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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易经》的方法
200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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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解读《易经》经文的方法,是训诂学的方法。在本书的注释中将说明译文所根据的文献及语言学根据。训诂学的本原,是汉语语义考古学。寻求书面文字记载的语言辞源和语源,即由文字层面而深入于探求辞义。
  中国古代文字语言的研究,有三个系统。一是许慎《说文解字》所代表的系统,主要根据字形去解说字义,这是形象文字的系统(形义学)。二是《尔雅》所代表的系统,采取同义、近义词归类的方法,乃是汉语语义学的系统。三是刘熙《释名》所代表的从语音追溯名源、语义的系统。三个系统,代表三种方法。本书兼而用之,但以声义与语义归类方法为主。
  汉字之所以称“字”,许慎说,字者滋也,滋乳而繁多,而滋乳的纽带是语音。清儒曾概括汉大儒郑玄的语言训诂学方法而指出:“古书传世,初凭口授,后始著之竹帛。传闻异辞,移写异体,故文字多不一致。郑玄尝论其事: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趋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言,同音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
  我们看帛书《易经》与传世本,在文字上歧异甚多,而常音近相假,可知郑玄之说确为深刻之论!
  一种世俗流行说法,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此说始倡于19世纪西方汉学家,此辈不懂中华文化,故生此浅妄之说。世纪初的一些中国学者亦信从之。此谬说流传多年,积非成是。但实际上,商周以下,汉字早已脱离象形文字阶段。
  大约从商代开始,假借字(别字)已在汉字使用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据统计,甲骨卜辞中的假借字约占70%,周金文的情况也差不多。”①
  ①刘文辛《通假概说》
  汉字不同于西方的拼音字,亦不同于埃及的象形字。汉字是独特的形音义综合文字,而以音义为主,综合为一个表达能力极强,信息容量极其丰富的符号系统。所以我认为,汉字既不是拼音文字,亦不是象形文字,而是综合象形、拼音文字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所发明的一种信息量最丰富,应用上亦最方便属于第三类的文字体系。
  (二)
  自孔子以下,《易经》的经文,可以说从来未被真正读通读懂过。因此而引来浩如烟海的注释。但基本上盲人摸象,各以一肢一爪片面之臆测为说。
  近人有注帛易者,随文发意,肆作臆想。殊不悟帛易、传世易之经文皆源于同一《易经》也。其不同,只是记录之文辞因语言读音模写之不同,而非本身意义之不同。
  有清学术大昌,成就在训达学,但唯独易学,成就甚少。
  乾卦卦词“元亨利贞”四字,二千年来说者穿凿难通。其实,元亨,读为元享,即大献享。利贞,即利征,利于征行。贞正征之通用,可参泰否二卦:
  “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泰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否初六)。知道贞可训为征,则坤卦卦词“利牝马之贞”,即"例牝马之征”,即利于骑乘北(母)马出行,豁然贯通。而此句二千年来多释贞为占卜,旧释“利于以母马为占卜”,或释为“正固”,谓“有利于母马的正固”,旧说殊为奇怪而难通。贞字在《易》中多见,或借作“占”,或借作“征”,或读为“直”引申为德、得)。未可一律。推旧之解《易》者往往不究本源,泥于字面文义而作穿凿附会之谈。浪解奇出,观之可笑。
  又如贲卦,“贲其趾”,旧说或以“责”为文饰,曰“文饰其脚丫,舍车而徒步。”殊不料贲乃奔之借字。《诗·鸦之奔奔》,鲁齐两家诗,“奔奔”均作“贲贲”。“卉其趾”,即奔其足(趾)也。
  又如需卦。昔人不明需(帛书作襦)即溽(归藏)、襦之通假。需于沙即雨之襦于沙。又不明蒙即雾口之假借,困于蒙即困于雾茫。击蒙即启蒙,即雾散。种种妄异之说独多。
  此类妄说,在《说卦》中已出现,到晋人王弼更人痴迷之途。盖《易经》来源太古,即使我们承认《易经》之爻辞是周公之所作,则到孔子时代,也已历经1000年以上。所以孔子时代即以读《易》为艰。孔子说:“《尚书》多淹矣,周易本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帛书《易经》“要篇”)又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到王弼时代,《易经》则流传已近2000年以上。其古义淹失,而经师门派不同,传述亦纷歧。甚至明白易解之义,也被曲解妄说而导人迷途。如师象辞:“地中有水,师。”陆绩曰:“坎在坤内,故曰地中有水。师,众也。”案,师乃湿字之假。故云地中有水,湿。陆氏读师为众,是根本不通的。陆氏乃三国时人,解象已失古义。何况后人乎?几千年来,语言的变化,方言的混淆,重之误解的堆积,使得《易经》经文之真义更加扑朔迷离。盖《易经》之爻辞,本口耳相传,记录者记音不记字,故卦名及卦爻辞古文、今文、帛书各不同。若泥于表层文字之字义求解,必陷无边之迷妄。
  孙诒让《札口》序谈古书文字变迁云:“竹帛梨枣,钞刊屡易,则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篆之羼改。逵径而出,多歧亡羊。”
  王国维指出:“诗书为人人涌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占十之五,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也,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之意义又不同,三也。”
  清焦循著《周易假借论》指出:“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此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各随其文其声贯,而声近则以借相通。”杨树达论《尚书》云:“《尚书》文字博奥,读者每苦其难通,深求其苦,实以通假字多,不易得其本字耳。苟得其字,未尝不明白易解也。”这一道理,应用于《易经》亦然耳。

  (三)
  训治学——汉语语源考古学的重要原理是以声音,即以自然语言作为寻绎文字语义的根本,以声求义,以义理形。而不是以字形为本原,据字形而求义。钱大昕云:“古人训诂,寓于声音。字各有义,初无虚、实、动、静之分。好恶异义,起于葛洪《字苑》,汉以前无此分别也。”(《十驾斋养新录》)
  清儒王引之云:
  “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经义述闻》)
  清儒戴震指出:
  “疑于义者,以声考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
  王念孙云:
  “凡叠韵之字,其意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即得,求诸其文则惑。”
  章太炎云:
  “治小学者,在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
  邓廷桢说:
  “古双声叠韵之字,随物名之随事用之,泥于其形则龃龉不安,通乎其声则明辨以析。”“说经者不求之于声,而泥于形以诂义,鲜有不纡曲者也。”(《双砚斋笔记》)
  《帛书》64卦及8纯卦多与传世本不同卦名,表明以往根据传世本表面字义对卦名的考释多不足信。盖卦名之义在声义不在文字。不可根据文字之形而泥之也。这一训诂学的根本方法,即:循义辩音,以音统形,是清代训估语言学者勘读古籍的秘钥,也是本书重新研治及解译《易经》的根本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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