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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按人发钱”或“社会红利”的相关文献综述
200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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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上海政协委员、资深经济人士邢普先生提出了《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国内各大报纸和网站报道了这件事。一石激起千重浪。邢普委员的提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众多学者和群众的关注,出现了热烈的议论。下面介绍一下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供大家参考。

  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大概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他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GDP核算法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很相似。早在1938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1938年,米德又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作用。1978年,以米德为首的“米德委员会”发表了改革英国税制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代税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有严重缺陷。例如,虽然名义上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有着极为复杂的减免条件,富人有很多合理的避税途径,而工薪阶层则成为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税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员会”经测算后认为,可以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种“单一税”加“社会分红”,比起现行的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得证明自己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找工作。把一部分收益用于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有多种益处。除前面提到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简化税制外,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米德所设想的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米德认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机会。但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利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广西社科院院的罗运贵研究院于2003年出版《宏观价值调控论》,在这本书中,罗运贵先生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罗运贵主张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搞经济建设。

  我国自由经济学者党爱民先生(网名求心、dammos)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大肆宣扬“按人发钱”,几乎家喻户晓。党爱民于2004年出版了《过剩经济学》,全面论述了“按人发钱”的思想。在这本书中,党爱民提出了“货币涌现价值论”,认为货币的信用基础是“该社会的全部生产力”。他还指出:“纸币的价值是一种涌现价值,是在社会商品交换关系这个特定层次上的涌现,不能片面地以‘印刷纸’来衡量纸币的价值。” 党爱民于2007年撰文《试探讨透过金融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可行性》,进一步深入探讨了透过按人发钱消化产能过剩、实现公有制的可行性。

  党爱民的“按人发钱”与米德的“社会分红”的相同之处在于全民一律按人头平均发放,不同点在于:米德强调发钱的前提是有财政盈余、或国企利润,而党爱民的发钱的前提是只要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就可以发。党爱民的发钱与罗运贵的发钱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罗运贵强调发给政府搞建设,党爱民强调发给个人增加消费。

  党爱民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货币的价值基础,比米德的发钱基础更加开阔、坚实。将发钱的基础拓宽到社会全部过剩要素上,不仅可以实现米德的“社会红利”的功能,还可以温和地、稳健地动用私人拥有的过剩要素,为全民造福,从而使资本主义自动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爱民还借助耗散理论、涌现价值等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论述了“按人发钱”的合理性、必要性及诸多优点,也探讨了按人发钱以后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南京经济学院WTO研究中心卢映西副研究员在一本尚未出版的书稿《经济学的金矿》中,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凯恩斯《通论》中把新钞票埋入废矿的做法,提出了模拟金矿的理论。他指出,在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下,构建了可操作性极佳的模拟金矿理论,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因而是可持续的经济体制。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先生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想。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将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米德、崔之元、邢普的建议属于财政范畴,当然,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建议,党爱民、罗运贵、卢映西等人的理论已经超出了财政范畴,包含着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社会红利的实践上,有以下重大事件。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1978年起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制度,所有的阿拉斯加公民每个月都要从政府收到一张支票,就是几百美元的社会分红,分享阿拉斯加公共油田贮备的收入。

  英国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这些都和失业不失业没有关系。

  据崔之元介绍,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主张。欧洲推动社会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喜欢把社会分红叫做“基本收入”。

  日本为了刺激经济,于2001年对1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地域振兴券”。

  2007年新加坡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财政盈余达64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近日,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亿6500万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新加坡政府这项计划全称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今年的这份成长红利系针对所有在2008年达到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按2007年所得与住屋价值成反比的原则,每人发给最高400新元到最低100新元不等,另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为强化教育投资,则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童,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相当于人民币1600余元。

  新加坡政府给老百姓发红包的做法大概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新加坡有透明的个人信息系统,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个人收入、纳税、家庭状况等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政府可以很容易确定出个人应得的“红包”份额,然后打到个人的银行户头上。

  香港也有通过退税让人民直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事例。而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多运用退税直接刺激经济。

  我国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社会分红的初步形式,如江苏、浙江对60岁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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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德、崔之元、邢普的建议属于财政范畴,当然,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建议,党爱民、罗运贵、卢映西等人的理论已经超出了财政范畴,包含着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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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教了。
    2016/2/19 16:26:42
  • 党爱民的“按人发钱”与米德的“社会分红”的相同之处在于全民一律按人头平均发放,不同点在于:米德强调发钱的前提是有财政盈余、或国企利润,而党爱民的发钱的前提是只要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就可以发。党爱民的发钱与罗运贵的发钱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罗运贵强调发给政府搞建设,党爱民强调发给个人增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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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听说按人发钱,没太在意,看先生的综述文章后,领会更深了,支持一定程度按人发钱。

    其实,中国当前已经在使用改进版的按人发钱了,如提高低收入人群社保水平,精准扶贫七千万等。。。
    2016/2/19 16:25:17
  • [7楼] 评论人: 党爱民你好!
         新号码在哪?恰恰是老号码。如果没有新的正确的第一位号码;那么老号码就永远打不通电话。目前,任何传统经济理论都无法解释、预防解决阁下所述的种种经济危机的现象和原因。
         愚以为:全人类都需要新号码。不才已经打过你所说的“新号码”——打不通。讨论金融的不知道货币究竟是什么。西方经济学的货币定义20多个加上马克思的货币概念,没有一个解决西方经济危机的。我们不去发现正确的货币概念而只是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弹簧床上蹦极是找不到蹦极的真正感觉的。
    2008/10/27 17:30:59
  • 老秦,你这搞基建搞投资那一套,好像还是“旧号码”吧,换一下试试又何妨?
    今天我们股市大跌、香港也大跌。现在,全球都在看中国,如果中国跌了,美股又要跌。我们跌老百姓能撑得住,但美国跌,世界撑不住。事到如今,股市要救了,大小非该停了。

    2008/10/27 16:14:59
  • 和[5楼] 评论人: 党爱民你好!
         愚以为:通往真理之路就像打电话一样。如果没有意识到第一位号码错了而是从末位号码0到9的依次试着打一直到打通为止;那么,就需要试验电话号码的位数n作为10的n次方的次数的才能打通。问题在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第一位电话号码是错的而后面的电话号码是正确的——试验10次就可以打通电话了。
    2008/10/27 15:56:42
  • 4楼秦川人,发钱还是搞基建,我有新的博文面世。请静候。
    2008/10/27 15:35:34
  • “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罗运贵主张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搞经济建设。”——非常正确。主张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搞经济建设(必须是社会所必需而本能的私人资本不愿意干的事情)——比天上下钱雨似的人人发钱论要好得多。
    2008/10/27 13:50:51
  • 发钱不如减税。

    “社会分红”是美丽的肥皂泡沫。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每个人都在收税,个体对于社会是供养关系,社会少收一点人头税,就已经普天同庆了。
    何来“社会分红”一说?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骗人的噱头。恐怕是因为税负太多,拖累了经济后的一个补救措施罢了。

    2008/10/27 13:25:09
  • 谢谢打假大侠的评论。
    这个模型给国外期刊审稿人看过,有人评论说是卡莱茨基有效需求模型的变种,我也同意这种评价。但我认为我的模型更加精炼,且指出了分配的重要性,非常好用。如果罗宾逊夫人当年能提出这样模型,或许就能拿诺奖。但人家认为,我的结论法国的马林沃1977年就有了。不过,我还在努力,争取发表。
    这个需求模型的动态过程,启示我提出了货币耗散理论。后来才发现,比利时人范帕瑞士等早就提出了按人发钱的主张,并召开了12届全球大会,已经有5位诺奖得主完全支持按人发钱。
    2008/10/26 15:03:12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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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网名Dammos、求心,1963年生,男。1981年武汉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本科,2000年暨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某企业负责人,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主任。主要代表作有:《过剩经济学》,2004年广东经济出版社;“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与就业”,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基于生产过剩的社会分红”,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美), 2011年 43: 216-229 ;《货币改革与社会分红》,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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