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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迷信与价值观错位
200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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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角度

  迷信是一个外来词,其概念在内涵上相对比较统一。迷信是“缺乏理性实质的信仰、准信仰或习俗” 。“非理性”、对某东西“神话和崇拜”、“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荒诞认识”往往是定义迷信的关键词 。只是有些定义因加上了“个人命运”或者“宗教”的限定而更加狭义。本文从比较广义的角度上讨论迷信,也就是把迷信看做是“一种非理性的,即信仰者并不重视或者了解客观证据情况下就形成了的信仰或习俗”。

  迷信有时候是在宣传、说服等影响下形成的群体意识,但也有个人自己“悟”出来的,比如一个教练相信“穿红色西装比赛就会赢”。本文不讨论后者,主要讨论通过宣传、说服形成的群体迷信。

  有些迷信的人并不十分认真的“信”,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也有十分认真的信仰,把对象抬高到不容置疑的,“神圣”的位置上。本文讨论后一种迷信。

  本次会议是讨论当代中国人价值观问题,重点是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价值观错位情况。迷信是影响中国人这个时期价值观错位的一个因素。而对不同事物的迷信和迷信程度对价值观错位问题影响程度不同。本文主要分析对当代中国人价值观错位影响最大的迷信问题以及它们对当代中国人价值观错位的关系。

  关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架构和现状,潘维老师的《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描述。本文赞同潘老师的分析。本文所以用“错位”一词,是特别强调中国人目前的核心价值观状态是不能给任何社会带来福祉的。任何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都无法容忍“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官员同时认为自己是商人,商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官员” ,以及医生同时认为自己是药厂的推销员,科研人员同时认为自己是“创业老板”等等。这是一种病态的社会。

  一个社会在某个阶段出现病态是正常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病态的特点很像西方19世纪工业化初期“礼崩乐坏”的病态情况:经济高速增长却伴随着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沉溺在金钱的浮华里欢乐;一方面低层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犯罪和堕落。

  一般情况下,每当社会出现病态的时候,总会有一批思想家、文艺家对社会进行揭露、批判,成为治疗、纠正社会疾病的精神武器。西方这个时期,无论批判现实主义如作家狄更斯、萨克雷、福楼拜、梅里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马、罗曼?罗兰、维尔特、希尔德烈斯、斯托夫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还是浪漫主义作家如大仲马、巴尔扎克、雨果……,都在要么揭露这个社会的浮华和价值观错乱,要么表现下层的绝望和无奈。至今我们都可以从《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悲惨世界》里感受到下层的绝望,从《镀金时代》、《欧叶妮?格朗台》、《红与黑》里感受到上层的浮华和腐化。当然还有马克思、傅立叶等社会学者大量涌现。甚至这时的宗教领袖也面对现实,主动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也有一些所谓“消极”作家和思想家,但知识精英整体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

  让人感到无奈和绝望的是:中国社会病态症候已经显而易见,已经被广大群众深切感受的时候,除了少数经济学界所谓“非主流”学者在“嘀嘀咕咕”外 ,号称“民族灵魂”的知识分子主体对此竟然没有反应。不仅眼花缭乱的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里找不到一篇反映时代深层问题的作品,文学文艺界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被称为“严肃”的作家、导演和演员,而且主流思想界全都慌忙不迭地为价值观错位进行辩护,对贫富分化社会对立进行粉饰。本来就边缘化的宗教界就更无所作为。整个知识界的冷漠和无所作为让人心寒。

  这不正常!因为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会这样!为什么西方国家在这个时期涌现这么多承担社会职责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工作者,而中国知识界却整体堕落了呢?只能认为是中国精英集团的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有重大的认识错乱,也就是处于“迷信”状态。

  本文认为:“五四运动”有力地破除了传统“迷信”,把西方的“科学”、“民主”请了进来,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被理解为“西化”)。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对科学、民主和西化的真实含义进行思考,没有对人类在科学、民主和西化实践的客观事实认真追究,甚至“不在意”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科学、民主和全球化(更加强力的西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科学、民主和西化终于在中国成为一种“终极目标”和“绝对真理”,成为了一种不假思索的“信仰”。不愿讨论,从不置疑。当人根本不在意科学、民主和西化客观事实的时候,它们自然“升华”成“形而上”的,具备“神性”的东西,成为一种迷信。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社会陷入了“科学迷信”、“民主迷信”、“市场迷信”(西化的核心部分)。在以科学、民主和西化为旗帜的改革开放“凯歌高奏”的时候,笃信者只会处于昂奋状态,只看见自己愿意看见的而无视不愿意看见的。中国知识分子处于西方中世纪被天主所迷惑的知识分子那种精神状态,没有一次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洗礼,不会幡然醒悟。

  中国人研究中国当代的迷信问题是困难的。因为自己就是当事人。本文观点也许会有些“冒失”,请大家批评。

  一 “市场迷信”及其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对市场经济是这样认识的:西方国家长期“重商”,一直是交换充分的市场经济。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市场发育不成熟。这个说法也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经济。市场自身具备解决所有经济、社会弊病的能力,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存在问题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化。

  假如确实中国缺少市场经济的历练,而且市场经济自身能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这种认识不是迷信。但如果事情恰好相反,恐怕就存在市场迷信了。

  1-1 市场是怎样坐上神坛的

  任何迷信都从无视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开始。一旦处于迷信状态,强化这种迷信的宣传无论逻辑多荒唐都不会有所怀疑。中国人并不缺少市场经济的历练。

  首先,小农经济怎么可能“自给自足”?仅仅一个“男耕女织”就代表了农业时期的社会分工了吗?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经济单位,不仅不可能包揽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也不可能生产包括盐、药材、铁等生活生产用品,甚至连生活必须的农产品也很难种全,且不说金融、教育服务行业了。小农经济是一种必须依靠市场交换的经济体。

  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才能够“自给自足”呢?是西方整个农业时期的“奴隶主庄园经济”和中世纪的“领主庄园经济”。这些庄园小的十几平方公里,大的上千平方公里,拥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农奴。这样的经济体可以包括几乎所有当时需要的手工业,种植大部分必须的农产品,甚至包括当时可能的服务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庄园之间只有大宗物资和奢侈品才需要交换。

  这样的简单逻辑都不能分辨后,历史事实就更不会面对了:

  比较充分的市场经济应该包括这样的内容:所有物品包括劳动都是允许交换的,并且实际交换很充分;度量衡是统一的;交换的媒介——货币体系是能够完成这样的交换任务的。

  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自秦“除井田,民得卖买” ,土地就允许平民参与交换,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无论商人、地主、农民都可以买卖土地。土地所有权变更频繁。“千年田八百主”就是生动描绘。西方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主要通过“赐封”和“褫夺”,一直不准买卖的。英国1290年在欧洲首先颁布了“买地法”,但买卖只在贵族和教会之间进行。西方“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商人、市民不允许参与土地交易。一个最基本生产资料都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经济,能叫市场经济?

  交易的基本条件是度量衡是统一。14世纪的法国,“度量衡因省而异,因城不同。……有时在同一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每到一处,商人都必须对他的商品按当地量制重新量度。” 法国到大革命时代(1793年),德国到俾斯曼时代(1871年),才统一度量衡。中国早在公元前两百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就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货币的币材差别。中国除了用金、银和铜做币材外,甚至宋元时期还发行过纸币。但西方一直到工业革命前后,一直只有金、银两种币材。是否使用可以大量发行的,小面值的货币,是判断市场交换是否充分的准则。如果没有小面值币材,日常生活的交换:买个油盐酱醋车轮扫把牛笼嘴就无法进行。中国宋代动辄铸币数十亿枚,流通铜钱不会低于百亿。到1912年,流通铜钱有近300亿枚。这充分保障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市场交换需要。西方因为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小额交换很少发生,必要的交换只发生在大宗货物和奢侈品交换上,所以只有金、银就够了。

  以上事实应该得出中国除了1956到1980年是计划经济,几千年(包括改革后)是很充分的“市场经济”。而西方国家在整个农业时代全部是“计划经济”的结论。不过这在今天中国简直是个“异端学说”,与哥白尼的疯话一样荒唐。中国人把一个东西的性质完全反过来认识并成为论证的基本定理,而且持续近百年而不变,没什么人怀疑,这大概只有“创世记”才创造过这样的奇迹。

  市场经济确实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在农业时期用市场经济创造了世界最辉煌的文明,西方人用市场经济创造了工业社会最辉煌的文明。真的是 “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张维迎)吗?不用问别人,中国人自己市场经济的体验就足以说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不加控制的市场经济最终会走向崩溃。

  中国每次大的社会动乱后,战争对人口的损耗和新政权的财富再分配,自耕农比重加大,中国就进入一个稳定的小农-市场经济状态。战乱时期土地价格低廉,上好耕地往往三、五两一亩。土地是不可再生或供给增加有限的资源,长线上一定是上涨趋势(王朝后期往往百余两一亩)。同时,中国是世界农业区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小农经济经济体太小,在市场经济风浪中吹弹可破,迫使农民在天灾人祸时贱卖土地,并且在好年景买地。于是,中国耕地有了一个“长线一定涨”,“短线有炒作余地”的物品特性。有这种特性的物品是“股票”、“房产”。中国的商人、地主和高利贷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于是商人将土地作为投资物品。也就是更重视土地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吃地租)。这个博弈中,小农一定是失败者,自耕农减少且佃农增加是必然趋势。土地兼并的风浪就随着王朝建立就开始了。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把今天西方市场经济的运作演绎地淋漓尽致了。西方人把股票、期货、外汇做“赌具”也就是几百年历史。在中国人把土地做赌具时,西方人只有在赌场里才有这东西。

  土地有使用价值(实物地租)。动乱期农产品价格高,随着社会稳定价格会下降。地价上升和产出品价格下降必然驱使商人地主用提高地租的办法平衡收益。地租一高,同样一户佃户要活下来必须租用更多的土地,破产农民变成流民的机会加大。而流民越多抬高地租的条件越好。孳生成群的流民最终成为“暴民”,一个新的动荡期降临。

  中国人2000多年的市场经济经验告诉大家:不加控制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贫富分化逐步加剧并造成社会动荡;二是“赌博”活动越来越大并超过生产活动。这两点都最终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崩溃。今天,占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90%的财富,股票、期货、汇市年交易量是实物经济的150-200倍,而且这两个趋势都在加速发展。中国的老祖宗看见这种局面一定会捶胸顿足大呼糟糕,可中国的精英们还洋洋自得,这要不是迷信了市场,恐怕无法解释。

  1-2 补市场经济这门课——价值观错位加速器

  蛇口人在开放初期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时候,中国人还有点不适应。没多长时间,有人哀叹现在是“一切向钱看”时,大家就耸耸肩膀觉得少见多怪了。在假冒伪劣产品辈出时虽然气愤,但还觉得可忍受。到官员腐败、教育卫生部门没钱不说话,大家才有点受不了了。一直到洪桐县暴露出中国竟然能有下面一个绑架、奴役、囚禁、杀人的民间“生产体系”,上面一个暴力庇护加转卖奴工的“官方体系”,才有点震惊了。网络上大量帖子开始用“拷问人性”、“人性的底线”来惊诧中国人价值观变化的速度——这才多少年呀。

  很简单,我们一直相信这个:中国几千年缺少市场经济的的历练,因此现在经济落后了,如果不加快步伐追上,强国之梦是无法实现的。现存一切经济、社会弊病,都是市场化不足造成的。就算现在有点牺牲,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也是必要的。精英集团不懈地在介绍和强化这种信仰。他们告诉大家“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张维迎);“推进市场化改革恰恰是 扼制腐败的基本途径”(吴敬琏);“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

  本来中国人只要看看自己的经济史,就知道当今很多经济现象的趋势和出路。最近,中央7部委关于控制房价的《意见》一出,名人王石预言:“房价将回归理性”。房价的“理性”只存在于房产市场主体不是投资市场的状态。而任何投资市场一定是“越涨越买越买越涨”,从来没有“理性”可言。最近几年,房产市场主要性质是投资市场,同股票、期货相似 。房产与股票相比还多了个使用价值和“不可再生资源”特点,因此是更好的赌具。当这些人手里还有14万亿现金存款时 ,每年几千亿的房产市场离“理性”远着呢。

  中国历代政府很清楚“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孳生”并危机国体,认为“商人”是罪魁祸首,但他们无力变动市场经济基本规则 。用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伦理上“轻商”的办法显然很没有效果。现在政府的房产政策一样是“与商人争利”和“轻商”政策的延续。如果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基本上是在促抬房价 。

  一个优秀的山地自行车运动员改练了几天游泳,在要求他重练自行车时,一顿迷魂汤使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摸过自行车,想赶上别人可要加油!”——技术的底子加上疯狂的情绪上路不翻山沟才奇怪!

  一个在市场经济里摸爬滚打的两千多年,能做的好事和能做的坏事都玩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民族,一顿迷魂汤喝下去,以为自己根本“没趟过市场经济这条河”,要进行启蒙教育从头学,还认为现在落后的原因就是如此,这个民族还会需要很多年才翻车吗?认为自己要“补”市场经济这门课的认识使中国人产生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疯狂冲动,一种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现在这10年中,政治权利、人身自由、贞操、廉耻、尊严、亲情……几乎所有东西都成为商品,都毫不犹豫地进行交换。中国人价值观错乱的直接原因就是对“中国人要补市场经济这门课”的“迷信”。

  二 民主是怎样成为“民主迷信”的

  任何事物要变得“神圣”,就要具备“终极目标”和“终极价值”。要么把它说成是一切的“起源”,要么说成是一个过程的“终端”。上帝是靠“起源”确立了自己的神圣,民主是靠“终端”确立了自己的神圣。

  民主是西方传来的概念。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是用“目标”和“价值”来确认民主:广泛“有效的参与”、“平等的投票”、“获得文明的理解”……等 。 由于“参与”、“平等”、“文明”、“自由”等从来都是人类政治的“终极价值”,于是民主就有了“终极”的意义。西方的马克思是从民主作为政治制度角度论述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是:“原始公社式民主”——“封建专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也就是民主制度必然替代专制制度。一个集所有美好政治“价值”于一身,又是政治“制度”的最终归宿,民主就必然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了。

  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自然神圣。民主越神圣,离真实就越远。民主作为“目标”和“价值”的基础,在于它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样式。民主制有充分的历史实践。如果不观察民主的历史实践,民主就不会“落地”,不在意、不了解民主制的客观事实,民主就成为“迷信”。

  2-1 民主是怎样坐上神坛的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形式,是一种国家重大事务由一批生存方式 接近、政治权力接近的公民阶层以票决为主要方式来决策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民主制度对立的是所谓专制制度。专制制度是一种国家重大事务是由少数官僚阶层以小范围协商的方式来决策的政治组织形式。

  如果把以上标准作为民主制度的指标,我们会发现民主制主要存在于西方国家:古希腊的中后期,古罗马的中期,18世纪以来的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符合这些标准。而且西方的“民主”有明显的延续性,从古希腊开始到古罗马,在黑暗的中世纪中断了500年后,又凤凰涅磐延续至今。也就是在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并不存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程,而是民主与专制交替存在的历程。

  一个交替存在的政治制度样式,显然不是一种由甲发展到乙的“进步”,不能看作政治制度的终极形态。即使指出这一点,民主一样神圣。因为我们都把民主理解为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民众参与而非少数人专断,协商而非暴力,更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基本要求。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参与、非暴力的需求总是从被压抑到逐步获取,从低水平到高水平发展的,因此,民主替代专制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观察民主国家或者处于民主制时期的国家,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公民阶层”主要“生存方式”是一致的:他们都全部或者部分依或抢劫、暴力奴役,或依赖暴力建立某种能够实现以上目标的制度体系的方法剥夺其他民族的劳动来活着。

  农业和贸易古希腊虽然是古希腊公民重要的生存依据,但是殖民活动同样是他们重要的生存依据。统治了几乎整个地中海、小亚西亚和黑海沿岸的希腊人在殖民过程抢夺其他民族财物和人,通过奴役奴隶和被统治地区人使自己成为强大的帝国。 罗马人根本不参加任何生产活动。罗马人基本“生存活动”是军事、体育训练和作战。当然接着就是泡澡、看戏、从事文艺或者政治。 罗马人完全依靠暴力掠夺其他民族的财物和奴隶,并通过奴役整个欧洲和地中海民族来生存。

  欧洲又一次建立“民主制度”是17到18世纪。这个时期西欧国家先后通过掠夺美洲印第安人白银,在亚洲换取货物到欧洲贩卖的老三角“贸易”,和从非洲贩运黑奴,在美洲强迫黑奴劳动,将物品运回欧洲的新三角“贸易”来获取财富。通过完善的股份制在贵族、商人和平民中分配财富。也就是说,欧洲这个时期财富激增的主要因素是暴力抢劫,暴力奴役其他民族实现的。除了农奴,欧洲人基本依赖同古罗马一样的方式生存。

  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殖民体系崩溃了,似乎世界再没有通过暴力掠夺、奴役其他民族的生存方式存在的条件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当代世界贸易体系、世界金融体系和知识产权体系中找到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奥秘。当然,要论述清楚这个道理还要个专题。这里只简单提示几点:西方国家制定“贸易自由”体制构成一个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机制;目前世界股票、期货和汇市交易额是实物生产、交易的100-200倍。西方国家从中获取的印花税和手续费是低收入国家全部GDP的2倍 ;发展中国家遭遇几次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风暴”,数以万亿计美元的财富就被席卷一空;温州企业生产自有品牌的鞋子和生产阿迪达斯鞋子的成本差不多少,而后者市场价格是前者的数倍,因此你必须理解每次中西贸易谈判西方人把知识产权看得那么重,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民主制都是在实现了部分人内部的自由、平等、参与和协商,而对另一部分人是压制、剥夺和暴力。后者的存在是前者实现的基础。为什么民主制总与对其他民族的剥夺相伴呢?因为任何强盗生存方式最适合用民主制来处理他们的公共事务。

  一个民族组织起国家的原因是他们有了保障大家共同生存活动的公共事务。不同的生存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公共事务,而不同的公共事务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被制度化就形成政治制度形式。如果解决方案不适合处理公共事务,这个民族一定会摈弃这个方案,最终找到和确立一个适合解决任务的解决方案,并形成长期的制度形式——除了生存方式改变了。

  以暴力掠夺和奴役其他民族的生存方式最适合相同生存方式群体内用参与、协商对重大公共事务来决策。因为这种生存方式之所以能够实现并长期续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能制度化地组织足够的暴力资源。这种资源或者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或者是资本(如殖民时期和现在)。二是要有不至于颠覆这个生存方式的分配方式(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土地、战俘分配;殖民时期股份公司的分红;现代西方的二次、三次分配制度)。这就像一群依靠抢劫来生活的强盗。如果抢劫的全部东西每次都归头领,这样的抢劫就很难维持。比如历史上很多依靠抢劫为生的短命专制帝国。如果不能制度化的解决这些问题,也难以长期续存。

  也就是说,民主制是西方自古就有的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制的存在是因为参与和协商是任何以掠夺其他民族为生的国家最合适的制度形式。这样说并不是故意丑化民主,而是因为观察到的民主制确实具备这样的特征。故意或者轻率地无视这些

  2-2 民主是“终极目标”和“绝对真理”——价值观错位的蛊惑师

  什么东西一成“终极”就神圣了,就像“末日审判”一样。如果有人告诉大家:民主的本质无非是政治样式的一种,是更适合解决某种公共事务的决策方式。而且人类文明(一般指国家建立)一开始就有民主和专制两种主要的政治组织样式,分别适合处理不同公共事务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并不是先有专制后有民主。那么,民主作为一种“终极目标”就露馅儿了。而只要民主不是终极目标,民主的价值泡沫也会破裂而大大贬值。这就像凡是预言某日是“末日”的主,某日一过,一定会面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的问题。

  民主迷信是这样影响中国人价值观的:

  向内使劲儿:既然民主是人类社会制度的终极目标,那中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很可疑。社会主义制度有问题,这个国家值不值得爱就成了问题。爱国主义就是狭隘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就是反自由、反人权的东西。国家和集体不值得关心,个性自由、人性、“让世界充满爱”才是应该提倡。于是个人利益成为一切利益的起点,满足欲望就成为做人行事的原则。

  向外使劲儿:社会主义制度有问题,美国和西方政治取向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方向。于是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制度、价值观也往往难以接受。第三世界国家制度既然是丑恶的,美国人打着民主的旗帜讨伐专制起码是有些道理的。

  也就是说,只要把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判断的终极标准,人要理顺自己的价值体系就只有这条出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就是这样一步步理清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了吗?

  让人奇怪的是,中国主流精英和老板精英一方面不断倡议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无视两极分化日趋加剧和农民被抛弃在现代产业之外的事实。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多数人暴政”意味着什么。中国沿海“大进大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也就是廉价劳动力。西部和沿海基本上处在不同的生存方式中,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结构差不多。不知道按照美国方式的民主推行后,中国是否能圆石原慎太郎的梦想。

  本文对民主的置疑仅仅为一个角度。其实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就摆在中国人面前,这些选择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就算只说美国认账的)有几个因为民主了就稳定了,经济发展了,不腐败了,爱和平了?可以说,除了美国为了东西对抗豢养的几个小国外,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好转。这些例子无论在亚洲还是美洲,无论在非洲还是在东欧都比比皆是。中国成天喊叫民主的精英们怎么从来不告诉大家这些事情呢?

  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的过程中,有时候把民选总统推下台换成军事独裁(智利、阿根廷、印度尼西亚),有时候直接支持最专制的国家(南越、韩国前期几个总统),或者一直与帝制国家结盟,哪里有过什么民主标准!可美国只要打着“实现民主”旗号侵略别的国家,无论是南联盟还是海地,无论是阿富汗还是伊拉克,中国很多人依然跟着美国后面欢呼。

  可是无论中国人怎么表现出喜爱西方价值观的样子,无论怎么表现出要一心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姿态,西方人还是把中国划入“食剩的垃圾”,把中国强有力的发展看做试图强行“参与地球文明生活” 。在连已经“民主”的东欧国家的人都说他们现在都比中国还“社会主义”时,西方人照样把中国归到专制国家堆里。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其中的道理。

  只要不能破除民主迷信,中国人会始终找不到北。

  三 科学迷信及其对民主迷信和市场迷信形成和稳固的作用

  “科学迷信”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别扭。因为标准概念是“科学的对立面是迷信” 。“崇尚科学,反对迷信”通常是连起来说的。迷信前面通常加的是“宗教”、“封建”。

  从中文字面上抠,科学是“分科的学问”,比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等。拉丁语Scientia,词根 Scire,即学问或知识的意思;英语的Science,一般指自然科学。德语的Wissenschaft,指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学、语言学及哲学等各种学科。也就是说,科学本来是“分科的学问”的意思。

  可是当中国人说什么东西“反科学”、“伪科学”和“不科学”的时候,科学显然没有了“分科的学问”的意思。比如现在说中医“不科学”,一定不是指中医“不属于医学范畴”,而是认为中医根本“不是学问”。中医为什么不被承认为“学问”?是因为中医理论是一种“不科学的方法”建立的。这个时候科学变成了认识世界的方法。除了“科学方法”,其他方法都属于“不科学”或者“反科学”的方法。“不科学”或“反科学”方法建立的学问叫“非科学”。如果还敢正儿八经的出来亮相就叫“伪科学”。就是说科学作为“分科的学问”时慈眉善目不吓人。不仅不吓人,甚至值不得拿出来“祭奠”。但它一变成“方法”、“思维”就厉害了。本文只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来对待。

  3-1 科学不能认识的世界

  著名宗教学家佛雷泽认为“人类较高级的思想活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总之,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宗教已经被科学取代了” 。也就是科学是人类认识方法的“顶点”,其他认识世界的方法都是人类思维方法不完善的结果,最终将被人类摈弃。

  科学用来认识世界的方法大致可以归结为:首先,科学是唯物而不是唯心认识方法,以追求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全部目的。其次,科学要求结论必须是可观察的,是能够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的。第三,科学研究成果是否是真理,要以能可观察的重复试验的验证为准。科学有了这三个特点或者优点,就必然受到对立面的约束。这个约束还不是指人类只能不断“逼近真理”,而是指科学的方法本来就“适合”或者“能够”认识某些方面的问题,“不适合”或者“不能够”认识某些方面的问题。

  首先,科学在认识事物本身包含价值观念的对象效果很差。

  科学终极目标是探索真理。科学只解决“真”的问题不解决“善”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愿望,没有价值,没有善,没有恶,也没有什么目标” 。所谓“科学观”,就是一种摒弃自身和他人价值观影响的认识观。亚里士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是每个科学家的座右铭。防止价值倾向的侵害、尊重事实、服从证据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正是科学思想这样的原则使科学在研究不涉及善恶的事物中几乎无往不利。

  问题在于,知识领域不仅包括不存在善恶的领域,还包含存在善恶的领域。自然科学本身无所谓善恶,但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都包含善恶因素。

  人类的精神活动本来就有目的性。也就是任何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满足需求。“理论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与它的确证性和证伪性并无多大关系,而与它的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性密切相关”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不包含价值因素。自然科学对自然认识的“进步”对提高全人类的福祉都“有效”。于是科学方法在这个领域里有效性非常强。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活动。而人类社会总是存在诉求不同的利益群体。一个理论的建立一定最终对某特定群体诉求有效而不是所有人的诉求有效,因此任何社会领域里的学问一定有价值因素。科学方法摒弃价值观念,证明自己的研究是完全中立客观的。但研究结果照样只会对特定群体的利益保障“有效”而对其他群体的利益保障“无效”。只对某些群体的诉求有效,就具备了价值属性,这与科学方法摈弃价值因素的原则却相悖。一种认识事物的原则与结果在某些领域中相悖,这种方法的可信性就值得怀疑,而且其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观察所有用科学方法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会发现它们都是某些群体的思想武器。亚当斯密的市场模型是科学的,描述了市场是“负反馈”的趋向平衡特性。看不出有什么价值因素。可是这个理论只能对资本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资本家的利益“有效”,所以他们全都鼓吹这个理论的“真理性”。实际上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因素和强弱关系,以及市场经济的正反馈因素 ,市场经济具备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非均衡性。而这样说又对资本家没价值而对穷人有价值了。那么是否因为亚当斯密的理论对资本家诉求有效可看作具备“合理性和进步性”?也不能,这个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趋向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最终会导致国内社会动乱,国际恐怖袭击,没有谁能“利益最大化”。

  其次,科学不适合认识“一旦拆解原来的关系就无法观察”的事物。

  科学方法要求结论必须是可观察的,必须能够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分析,将事物越分越细,并且要清晰解释事物内部的因果关系。科学方法的这个原则使科学对“拆分后事物整体特性一样保留”的事物没有问题,而且能够越认识越深入。但也正是科学这样的方法导致科学研究那些“一旦拆分后事物作为整体才显示的特性将消失”的复杂事物是不灵光的。

  有些事物如果拆分开来,虽然能描述其各个部分的规律,但整体的一些性质就消失了,或者无法从对局部的理解回归到整体。

  人体是个整体,西医用科学的方法通过解剖把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和机理研究清楚,把病态和病因的物理、化学特征认识清楚。但是人一旦被肢解,很多处于整体状态才显示的特性就消失了。比如中国人发现人的某些部位与另外一些部位有感应上的联系,用针刺手可能脚会酸麻。这种刺激方法有效地治疗了某些疾病,还形成一套复杂的经络关系理论。用解剖手段,西医无法描述这些关系的物理、化学关系。即使能观察到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于是“科学”判定“根本不存在经络”。人身体明明有的特性因为观察不出来,解释不通因果关系就不承认其有,显示出科学方法在系统认识人体上是无能为力的。

  中医说黑色主水,水入肾,肾通发,因此吃黑色谷物会长黑头发,有“科学头脑”的人一听就会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事实上这些治疗作用不仅可以被观察出来,而且中医这个论述并非临时编造,还是根据一套系统理论推演的,叙述逻辑是不矛盾的。中医理论看起来无论多么“不科学”,多么“形而上”,但毕竟是“整体”描述了人的各个部分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病态与常态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还能不断加深,越来越系统化。而西医确实能够把人每个部位说个清楚,但无法描述中医观察到的人体现象。因此西医至今不算一套关于人体的系统理论。西医的所谓“医学进步”,其实无非是“物理”、“化学”、“电子”等技术领域的进步。

  人类社会更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科学研究的方法一般都只能用限定条件的方法来建立理论。限定条件自然看起来很清楚,但与客观事实相差太远。即使不断增加条件,最终也不可能整体描述这个系统。

  第三,科学研究动态事物的结论往往是荒谬的。

  科学思维判断真理的标准是:在给出同样条件下通过重复试验能被验证。这个方法在人类科技发展上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物是无法“给出同样条件”的,无法重建试验条件就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比如人类活动是个从不重复的历史过程,没有人能“重现”历史。于是,科学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只能用“截面”方法做静态研究。而这种“设定条件”研究的成果往往很难说清楚事实。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是全球化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显然很科学:不同国家由于受到市场资源的约束情况不同,因此要选择自己国家产出效率最高的产业去做,就能使各国的利益都最大化。假定印尼生产汽车的效率是5个工人一年造一辆,生产香蕉1个工人能产5吨。美国1个工人一年生产5辆汽车,但5个工人1年产1吨香蕉。印尼当然应该选择种香蕉而不是造汽车。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即使美国人1个工人一年能产4吨香蕉,如果印尼找不到比生产香蕉更合算的产业,也还是种香蕉利益最大化。看起来逻辑严丝合缝,科学的很。

  可是大家观察到的事实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只要认真遵守这个规则的发展中国家都没越来越穷,与富国差距越来越大,哪里有什么大家利益都最大化。但是爱因斯坦告诉大家科学的方法“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提供基础,而是理论决定人们可以观察到什么。”既然李嘉图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那么就只好再观察了。

  其实只要加上一个与动态相关的因素就能观察了:生产香蕉的技术进步空间小,生产汽车的技术进步空间大。5年后1个美国人能生产3辆汽车,1个印尼人不可能生产15吨香蕉。劳动生产率对贫富影响权重要比什么市场力量大得多。

  3-2 科学迷信是民主迷信和市场迷信的创造者和保护神

  自从发自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被奉为唯一认识世界的途径后,世界另一大文化——中国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论就被边缘化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方法被总结为这样一种关系:人类的对世界的认识程度取决于认识方法,并随着认识方法的发展而发展。迄今为止世界飞速进步都是科学所带来的,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所有方法的最高阶段。万流归宗,唯物认识论将代替唯心认识论,科学将代替迷信。甚至形成这样的概念: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分析方法高于归纳方法 。这种认识论的迷信引导中国人把民主、市场、西方文明“梳理”成为系统的迷信思想。

  中国文化自周初就萌生了观察事物的矛盾对立、互相依存和转化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论更注重事物之间联系和从整体角度把握对象;强调“见微知著”,了解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中国人把价值观念融合在认识论里,强调人的主观作用。中国古代思想流派很多,但主流思想都遵循这种哲学理念,无非是各个流派强调其中面并阐述精微点罢了。中国的认识论创造了人类历史最辉煌的文明。摒弃人类精神活动最优秀的成功之一,迷信自然孳生。

  本来,西方的重物质的科学方法与中国重精神的辩证思想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中国人善于归纳和概括而疏于分析和推理,西方人善于分析和推理而疏于归纳和概括,这两种思维习惯形成了人类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完整体系。但是,把科学作为唯一认识论,我们就不认为中国的认识论有什么价值了。

  著名科学家杨震宁先生认为:“中国传统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这种看法大概来自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说法:“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不过爱因斯坦并没有说中国人不懂形式逻辑和不用系统试验方法。因为形式逻辑是人进行思维的基本方法,中国人就算没有系统总结出形式逻辑体系,也不犯“鸡子有两条腿,因此有两条腿的都是鸡子”的错误。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是人有一套由符号和语法组成的语言系统 。动物不能用语法将语音符号生成无限的句子传达意思。语言深层结构就是形式逻辑。也就是说没有形式逻辑的中国人还不够人的资格!系统试验本来就是任何技术发明的基础,中国人在农业时代创造了人类最辉煌,最主要的技术成就,不是用系统试验的方法还能用什么呢?

  世界进入了一个科学思维创造的“僵局”。“马太效应”不仅使世界越来越“不平”,也使中国越来越“不平”。正是科学思维在有价值观的领域里,在无法拆分的复杂系统中,在运动的事物中的无所作为,才使这个僵局形成。而科学一屁股坐在原来上帝的宝座上被所有人顶礼膜拜,使人们在打破僵局的努力中显得无能为力。当爱因斯坦在对宇宙研究中通过“红移”认识中创造了“理论创造观察”的神话后,科学把它移植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于是有了“世界是平的”的结论。因为“科学的”全球化理论“理应”能“创造”出这种“观察”。这一点不比《圣经》里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更让人觉得神奇!

  当中国人发现大概“和谐”才是社会运动的真谛时,却非常无奈。因为我们无法用“科学方法”建立一套“和谐社会”的模型。如果谁真用“科学方法”建立了“和谐社会”的模型,一定漏洞百出,一定搀杂了很多“形而上”的水货。既然不能“科学论证”,就只好找点“没有学术身份”的“学者”在中央台上像说书先生一样用春秋笔法“讲故事”了。本来是“科学”堵住了出路,还要靠“科学”来开路,这个难题恐怕还要请上帝来解决。

  2003年春节广东流行非典,钟南山的医院接诊117名非典病人。完全用西医方法治疗的46人死亡9人,死亡率20%。其中介入中医71人,死亡1人。死亡率1.4%。广州中医大学接诊50多人,无一例死亡 。广东非典死亡率为3.7%,为2003年非典流行期世界最低死亡率。为什么胡吃乱造最早折腾出这个病的广东人这么有“福气”?因为开始不知道非典属于什么性质的病,病因病理都不清楚,科学还插不上手。于是给了“非科学”的中医一点空子。

  春天非典开始传染到全国,但全国人就没有了广东人的福气。这个时候非典已经被“科学”定性为高致病性传染病。既然“科学”已经接手了这个麻烦,中医就靠边站了——传染病归西医。于是北京各中医院再不敢接收病人。全国最终非典死亡率达到6%左右。最后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的主要是单纯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

  西医为什么能够治死这么多人还理直气壮,还能在4年后喊出“取消中医”?因为西医“科学”。科学的方法需要分离出具体的传染体,要搞清楚究竟是不是病菌,是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还要找到致病原因机理。最主要的是要研究出“特效疫苗”才能具备治疗条件。在此之前西医有“理由”让病人等等。等到解放军302医院发现是感染心脏传导系统并且细胞凋亡主要方式时,并欢呼“做出了合理科学的解释”时,已经是2003年12月了。

  西医以“科学”的名义“宣判”了死者“只能”选择死而不能选择去看“不科学”中医。 这一点不比法轮功以“信仰”的名义“宣布”病死的信徒“只能”选择死而不能选择无法“上层次”医院更让人体验到什么是“理性”!

  中国人可以选择“不”信法轮功,但中国人“不得不”选择“科学的西医”。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已经具备“国家宗教”的特点。

  四 当代迷信的哲学基础

  科学、民主、市场都是完全唯物主义的。科学,用事实说话;民主,让民众自己说话;市场,让平等的双方讨价还价。

  中国人的认识论往往有唯心主义的主观成分。认识论本身就包含“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是方法论。“和”是讲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是讲简单的同一性 。事物可以从简单的同一性上分析,但也可以从对立统一关系上分析。但中国人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要人“择善而从”的价值判断。同时,中庸又是这个价值观的核心,既要从“执其两端” 认识事物,又强调“过犹不及”不能偏于一端。

  中华文明是从黄河流域逐步扩展到其他区域,中国也是多种民族融合起来的。中国的大一统建立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上,强调“融合”。西方文明则始终以“威服”为核心。中国人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利益可以不同,“和而不同”。以唯物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美国人聚集在一起利益完全同一——赚大钱的好地方。除了“爱国”(保护这个赚钱机器)做黏合剂,一点找不到其他融合因素,“同而不和”。票决民主的特点就是一部分人的意见一旦被程序确定为合法的,其他人的意见就等于“无”,“以同稗同” 。

  “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这个思路是“科学思想”,建立在贫与富是绝对对立基础上。要让人民富裕,只有富人先富,穷人先穷。最后富了的人“同一”穷人。不过没有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用“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过这个美好愿景。相反,能看到的是拉美很多国家曾经一只脚都跨进发达国家边缘了,贫富差距继续在扩大,但中国精英集团坚信不疑。本来中国人长期市场经济经验很清楚:只要放任市场经济,只要“除井田,民得卖买”,一定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要保持社会安定,就认识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只有按规矩办事(没有就要建立),让每个人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循着这个思路,就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把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再分配体系,最低工资制度和劳保制度的建设以及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的建设上。就不会在90年代后期用“国企改制”制造5000万下岗职工,并通过房产开发造成数千万失地农民,使贫富分化急速扩大。

  按照科学思想,解决中国出现的价值观错乱只有法制一条路。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在解决价值观问题上,法制并没多少办法。只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中国传统的礼法就非常强调摆正个人价值观的位置:“君子不尽利以遗民”、“君子仕则不稼”(孔子语)。既然当官了就好好拿自己工资,别再做生意,别想着把所有钱都弄到自己腰包里。把中国传统礼法说成罪恶滔天的“礼教”,就只好享受“礼崩乐坏”的结果了。

  西方人的市场万能和民主至上理论,是建立在西方依赖一套能够剥夺世界财富的体系和占有世界所有可能现代化资源基础上的,这也与西方人传统——用强力“以同裨同”——的哲学思想有关。这种思想并不能给世界带来安定,也不可能长久维持西方人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生活。对于今天的中国,且不说能否通过“以同裨同” 来打破西方人经营了几百年的经济体系,就算能够,中国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强大起来——因为中国一国人口就比整个西方国家人口多。

       结语

  中国目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科学迷信”、“民主迷信”、“西方文明迷信”把中国拖入灾难。“翻车”似乎是早晚的事情。写这些文字自己也感觉没什么作用,白费劲瞎操心。不过,想到1990年苏联“翻车”时苏联人民一个个欢欣鼓舞的样子,以及接着陷入穷困潦倒,落到三流国家后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样子,发现整个过程中苏联人民从来没有对“是否还有别的路”有过考虑——因为苏联的知识分子全都一个调——跟着美国意见走。翻了车连扶正后往哪里走还要重新找,是因为翻车前没人进行过思考。

  就算写了白写,说了白说,如果能有“事先提醒”的作用最好。再不济翻了车有人想起来“以前有人就说这路不好走”也算可以。真的什么用也没有,起码算在这里树个牌子,上面写着——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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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知识分子处于西方中世纪被天主所迷惑的知识分子那种精神状态,没有一次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洗礼,不会幡然醒悟。”——文读千遍其义自现。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哲学理念是真正的科学;“损有余而奉不足,天之道。”就是和谐之根本;“道法自然”就是坦途。
    2008/8/27 0:41:50
  •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自凯恩斯——罗斯福以来吸纳了计划经济理论精华的二元经济体制的辨证统一体。因此,创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垂而不死、焕发青春的奇迹。令人遗憾的是计划经济者由于其历史局限性而自断(计划经济)的经脉,盲目狂吞整个市场经济体制这只“美味”河豚。这一切都是儒文化的糟粕太深入中国人的灵魂的缘故。
    2008/7/29 14: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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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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