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建市场与政府关系
正反馈机制既意味着丰富的创造性、多样性和生命力，但也意味着巨大的破坏性、毁灭性和单调化；既意味着新技术的迅速普及，也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既意味着艰苦奋斗、勤劳致富，也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由此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市场不能自动均衡，自我调节，必须加以政府调控。新自由主义的信念，放任自由的市场学说，都是基于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因此，都忽视了市场内在的种种正反馈机制。进一步推论，持主流的、一般均衡论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萨缪尔森，更不用说他们的中国追随者们，其实都不懂市场经济。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种神话、一种信念。他们与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宣扬的，其实是一种市场神学。
第二个结论是，政府调控市场的根本任务是：
一、鼓励形成创造性的正反馈，为创造性的正反馈培土、施肥、除害，但防止揠苗助长，必要时甚至要放慢正反馈的速度，以使其成长得更为结实、持久；
二、防止出现破坏性的正反馈，甚至要铲除滋生破坏性正反馈的土壤；
三、监管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正反馈。
四、对于大自然长期演化所形成的正反馈果实，如矿产资源；或者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正反馈果实，如政府信誉（以及学校声望等）、技术进步、城市的级差地租等，都是公共资源，都应该公共所有，以免造成地区、行业、个人间的不合理两极分化。
五、对于创造性正反馈所形成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设置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负反馈机制加以调节。
六、对于创造性正反馈所形成的经济大起大落机制，例如钢铁产业的投资狂潮，通过设置信息公开、利率调节、税收调节等负反馈措施加以调节。
1、鼓励形成创造性的正反馈
创造性的正反馈，其核心往往是创造性的人才和组织的成长。
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主要与教育过程有关。目前的教育理念、体制和方式，一言以敝之，是应试教育，极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以往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知识，只是创造新事物的工具。现在的教育模式给了孩子们无数静态的知识，结果，“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忘笔记”，看上去似乎有知识了，实际上却可能浪费了青春，变成一个现代白痴。实践出真知。切断了知识与实践的联系，也就切断了知识与创造的联系。许多人天天讲，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但我们却在天天培养现代白痴。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创造性组织的成长，则主要与社会环境有关。当然，最具创造性的人才，没有条件也能创造条件，环境越严酷越能发奋图强。但是，这对于极少数人可以。对于多数创造性人才，还是有一个鼓励性的社会环境，更能使其形成创造性的组织。这方面，西方社会有许多直接学习的措施，例如，较低的创业门槛，对创业失业更宽容的社会舆论。但是，也要注意西方社会对创造性组织形成的揠苗助长教训。无论是思科公司，还是亚马逊网上书店，都得到了社会的过渡鼓励，无数资金涌入这些还在创业阶段的小企业，使其创业过程欺骗性过强，结晶粗糙，难以持久发展。
鼓励创造性的正反馈，还意味着要防止那些已经在正反馈爆炸期的跨国公司欺侮中国正反馈前期缓慢成长中的小企业。否则，跨国公司利用先发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中国的创造性企业。这就需要政府能够为本国创造性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市场保护。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退出WTO，用双边贸易规则替代多边贸易规则。否则，中国的创造性企业无法获取正反馈发展的必要利润，中国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更进一步，则需要反思WTO。WTO是相信自由贸易能够导致世界利益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事实上，WTO导致发达国家的企业发挥先发优势，垄断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同时使发达国家工作岗位流失，造成全国范围和各国内部巨大的两极分化。因此，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应倡导有管理的公平贸易，使各国都有机会成为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国家，从而真正使全球利益最大化。
2、铲除形成破坏性正反馈的土壤
正如正常人体应该割除癌瘤一样，正常的经济体系也应该割除癌瘤，进而消除产生癌瘤的土壤。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史教训，最容易形成破坏性正反馈的，是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衍生金融商品市场、外汇市场。紧随其后的，是保险市场和银行业。其他各行业的创造性正反馈，如果没有这些市场的推波助澜，其起落的幅度不可能如此上天入地。对这些市场，我看应该分别对待。
1）股票市场
2006至2007年，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追涨正反馈：越高越追，越追越高；2007年底至2008年，则又出现了一个杀跌正反馈：越跌越杀，越杀越跌。由此造成巨额资金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而城市白领的多年积蓄则一扫而空，内需显着萎缩。纵观世界各国股票市场，可以下一个基本结论，股票市场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粒子加速器”。无论如何监管，都改变不了股票市场的不对称赌博的特性。因此，应该取消股票市场。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要保护私有产权。既然已经有了股票市场，直接取消，会侵犯私有产权。怎么办？可以改变交易规则，从目前的T+0、T+1，变为T+180，即买入股票180天以后方可交易。这样，投机不行，炒股票不行，形成追涨或杀跌的正反馈不行，但是投资可以，分红可以，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只能分红不能炒作的股票市场，还有融资能力吗？企业融资问题怎么办？靠银行就行。在日本和德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其融资90%以上靠银行，证券市场只起到极有限的补充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德、日也向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屈服，扩大了证券市场的作用。但这一时期，恰好两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期。
靠银行融资不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比股票市场小，监管难度也远比股票市场小。监管银行，世界各国都已经有一套较成熟的办法。监管股票市场，至今没有好办法。即使在美国，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股票市场的意义和价值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怀疑。
因此，与其开放股票市场，不如开放私人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经营。
2）期货市场
2008年，石油价格上窜147美元，旋即回落40美元。中国民航系统和高盛公司对赌油价，造成巨额亏损。事实证明，期货市场的实践远远偏离设立该市场的初衷，不是稳定价格，而是放大价格的不稳定。各国期货市场的共同特点，一是保证金交易，少量资金可以炒作大量期货，赢了1：10，输了也是1：10。二是庄家炒题材，炒信息，操纵市场，卷走大量散户的资金，也是个不公平的赌场。因此，期货市场没有任何生产性、建设性，却有投机性、破坏性，也应当取消。
同取消股票市场一样，既然已经有了期货市场，直接取消会侵犯私有产权，因此可以改变交易规则：已经购入的期货还是你的，但是，要求追加保证金至百分之一百。如此，真正从事生产、需要避险保值的企业，还可能继续留在期货市场，发挥期货市场的设计作用。但那些玩“空手道”的，绝大部分都会离场而去。
3）金融衍生商品市场
金融衍生商品其实就是金融期货，是造成这次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的首要因素。数学天才们施展数学魔法，玩出许多金融创新产品，直到他们自身也受重创。无论是1998年的长资基金破产危机，还是这次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都证明了金融衍生商品市场是杠杆率更高、信息更不对称、危害更巨大的市场，其内在的正反馈发展机制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经济。
幸好，中国还没有充分开展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业务，所以，不存在取消问题，只需要继续禁止就行。如股指期货一类的初级金融衍生商品，就永远不要再试验了。
4）彩票市场
如果说股票市场还勉强可以说与生产沾一点边，彩票市场是与生产一点都不沾边的。
如果说股票市场是专门洗劫白领的，彩票市场则是专门洗劫蓝领和贫民的。虽然庄家从彩票市场上聚敛的钱财远不如股票市场多，但是，彩票市场的钱都是彩民幸幸苦苦打血汗工挣来的钱，彩民的受剥夺和受欺骗的感受远强于股民，对彩民家庭的破坏性也远烈于股民。许多彩民不但因购买彩股而倾家荡产，而且从此丧失辛勤劳动的品质，从此在社会上游荡，走上靠偷窃、抢劫为生的道路。
因此，关掉彩票市场是毫无疑议的。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纯粹投机性的、造成许多家庭破坏、治安恶化的市场，当初为什么会开放？深层原因恐怕在于市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迷信逐渐统治了一切领域。相信一切自愿的、有规则的自由交易，相信应该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选择权。浅层原因是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卸包袱。面对体育、福利等部门的资金要求，“只给政策不给钱”，放出了彩票市场这个恶魔。由此可见，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一些领导理论上缺乏认识，更缺乏自信，政策上放任自流，于是，在实践中，往往同流合污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
5）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不可能由一国政府来决定，但中国应该有责任在世界上倡导定期协商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本来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制度创新。他们相信，市场既然可以自动均衡，那么外汇市场也可以靠市场调节而自动均衡。但是，在浮动汇率制下，真正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的，并不是市场机制，而是各国央行的行政干预。如果各国央行放任不管，或干预能力有限，那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外汇市场大起大落，就将频繁出现，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巨大不确定性。
既然如此，干脆将浮动汇率制切换成各国政府和央行定期协商调整的固定汇率制，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平衡。
在定期协商的国际固定汇率体制形成之前，中国应该坚持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
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人总是想借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倡导自由浮动的外汇体制。如果中国早听这些人的意见，中国的外汇市场早就出现重大的动荡了。但是，坚持外汇控制的人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他们在理论上屈从于外汇市场的自动调节信念，在政策上则被动地逐步放松对外汇市场的管制。现在，以正反馈市场理论为后盾，以定期协商的国际固定汇率体制为远景，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实施外汇管制。
6）保险市场
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是一次性的、垄断性的大事。这类事情就不适合市场化。但是，商业保险公司将这种一次性的、垄断性的人生大事市场化，来赚取大钱。在危险没发生时，保险公司以未来的空头承诺给人“锦上添花”。在危险发生时，保险公司又千方百计减少理赔，落井下石。保险公司的这种行为是本能性的、国际性的。保险公司常常抱怨投保人的道德风险，但实际上，承保人利用专业合同条款陷阱欺骗投保人，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这些大事的处理，本来是靠家庭、社会和政府。但是，这就意味着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政府有一定的依赖性。反过来，也意味着个人更愿意对家庭、对社会、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由此，人与人之间将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那些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将被社会抛弃，而那些乐于助人者却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
因此，商业保险公司的正反馈发展，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意味着社会的解体，个人生活的原子化。因此，商业保险公司也应在逐步取消之列。作为第一步，可以减少险种，加强对保险合同的审查，将合同条款的解释权从商业保险公司手中收回到政府机构，迫使其履行投保人印象中的保险责任。因为，投保人是根据其印象中的保险收益来支付保险金的。
与此同时，政府公开向全体人民开出一张大保单，为各类重大的地震、火灾、水灾、战争以及交通事故等无条件承保，制定出各类救灾方案和灾后重建机制。同时，制定严厉的查处惩罚机制，给那些故意制造、利用灾害的犯罪份子以严惩。
2008年的汶川地震说明，真正有了灾害，商业保险公司只会救手旁观，起作用的还是政府，还是社会。
7）银行业
银行业也很容易形成破坏性的正反馈。最典型的机制是高息揽储机制。少数银行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超高利息吸收巨额存款，挥霍一空而倒闭；也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用较高利息吸收巨额存款，同样挥霍一空而倒闭。中国的长城机电公司非法集资案，美国的麦道夫集资案，或者，美联储超额发行美元，造成美元贬值，都属于此类破坏性的正反馈。只不过，一般的高息揽储游戏，其作用的时间较短，范围较小；美联储发行美元的正反馈机制则积累时间可以长达100年，范围可以大到全世界。
因此，一旦开放私人商业银行经营，如何防止其利用高息揽储的破坏性正反馈机制来暴发，鼓励其老老实实通过低息吸储、高息放贷，利用存贷差赚钱，这将是一个问题。
当然，这方面的监管机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问题不太大。
有人可能会责疑说，以银行为主要融资渠道的德国，其监管银行体系的能力不可谓不强，德国人的行事风格不可谓不稳健，但是，据德国《明镜》杂志报道，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德国前20大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高达三千亿欧元，德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总额估计高达上万亿欧元。照你前面的逻辑，银行也不容易监管，我们是不是也关掉商业银行了事？
我认为，德国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主要是因为购入了华尔街发明的各种衍生金融商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金融创新风潮中，德国也受感染，或购入衍生金融商品，或照葫芦画瓢“研发”出许多金融创新产品。只要把这部分的因素剔除，德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仍然可称是稳健、成熟的。其间出现的问题，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就是正常的，应该允许的。
3、监管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正反馈
最具挑战性的是监管那些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正反馈。
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企业经营，还是技术创新，还是大国崛起，每一个具有重大创造性的正反馈，都往往蕴含着其正反馈后期的巨大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创造性正反馈发展之后，就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的危机，面临着人类毁灭的危险。
最好的情形是当事人自觉，主动察觉到那些导致其走向反面的因素，懂得“满招损、谦受益”，从而主动放慢正反馈的步伐，甚至功成身退，将越来越巨大的事业交给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可以实现这种最好的情形。
也许，今后能够具有中国智慧的人将越来越多。但是，目前社会条件下，这样的最好情形还很少。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处理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无数正反馈。
我看，最基本的处理应该是区分公共性、垄断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凡涉及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水利、森林、海洋等公共性、垄断性产业的，就不能交给私人去经营，去发展。在吃、穿、用等竞争性产业上，放手让私人去创造、去经营。听任这些私人企业的正反馈成长，也接受其破坏性后果。一会儿高速扩张，一会儿倒闭破坏，一会儿猛招工，一会儿又大裁员，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应该允许。
换成新自由主义者听得懂的话说，在没有股票市场、没有期货市场、没有外汇市场、没有保险公司的市场上，在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的前提下，允许普通消费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市场的自由竞争。
以此眼光观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在一个公共性、垄断性的领域放任市场竞争，结果出现了双重正反馈，一是出现了正反馈增长后期的房地产巨头，二是出现了绑架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业正反馈的崩溃形势。如果说前者加速了两极分化，鼓励了不劳而获的社会气氛，后者则使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左右为难：听任房市崩溃，则国民经济将衰退；鼓励房市进一步上升，则未来的衰退将更严重。
在医疗市场上，情况也有相似性。大城市三甲医院越发展，名气越大，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就医，从而越有资金扩张，能够吸引更好的医生，形成良性正反馈。广大的小城、镇医院设备差、医术差，越不能吸引患者，就越缺乏资金，好医生就越流失，形成恶性正反馈。结果，大医院就医人满为患，小医院却门可罗雀。大医院提高收费，本意是为了将部分病人分流到小医院去。却不料，病人宁可节衣缩食，也相信优质优价，要到高收费的大医院就医。这正如股票市场上的追涨风潮，股票越涨，买得人越多，买得人越多，涨得越快。如此，医疗资源的配置就两极分化，大城市集中了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服务于少数有钱人，而大多数人穷人却得不到基本医疗服务。
在教育领域，少数学校集中好教师、好学生，形成巨大的社会声望，可以不断提高择校费。高择校费使学校的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容易吸引其他学校的好老师。于是，学校两极分化，大多数学生只能在没有希望的学校中混日子。
这三个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出现巨大的正反馈效应，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的基本公平，威胁到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必须予以正视，找到解决办法。
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已经造成的问题，没有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对于房地产市场，要有接受其崩溃的决心，才能想办法减少崩溃造成的影响。久拖不决，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下了这样的决心，办法就有了：对于投机购入多套房产的，实施累进房地产持有税。使持有房产但自己不居住者，每年付出的持有税达到房租收入的一到五倍，甚至更多。这意味着在房地产正反馈的主链上，加一个负反馈的附链。这样，房地产价格就会一路走低，低到一定程度后，将启动低收入群体的购房能力，从而扩大了内需。
当然，房地产业应该逐渐回归到服务居民的公共事务的性质上来。集资建房、单位建房，或者政府规划建房，都是可行的措施。建筑环节可以市场化招标，但在开发环节、购买环节应当由政府、企业或社会主导。
医疗领域和教育领域的情形特别复杂，如何调节问题容当单独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