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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国际环境提供机会,更要警惕国际环境给出的风险
200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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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对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的分析,都是从我们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调整入手的。这些分析很全面、透彻,对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的伟大功绩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对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起到重要作用。而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国际背景中发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是在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这个环境深刻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步,并严重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未来。无视这个背景,不仅不可能客观认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因,更不可能清醒预见即将面临的困难,甚至可能严重损害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失去民族复兴的机会。

  读了王小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深切感受到这个现实而沉重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影响。这本书描绘了西方经济如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这个变化既给中国带来了重大发展机会,也让中国必然面临重大危机进行了清醒的论述。由于自己对国际金融不甚了了,读了两遍也不知道真懂了没有。虽然如此,还是让自己有了一个审视改革开放的过程和未来一个新角度和视野。

  一、 世界经济方向性的变化,构成中国发展的基本环境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主要是西方经济发生了一次转折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包括股票、期货、汇市在内的金融市场交易量一飞冲天,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的羁绊,世界成为一个大赌场。同时,西方工业国在70年代后期,尤其时90年代后以直接投资方式将产业资本向新兴国家转移,形成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和全球国际贸易猛增,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迅速工业化的机会。这同时意味着,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从攫取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差价,转变成通过攫取知识产权和品牌与加工业的差价,尤其通过金融霸权和金融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洗劫式的掠夺来实现。这就是被王建描绘的所谓“虚拟经济”和王小强描绘的“赌博经济”。

  在上世纪70年代前,西方的股票、期货、外汇交易量均大约为实物交易量或实现量的2~3倍。但7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交易量突增。全球外汇平均日交易量,1973年为150亿美元,1983年600亿美元,1992年1万亿美元,2001年3万亿美元。到上世纪末,世界物质贸易总额为6万亿美圆,而金融产品交易为600万亿美圆,世界真正的“贸易”不足金融活动量的1%!70年代末,各种金融产品,如股票指数期货,外汇指数期货等花样百出。到今天,各种金融衍生工具1400多种,除了各国货币,还有7万多种有价证券在世界交易。股票交易额与上市公司增加值,汇市交易额与世界进出口总额,期货交易额与期货交割的比例都接近100比1,并且加速度地向更悬殊比例迈进。

  参与金融市场的人已经不是“投机者”。投机依赖于个人智慧和对信息的采集和判断。而今天,企业经营的好坏、绿豆收成怎么样、一国经济发展趋势,已经不成为个人金融投资决策的依据。起作用的是判断别人是怎么看,大家可能信什么,甚至别人认为别人可能信什么。个人的智慧和信息不起作用就无所谓投机,只能叫赌博。

  世界经济尤其西方经济发生的这次转折性变化的根源来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国际货币不与贵金属挂钩,意味着货币的供给量从此不受物质“有限供给”这个约束,世界经济就成为赌博的天堂。

  赌博经济的天堂一定是物质经济的地狱。

  凡是牵涉股票、外汇、期货的企业,股价、汇率、利率和期货越稳定越好,而一般企业最优经营环境也要求利率相对稳定。一个出口企业如果处于每半年本币与美元的汇率可能变化30%,这个企业的任何经营决策都没有意义,甚至连财务记帐都困难。在布雷顿森林协议解体前,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的汇率好利率相对稳定,这就创造了一个物质生产的优良环境,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被成为黄金时期。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西方国家汇率、利率大幅度频繁变动。各国中央银行的职责就是给本国企业一个稳定的经营环境,剧烈波动使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出面救市。一方面固定汇率被变动汇率取代,各国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收购美元以稳定汇率,保障出口,另一方面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利率也往往下调。各国自顾自的发行货币,既造成急速的通货膨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累计通货膨胀400%),又成为新动荡的根源。于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物质生产越来越难以组织。因此,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世界经济增长严重放慢。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甚至出现连续的负增长。

  1990年前后苏联解体,东西对抗结束,资本在全世界的流动条件更加通畅(此前主要是政府间贷款,自然意识形态要起作用)。西方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动荡的金融环境,使西方投资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只是他们的几分之一,同时这些国家往往采取固定汇率以及资本项下外汇不可兑换的金融政策,因此汇率和利率相对稳定。低廉的劳动价格和稳定的金融环境是产业投资的天堂,于是西方从事物质生产的产业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向中国转移。1991~1996年,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平均每年增加32%。中国在2002年第一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引资国家,而且2003年墨西哥也排到第八位。 1990年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仅369亿美元,2000年达到2525亿美元,增长近7倍。

  西方国家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品就要依靠进口,自然引起世界贸易市场急速增长,因为西方国家消费了世界80%的产品。70年世界进出口总额只有0.6万亿美元,80年达到3.88亿,90年达到7.9亿,2000年达到13.16亿,2004年攀升到18.58亿美元。整整是美元脱钩前的31倍! 国际市场扩张速度创历史记录。

  但从此世界“安定”了:物质生产在一个劳动力价格低,受金融波动影响小的环境下进行。而赌博在另一个根本不怕金钱多的环境里进行,甚至各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钱越多,大家都赚得多。各国货币发行快速增长,但不仅没有通货膨胀了,甚至还通货紧缩的情况。连西方经济学家都纳闷:货币发行增长20%,经济增长5%,理论上有15%的通货膨胀,但什么也没发生。简单的很,新发行的货币去赌场里做筹码了。

  这就是世界经济的一次重大变化,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离开了这个大背景,对中国改革开发好发展的分析都显得缺少说服力。

  二、 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高增长,是把握了这个机会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经济增长动力与贸易顺差的关系。GDP是在中国的经营单位(无论外资还是内资,无论所有制性质)和总销售减去总购进后的总和(当然行政支出就成为增加值,为了简单化假定这样)。销售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内销,一个是出口。购进也包括两个部分,国内购进和国际购进。假定一个经济没有对外贸易,则全部国内销售减去国内购进就是GDP,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GDP完全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或者支持的。在有国际贸易条件下,如果进口大于出口,则说明为了国内满足国内需求,自己生产的还不够,还要多买一些(等于逆差)。这种情况下表明国内需求大于GDP。如果出现顺差,说明当年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国内消化不了(因为没销售),一部分GDP(顺差)是靠出口实现的,也可以看作国内需求等于当年GDP减去当年顺差。卖出去的才叫销售,才计算为GDP,GDP的产生是靠需求实现的。如果计算内需对GDP增长的作用,就必须计算逆差或顺差金额。即使一年的数据不说明什么,但连续几年的数据起码说明一种趋势。

  经过计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念:假如不是西方经济进入虚拟经济阶段,大量制造业投向国外并依赖进口生活,促成中国外需市场急速扩大,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速度会急速下降,会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正是国际贸易市场每年增长十几个百分点(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的条件,才保障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大致可这样分析。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前长期高积累低消费,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使国内需求积蓄了巨大的能量。我们利用已经发育比较充分的重工业和能源、交通条件和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把投资重心放在了轻工业上,使长期压抑的内需得到满足,旺盛的内需成为8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基本动力。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率除了1981年的调整,1989年和1990年财税物价改革带来的振荡外,增长率大多在10个百分点左右,84年和85年还分别达到15%和13%。这个时期每年都是贸易逆差,1986年和1987年逆差达到149亿和120亿美元,也就是国内总需求大于实际的GDP数额。在这个时期,平衡是靠借贷实现的,每年借贷都在100亿美元左右。由于西方还没有进行产业资本转移,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很小,每年只在20到60亿美元左右。

  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变化。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第一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19亿,此后连年增长,大约在1992到1997年每年有600亿到900亿的外商直接投资。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外商直接投资在1997~2000年,减少到每年500亿到600亿。但新世纪开始,外商直接投资又迅速增长,2001年~2005年,分别为:692亿、828亿、1156亿、1535亿、1891亿。从1991年开始,世界直接投资中,中国所得资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多数年份排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少数年份世界第一,累计达到1.3万亿美元。

  同时,中国外贸顺差也迅速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7年,中国人开始重视GDP,因为当年GDP第一次在90年代下降到两位数以下,是9.3%,接着连续两年低于8%,即使好转的2000年好2001年,也仅为8.4%和8.3%,这些数字都是改革期间比较低的。但到03年开始,经济又开始向两位数增长了。如果分析经济增长率和顺差关系,会发现1997年以来,增长不是靠内需实现的,主要靠外需实现。

  80年代的增长动力显然是来自压抑的内需。90年代前期,如果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从1990年到1996年经济净增长17949亿人民币,同期外贸差额积累为顺差2843亿人民币。也就是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累计占总增长的15.8%。这个时期内需主导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式还十分明显。

  1997年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1997年到2006年GDP增长56579亿人民币,而同期外贸进出口差额累计为顺差42909亿人民币,占GDP增长额的75.8%,四分之三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强烈的外需支持,中国仅靠内需,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这个时期经济平均增长率在9.6%左右,如果扣除外需支撑部分,只有2.4%!也就是这10年可能成为中国解放以来经济发展最慢的10年。

  有些人会提出疑问,认为不应该用不变价计算,要用当年价计算。但是虽然这样计算后外需在支撑增长的作用小了些,但特征依然很明显。2005年GDP为18.31万亿人民币,2006年增长10.7%,按当年价为20.94万亿,净增2.63亿,增长14.4%。当年贸易顺差为177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万亿。也就是增长的53%是依靠外需。如果没有顺差的支持,2006年经济增长就应该是6.7%而不是不变价的10.7%或者当年价的14.4%。如果按照有关部门预测的今年顺差要达到2600亿美元,经济增长达到11.3%,通货膨胀率达到6%,情况会是这样:2007年GDP按当年价为24.93亿,净增长3.75亿。按7.5的年中汇率算,贸易顺差1.95亿,也就是外需对GDP增长支撑52%,内需为48%。如果没有这个外需支撑,实际经济增长应该只有5.4%。

  这样算并不是在表达中国本不应该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机会的意思,只是试图把中国改革开发以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做一个客观描述。

  中国当然要利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三、 解放以来的正确国策是中国把握这次机会的重要原因

  接着的问题是,中国成为这次产业资本转移中最大赢家究竟依靠了什么。

  假如承认中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有强烈的国际背景,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西方产业资本向外转移是对着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并不是专门给中国的机会。而且严格来讲,中国并不是西方国家最愿意转移资本的国家。中国是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坚持共产党领导好社会主义理念,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政治上保持与西方的一定对立。而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尼、埃及等国家,而且市场化、民主化程度也比中国强,与西方的关系远比中国好。但是,为什么恰好是中国最大限度的利用了这次世界性产业资本转移,而不是“改革开放”程度更高的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甚至不是印度!这难道不值得考虑吗?

  西方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直接投资在上世纪初也进行过,而且规模也很大。这个时期与今天的区别是,当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掠夺矿产和农业资源,现在是为了利用劳动力差价。

  在东西对抗时期,一些亲西方的小国利用西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也都发达起来,但总规模很小。对象大多是以千万级人口的国家和地区,加起来不过一个亿,年总投资额不过几十亿美元。但是这次产业资本转移的规模已经远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打小闹了,是以每年数千亿美元级转移的。今天,中国每年出口达到万亿美元级水平(今年应该达到1万3千亿美元,1970年世界出口总额不过2190亿美元,1980年1 .9万亿) 。

  这次历史性的大转移,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数百年难遇的机会。但是,产业资本转移是需要条件的,谁的条件好谁的可能性大,沾的便宜大。下面我们对这些条件做一些分析。

  与美国不处于敌对状态属于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强权美国一定会制裁与它敌对国家交易的西方公司。中国虽然没有印度等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融洽,但是自1971年中美首脑会谈后,70年代初所有发达国家都与中国建交。这次资本转移不是政府贷款而是民间资金,除了美国明确进行经济制裁的国家,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而这个基础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前奠定了。

  国家要足够大也属于充分必要条件。由于这次转移规模非常大,因此真正能够长期获益的只有人口大国。对于台湾地区、韩国、泰国等人口小国和地区来说,制造业一发展,劳动力就紧张,工资就很快上涨,西方产业资本很清楚这种情况。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人口接近一个亿和一个亿以上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国。这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条件太差,显然没什么机会。剩下的应该是印度、印尼、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印度的人口与中国接近,印度似乎更民主,更市场化,应该比中国机会更大,但是历史并没有青睐印度而青睐了中国,为什么呢?

  因为质量高而且价格低的劳动力队伍也属于充分必要条件。上世纪初的直接投资是矿业和种植业,文盲就可以。对制造业来讲,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是基本条件。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受过初中及以上中等教育的能够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同没有足够人口是同等意义。同时,劳动力是“按质定价”的。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处于绝对优势。中国早在1978年中学入学率就达到87%,文盲率只有34%。印度在1980年的中学入学率只有30%,1980年文盲率达到60%。到大量投资的1995年,中国中学入学率达到90%,文盲率下降到19%,而印度1995年中学入学率才达到49%,文盲率49%,依然达不到比中国改革前的水平。这样的劳动力素质结构,自然很难被产业资本看中。其他几个国家,在1980年和1995年的中学入学率好文盲率分别为:印尼:29%和48%;墨西哥:49%和61%;巴西:33%和45%,都没有达到中国改革前水平(统计显示,中国1978年中学在校生人数比1995年还高)。国际资本都是唯利是图的,质量高价格低才会来。

  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能源体系属于充分条件。确实,上世纪初西方给殖民地建过基础设施,但那是为了运走东西。日本人在东北建电厂、钢厂,修铁路、码头,是为了把产品运回日本。这次转移的产业资本是制造业,没人会先给你建好铁路,高速,钢厂,电站等。制造业要求充分配套,如果电力、钢铁、交通、技术装备条件不好,产业部类不齐全,单个制造业根本不会进来。1980年,中国1980年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8500万千瓦,到1993年达到18000万千瓦,而印度到1993年才达到中国1980年水平,人均装机容量只有中国的62%。印度那么热的夏天连空调都开不了,还哪里有电搞生产?1980年,中国钢产量是印度的4倍,巴西的2.5倍,墨西哥的5.3倍。1995年,扩大到印度的9倍,巴西的4倍,墨西哥的10倍。没有改革前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根本无法与迅速增加的制造业配套。中国在1980年,铁路货运量是印度的3.4倍,1995年增加到4.7倍。人均货运量1985年是印度的2.3倍,1995年是印度的2.7倍,印度哪里有多余运力去满足新增的制造业?正是解放后我们正确地选择了重轻农的关系,大力发展能源、交通和设备制造业,中国才具备改革后承接大量制造业的条件。

  为什么中国能早早就把工业做的部类齐全?因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创造出这个局面。1970年,中国人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达到37%,印度人干什么呢?他们消费了78%的产出,只积累22%。到1980年,中国积累率35%,印度只有27%。一直到上世纪末,印度积累率才达到35%。 没有毛泽东时期前辈们勒紧裤腰带,中国现在就与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实还不是同一起跑线,因为美国肯定不愿意支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起来!

  那么,市场化和民主化是不是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呢?不是。西方这次资本转移不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其实很小),而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计划经济国家可以更容易地选择窗口方式的“特区”解决这些问题。早在70年代周总理就指示研究建立“特区”的政策了。至于民主不民主则更不重要,中央集权国家反而更容易制定出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资本家没有祖国”,哪里能赚钱就往哪里去,管他什么政治不政治。能赚钱,沙特国王那里去的,萨达姆的地盘也去的。台商不是喜欢统一往大陆来,是因为这里能赚钱!西方资本家一评估,都会发现把资本投向中国最合适。中国既然早就开了口子,资本进入是必然的。

  如果是旁观者看,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有预谋,费尽心机花了几十年功夫打造身段,以便赶上这个最有利的时期,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这样看,邓小平路线无非是毛泽东路线的继续,都是根据中国和世界基本情况做出了正确选择。把改革前后划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时代,与历史事实和逻辑无关!

  四、 世界经济变革是个双刃剑,糊里糊涂最后一定栽跟头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所谓世界进入虚拟-赌博经济,并不只有西方经济产业空洞化,产业资本转移,世界贸易额大增等虚拟经济这一个面,还有赌博经济这更大的一面,以及西方换了个方式剥夺你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拉美国家挨着个地在虚拟经济的另一面吃了亏,东南亚一个个也吃了亏,连小日本也吃了亏。也就是凡是开始没有与西方金融经济的“国际惯例”接轨,凡是金融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在被迫与世界接轨前后,都沾过虚拟经济的光,但也都无一例外遭到赌博经济的洗劫。如果我们既不能从理论上认识到虚拟-赌博经济的两个面,又无视虚拟-赌博经济一字摆开了数十个被宰杀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我们就可能亲手毁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开创的复兴之路!

  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出现金融危机,为什么他们不早早与“国际惯例”接轨呢?道理很简单:一个适合物质生产的金融环境与一个适合赌博的金融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正像开始说的,物质生产需要的金融环境一定是:利率稳定,汇率稳定。物质生产添个设备要有回收周期,物资的购置和运输也要周期,还要保持材料库存和成品库存,如果利率和汇率三天两头大幅度变化,企业根本没办法组织生产。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如果股票价格涨跌根本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企业经营者也不用考虑什么股东利益了——因为无从考虑。因此利率和汇率稳定,可以捉摸才行。因此,制造业大国的中央银行业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往往采取利率管制,汇率管制,不开放资本项下的外汇市场,不引进什么指数期货等金融政策。
  相反,赌博市场要的就是不确定,要的就是动荡个不停,幅度越高越好,频率越快越好。风险与收益对应,要赚钱没动荡没风险那还叫赌场?

  不是说有金融管制吗?有对冲手段避险吗?这都是说着玩的。金融市场本身就是赌场,金融管制好就像管理严格些的赌场,无非想创造个没有人出老千的赌博环境。“对冲”就是给你玩的花样多点:拍老虎机今天手气不好可以改轮盘赌,要不十一点、老虎机和推牌九一起玩。十一点赔了牌九赚了,这就对冲了。但赌博性质变不了,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变不了。而所谓股票汇率指数,就像一个加码的杠杆:本来压上1元,胜负都按这1的比例计算。现在压1元“算”10元,胜负都按10的比例计算,多数所谓衍生工具都是这个作用。美国长期资本公司资金35亿美元,贷款1000亿美元,下注选择权1.2万亿美元,不就是压1元可以按343元比率赌吗?

  日本不是靠这次资本转移发展起来的,日本靠的是有一个资本干预度很低的企业环境,靠适合物质生产的金融制度,创造了一个效率很高的生产体系。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大有实现不依靠“枪杆子”就挣个世界第一的希望。“道奇改革”确定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一直执行道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前)的固定汇率是这一切的基础。

  日元被长期低估,积累了巨大的升值潜力。“广场协议”后,日元与美元比价为1比120(最低的1995年为1比80)。广场协议包括日本金融市场的开放,从360降到120也是场斗争,日本政府为了维持日元的低价,大量印刷日元以增加日元供应量,加上外汇结存奇高,日本货币发行量越来越大。同时,由于日元逐渐坚挺,对日本出口企业压力增加,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升值压力,连续下调再贴现利率,使居民依靠储蓄保值的希望完全破灭。一方面有充足的货币,流动性没问题,一方面政府“逼良为娼”,迫使老百姓下海盲目炒股炒楼盘,于是日本金融市场开始繁荣娼盛起来。1985年日本个人金融资产中股票占9%,1987为16%,1989为21%。大家都来玩股票和楼市,同时银根这样松,就支撑了一个急速扩大的泡沫。1985~1989,日本225种股票价格指出从13113点上升到38916点,年均上涨近50%,1987~1990,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超过美国,世界第一。1989年末,是美国面积二十分之一的日本,地价总值是美国的4倍!

  这个时期,日本人无比幸福,买个股票就赚钱,买个楼盘就增值。大家都赚钱,赚的谁的钱?赚的钱不是别人赔的钱,一定是增发的货币,也就是开赌场的日本中央银行不断印制的钱。80年代以后,日本金融也“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放开利率和外汇管制,允许银行混业经营,衍生工具也开始花样百出。这就像养肥了的一头猪,本来在自家圈里别人插不上手,现在把圈门打开了,各家金融大鳄抄着刀子就进来了。1988年9月日本引进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一年后,日本股市惨烈崩盘。日本人不仅花钱把美国80年代的经济泡沫买光了,还被席卷了一大批钱,最主要的是,连续十几年经济走不出低谷。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日本经济总量低于德国、中国,已经排到第四。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小龙”们,无一不是虚拟-赌博经济的受益者。上世纪7、80年代虽然西方资本转移数量有限,但这些国家规模也小。于是被称为经济奇迹,封为这龙那龙的。但他们也都不清楚虚拟经济这些恩惠是有代价的,虚拟-赌博经济是双刃剑。这些国家与日本一样,开始的金融市场都没与国际接轨,适合物质生产,因此都有漏洞(对赌博经济来说)。但是既然人家给你钱,就会要求你符合人家的规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不停地要求你金融开放。于是,东南亚国家一个个的都金融自由化了。

  所有适合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体制肯定没有完全与适合赌博的国际金融体制接轨,都是西方国家批评的对象,也是国内改革派诟病的对象。这些国家往往银行坏帐很多。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学者”都把中国银行坏账多的原因简单归结到计划体制好国有体制上,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后起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产品结构变动是跟着发达国家走的,频率非常快。银行和企业的项目规划书上数字本来都算得一丝不苟,投资回收期估计的都很有把握。结果12吋黑白电视刚投产两年人家的彩电就上市了,18吋彩电流行不到两年,28吋的就来了,接着什么直角平面,背投、等离子后脚跟前脚就进来了。中国贫富分化速度非常快,梯度消费的低收入群体与市场渐行渐远,无法形成梯度消费,于是中国产品周期都出奇的短。发达国家几十年的产品更替过程,中国10年就走完了,企业投资收益期都与项目报告计算数字大相径庭,银行只能跟着倒霉。而这些问题都一股脑的被西方学者、世界银行等归结到“金融体制没有与国际接轨”,国内学者也信誓旦旦地表示确实如此,于是这些国家都因为内外压力最后选择开放金融市场,他们的缺陷又成为金融大鳄战无不胜的缺口。王小强总结的很简洁——“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的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娼盛(追涨),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杀跌),这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成为当代所有‘新兴市场’无一例外的宿命。”

  2001年,美国三大股市总值18万亿美元,香港世界第六,新兴国家之首,0.6万亿美元。2001年世界外汇日交易量3万亿,香港世界第五大,900亿美元,其中港元参与的不过50亿美元。到1997年,一头大象跳进了洗澡盆里,所罗斯调集上百亿美元挨个把规模更小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洗劫一控,卷走上万亿美元。最后香港之所以幸免,是因为政府跳进来救市,加上中国撑腰,最后才没垮。

  墨西哥也曾经是虚拟经济的受益者。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被世界清算银行评价为:“对外赤字与宏观、微观经济,无论用何种标准评价都是健康的”,被称为“新兴国家的样板”。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大量资本涌入,因为这里的利差和收益最大。1990~1993年涌入墨西哥资本达到910亿美元,70%进入证券市场,购买了墨西哥50%的股票和20%的政府债券。这三年墨西哥股价上涨436%,也是买股就赚钱,买房就升值,形式一片大好。1994年,北美贸易协定正式生效,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把墨西哥农民逼得到处起义,比索开始贬值。机会一来,索罗斯等金融大鳄跳了进来,大量抛空比索,墨西哥政府耗尽数百亿美元储备,也没拦住,外资抛空,股市崩盘,货币贬值,接着蔓延到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

  遍观世界,所有新兴市场没有被洗劫的,只有中国了。

  中国不是香港和东南亚小国,很难想象中国会落到泰国的地步,但中国顶多是个日本。而且中国如同当年的日本,本币被常年低估,升值压力很大,外汇储备奇高,已经印刷了大量人民币,流动性已经好得出奇,去年开始的股市、楼市高涨,大家赚的也是中央银行的钱。中国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银行坏帐很充足。中国之所以还没像日本那样被洗劫,原因很简单——猪还在圈里,而外人不准进。按照中国已经制定的金融改革“计划”,十一五期间,资本项下外汇交易要开放,利率和汇率管制要与国际接轨,而且明确要引进外汇和股票期货指数交易,等这些条件一具备,人行为了稳定汇率,只能大量增发人民币,于是中国人也能享受当年日本人的福气。中国比日本更合适屠宰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中股民人数和参与度,以及换手数都比当年日本大得多,连临时培养都不用。十七大报告刚讲要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证监会的老板尚富林就说这是说这是指鼓励大家买股票发财,群众赔了让他们找共产党要去?
  王小强在《赌博投资新经济》中用“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层皮”形象地描绘了这个过程。

  世界进入虚拟-赌博经济后,金融市场交易量是物质生产的100倍,大部分钱都是在这里先转够圈子才出来的。而支撑这个赌博市场的钱是印出来的,主要是美国人印的。1997年美国金融资本存量大约27万亿,美国经济要支付1.3万亿美元的利息,也就是说美国金融资本赚的钱是中国当年全部物质生产的1.44倍。美国人毫不隐讳的说:“我们指挥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些费劲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美妙的汽车、照相机和机床。而我们又给你们提供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些乔治-华盛顿的头像”——这是第一层皮。

  1996年美国劳工退休基金在海外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投资中资本膨胀是1983年的20倍,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分红派息高。接着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美国各种基金总计从这里卷走上万亿美元——这是第二层皮。

  五、 中国有可能摆脱所有新兴市场的宿命吗?

  中国现在确实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这个形势大好并没有包含国际形势,是没有把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教训考虑进去的判断。中国人必须积极面对血淋淋的事实,看清楚悬崖的位置,设法避免再走一趟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老路。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内需始终疲软,不得不依靠外需增长。外汇储备闯世界记录的高,对应发行的人民币高达近10万亿,加上整个赌博市场都认为人民币低估了,升值潜力巨大,游资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的汇市、楼市和股市。同时,30万亿的各项存款,15万亿的居民存款,都是进入各种赌博活动的巨大资源。这些资金总要找到合适的投资市场,不给他们开口子总是不行。于是,国内专家和国外专家一致要求中国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我们自己也承诺在十一五中开放资本项下外汇兑换,允许外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引进股票和外汇指数交易内容,急急忙忙地往那个终点走,看着就让人心惊胆战!!

  有人会说,没事情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虽然都栽了跟头,现在不一个个挺过来了吗?出口不好了就抓内需,虽然栽了跟头,但最后与世界都接轨了,以后发展不就什么也不怕了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有些国家挺过来了,有些就没有。即使挺过来了,往往也要损失10年左右的发展机会,而这10年,谁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呢?日本不是在1989年栽了跟头,中国不见得就有几乎独吞了产业资本转移的机会,让日本至今感觉没了希望。如果中国栽2010年前后栽了跟头,到2020年前后才恢复元气,恐怕印度不会再给中国机会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印度生气。

  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大不了就是引起经济危机,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往往就是社会动乱,甚至国家分裂。日本金融危机虽然使日本经济停滞10年,但没有伤筋动骨,因为日本早就中产阶级化了,社会矛盾不尖锐。印尼金融危机,立刻政治、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墨西哥金融危机,起义的州至今还没熄火。巴西看起来似乎过去了,但国内社会混乱治安混乱始终没消停过。泰国金融危机后,政治动荡,民族宗教矛盾激化。新兴国家一个个“风光”完了就栽跟头,没有一个跳出宿命的圈子,一点也不值得称赞!一点也不显得高明!

  金融危机中直接损失最大的将是前几年有了点积蓄的所谓中产阶级,这是几乎所有被世界金融大鳄洗劫过发展中国家屡试不爽的经验。中产阶级是消费的主力群体,一旦他们收入降低,国内需求将严重萎缩。

  中国如果出现金融危机,接着就是经济危机,很多民营企业会破产,建筑业、房产业和基本建设等投资需求会大幅度减少,首当其冲失去劳动机会的将是农民工。目前中国农村已经没有传统意义的农民,1990年农民打工收入只占纯收入的20%,2000年上升倒31%,历史性地超过了“农业收入”。2005年已经达到36% ,其中占80%的没有非农产业的农民应该达到60%。如果有三分之一农民工失业,完全靠农业的农户纯收入一定会大幅减少!到这个时候,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农民收入下降,基尼系数会进一步提高,实现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目标更加渺茫。且不说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了!

  中国能够摆脱这个宿命吗?其实摆脱的办法会有,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意识到危机的存在。

  中国首先要把握住一条——只要贫富分化没明显解决,只要低收入群体还无法生活,只要和谐社会还没有成果,就不搞金融自由化。哪怕宣布“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宣布胜利结束”都行。就算以后真要接轨,也要等这个问题解决后而不是解决前。

  其次,一定要加大物质生产部分投入。金融资产不能找到投资内容,早晚要搞赌博,赌场既然关不了,抑制虚高就只能增加供给,也就是增加上市公司供应量。中石化投到股市里,两周下降1000点,但这样的企业总有限,扔完了也就没办法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开始大西线南水北调为中心的西部大开发,这个项目上万亿人民币,整个下来恐怕要数万亿。用分解上市的办法上这个项目,不仅随时能够熄灭股市虚高,而且能将一个中国变成“两个”中国, 为中华民族奠定一个千年发展基业。赌场里的钱照样是真金白银,把这些钱引出来硬是让中国变成两个中国,就是赌场跨了谁也搬不走。

  中国并不是没有解决金融危机的经验。Peter Nolan和王小强的《砍树救林:广东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一书详细描绘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王岐山化解广东金融危机“三步走”的措施,广国投破产,关闭800家非银行金融机构,重组粤海,都是用非常措施切断金融风暴刮进中国的导火线。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马来西亚恢复外汇管制,香港政府跳进股市,都是“非国际惯例”的做法。要做正经生意就不能嗜赌,要嗜赌就不去做正经生意。

  如果中国能够沾尽虚拟经济的便宜,又躲过赌博经济张开的那张大网,那才叫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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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简介


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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