的原型。

  希腊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又过渡到新柏拉图主义,后者吸收东方神秘主义因素,在中古哲学中又与基督教神学相汇合。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服务于神学,却仍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认识论、伦理学仍得到发展。

  到了文艺复兴要求摆脱神学禁锢,重新重视人,张扬人文主义,因而也要求哲学摆脱神学束缚,不再是用哲学去论证神,而是用哲学去认识世界,哲学目的发生巨大转变,这必然导致要求对认识方法进行深刻改造,于是产生培根的经验主义归纳法和笛卡尔的唯理主义演绎法,这两种方法都各自认为能够认识世界,都是可知论。

  但是,由休谟到康德的怀疑主义,终结了这种可知论的信念。康德总结了近代的认识论和逻辑学,黑格尔又将认识论和逻辑学重新导向本体主义,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统一,再立可知论。

  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认为无论是神学的神,还是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都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哲学应该关心人自身,从而建立人本学。叔本华、尼采又将主体意志赋予人本哲学,主体意志成为哲学的真正本体,从而主观性和非理性成为19-20世纪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

  何新认为,古希腊的逻辑学关心何谓客观真理的问题,逻辑问题与本体问题并未完全分离,但是后康德主义认为客观本体真理不可能被认识,于是认识真理的问题被从哲学中剔除了,只剩下语言解析的问题,从而产生了语言哲学。

  以上就是何新对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种描述。

  接着何新谈到,整个存在世界的真实和虚幻问题,这确实是哲学的一个终极问题。从这个问题又产生人生是真实还是虚幻的问题。问题的产生,必定是由于有一种“真实”的虚幻性困扰了人们对人生和世界的感知。而死亡使得人生的真实性终将被终结。宗教和哲学都试图挽救真实与虚幻交织而成的幻灭感,宗教归于超现实的永恒(神)而消弭了幻灭感,哲学则因求真而无法摆脱幻灭感。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世界有真实的存在,所谓实在,所谓真如,那么人是否能够认识它?即,主体能否认识客体。何新认为,这个问题面临困难,因为主体介入客体的手段即认识的手段是相对有限的。认识活动必然是思维活动,而思维活动又必然要借助语言,何新认为,语言是认识的工具,又是表述的工具,这种双重角色使得认识、诠释的过程必然同时又是遮蔽的过程。语言首先是表述的工具,是通过名号指代对象,很明显,名号不等于对象,但对象必须通过名号来指代,这样名号就对对象形成一种遮蔽。而实际上,用简单的名号指代综合的对象是推理能够进行的的必要条件,否则推理就无法进行。那么这样,既然名号对对象已经形成遮蔽,那借助名号进行的推理认识过程肯定也对对象形成新的遮蔽。所以,何新说:“所以天下事,不说还明白,愈说反而愈糊涂。”

  罗素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语言,其实就是试图以其无所指而达到无所遮。但是,即便如此亦不可得。哥德尔证明,任何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也就是说,一个公理无论它能够如何完美地运用于对对象的证明,它自身的完美性恰恰不能被自己所证明,这正是一种自我的遮蔽。这就意味着,人类的表述和认识工具自身不是没问题的,要做到完全的透彻的无矛盾认识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认识工具的这种有限性,康德主义认为本原和真理不可知,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认识只是语言游戏。

  但是黑格尔的惊人之处正在于,他接受了矛盾,并且把这矛盾本身也作为认识的工具,并且这矛盾竟然就是宇宙发展、真理发展的必然方式。于是,真理依然是可知的。

  何新由此谈到中国佛哲学,他认为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已经包涵了上述问题。佛学中的“般若”学即认识论。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分”,而是“通”,因而佛学讲究“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而唯有认识到“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真正达到“通”的最高境界,才能不滞于一法,才能通于本末。只有“悟空”才能破“遮”,才能达通(所以《西游记》的孙悟空正是大智大勇之神通)。这也就是不遮于一诠,而是随诠随扫,随遮随破。何新说:“哪里有什么‘绝对’”。所谓“绝对”就是诠的完全性、完美。一诠一遮,又一遮一破,也就是否定之否定,“遮”是否定,“破”是对“遮”的再否定,这就是对“遮”的超越,如此就能达到对宇宙发展流变过程的融通认识,所谓“大智慧”。佛学中的“圆满”,既包括自体圆满,也包括认识与实践的圆满,同样就是大智大勇。这实际上也是认识真理和实践真理。而唯有达到“如来禅,自觉智境(见佛于心)”的最高境界,才能认识和实践真理。而这种境界也不是一步就能达到的,而是通过几个认识发展阶段才能达到。但何新又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那种哲学认知的最高境界,哲学不仅是学问,不仅是经验的知识,更是“一种灵性的感悟和创造”,“领悟哲学需要‘慧根’”。所以哲学常常是“自说自话”,宇宙岂不也是“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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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自从80年代以来,何新先生的文化研究,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他所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广泛注意。人们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不可能不重视他。何新的学术在80—9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这一巨大转变时代留下了深深的思想印迹。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主动拒绝与一切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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