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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布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是否存在两极分化
200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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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山上下来,又看见关于刘吉言论的评论。看了后感觉感情东西多了些,真正能说服人的东西不多。因为要批判刘吉这样的“精英”的谎话,还是抓住基本逻辑关系和充分恰当的数据才行。

  刘吉言论最精彩的部分,是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凡是说中国有两极分化的人都是别有用心。贫道来证明一下刘吉说的不事实,是刘吉别有用心。

  两极分化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是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在收入上差距明显、迅速的扩大。另一个是这种差距与其他国家比较,已经达到很严重水平。

  两极分化不包含以条件:高收入或者低收入群体自身收入是增长了还是下降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把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和南美国家视为处于两极分化状态。这不仅是说这些国家吉尼系数已经很高,而且是在说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吉尼系数持续增大。但这个时期这些国家并不是低收入群体收入没有增长,也不是说高收入群体收入一直在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低收入群体收入也在增长,但没有高收入群体增长得快,形成巨大差距。在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很多时期无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都是负增长,但只是低收入下降的幅度高于高收入群体罢了。因此,刘吉用改革后农民和低收入群体总体收入还是在增长了,是在混淆概念,把一个不能描述两极分化概念的事实来论证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叫装孬。

  贫道下面引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来说明问题。

  首先,中国在1997年以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虽然都在增长,但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幅度远没有高收入群体增长的快,而且这个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在放慢,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在加快。这符合两极分化第一个基本条件。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吉尼系数指标,我们只能用城乡差别和城镇居民中高低收入之间差别来说明。

  先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前中国就存在城乡差别。但在改革初期的80年代,这个差距在缩小,也就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没有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从1978年到1990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211.2%,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98.1%。也就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城镇居民的2.15倍。因此,改革前期确实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

  从90年代以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开始高于农民。但一直到1997年,也就是邓小平去世时期,两方差距不大。90年到97年的7年中,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20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42%。城镇居民收入仅比农村居民高17.6%。但此后城乡收入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大。97年到2004年的7年中,农村居民纯收入仅仅增长了17.8%,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46%(注意,前后两个7年的增长速度不好比,因为收入是按当年价计算的。而90年代中前期物价指数上涨很快)。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农民的2.58倍。如果连贯来看,80年代情况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城镇居民的2.15倍。到90年代开始出现逆转,但这个时期(90-9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是农民的1.18倍。其中个别年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还高于城镇。但97年是个关键年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农民的2.16倍。而且没有任何可能逆转或者放慢的迹象。

  再说城镇中最高收入的10%群体与最低收入10%群体的差别。由于统计年鉴中该数据只从97年统计,因此只比较这个时期数据。

  1997到2000年,城镇最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了9.2%。同期最高收入群体为29.9%。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是低收入的3.25倍。2004年到2000年,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为7.9%,也就是放缓14%。但高收入群体同期增长了90.6%。也就是增速加快2.03。高低收入收入增长速度差距从00年前的3.25倍扩大到11.47倍。而且这个趋势也没有逆转迹象。

  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前期高低收入差距从大的群体开是缩小了。但1997年开始出现一个严重的趋势,就是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的,幅度越来越大的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的,以加速度状态低于高收入群体。

  不知道刘吉以及这里的右派能从以上数据得出相反结论不能。

  由于这样的趋势,到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是否已经达到比较严重,可以称为“两极分化”了呢?这要看与其他被经济学家一般描述规则来确定。也就是要与外国的数字比一比。

  看到一个资料,中国1978年吉尼系数是0.23。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吉尼系数接近。到2006年,有研究认为已经达到0.465。也就是翻了一番。在改革前,世界上吉尼系数最低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平均在0.2-0.25。其次是发达国家,吉尼系数大致在0.25-0.3之间。再高一点的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大致在0.3-0.4之间。更高的是拉美国家,大致在0.45-0.55之间。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是撒哈喇以南非洲国家,大致在0.5-0.6。一般来讲,经济学家认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属于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把个别吉尼系数达到0.4以上的亚洲国家也归到这个范畴。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世界性的贫富分化加快趋势。这几组国家的吉尼系数都增加0.05左右的数字,美国甚至达到0.45的水平,比一般发达国家高50%。

  到新世纪初,中国吉尼系数已经比几乎所有亚洲发展中国家,比欧洲反水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比撒哈喇以北非洲国家以及个别拉美和撒哈喇以南非洲国家高。已经达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拉美和南美一般国家的水平。而这个时期,经济学家没有不认为这些国家属于两极分化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目前还只有一只脚跨到拉美和撒哈喇以南非洲国家水平,但已经达到被认为属于两极分化的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程度。

  中国的两极分化与其他国家还是有点特点的。比如中国和美国的吉尼系数大致都在0.46左右。美国的特点是富人太富。美国最富裕的10%的人口得到美国70%的收入,而中国20%的富裕人口只得到60%的财富(当然有水分,因为中国富人的黑色和灰色收入是无法统计的,美国则很困难)。吉尼系数既考虑高收入人取得财富比例,也考虑低收入人取得财富比例。中国吉尼系数高是因为穷人太穷!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过低。在世界银行2001年数据中,中国最低收入20%的人口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只有4.66%,而美国达到5.4%。比中国高16%。中国最低收入20%群体的收入水平,在该报告中只比菲律宾略高一点,低于全部其他亚洲国家(印度8.9, 孟加拉9.0,印尼8.4,蒙古5.6,越南7.5)。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存在富人“太富”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穷人“太穷”!中国穷人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接近撒哈喇以南非洲和美洲国家水平。精英们都喊叫着现在有什么“仇富”情结,其实中国只会产生“愁穷”情结。

  贫道在去年年初写了个帖子,说改革到90年代中期,改革目标应该定在建立和完善收入分配和机会上。应该把改革对象放在户籍制度,放在建立转移支付机制,放在建立医疗、教育的公共福利上,放在建立严格的最低工资制度和基本劳动保障上,放在土地补偿制度上。正是这些体制改革没有进行甚至回避,把重点放在出让国有企业以及土地出让制度的扭曲,造成7千万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上亿失地农民。一方面补偿机制不建立,一方面增大无法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群体,这才造成“穷人太穷型”两极分化。把社会主义的福利机制“砸烂”了,并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福利机制。而这个几乎所有现代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机制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器物,竟然轻易的没有了,消失了,完蛋了,找不到了。

  现在党中央正在努力建立相对公平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公平机制,以便形成个“和谐社会”。另一部分人在忙着建立“物权法”,以便巩固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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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一部分人在忙着建立“物权法”,以便巩固既得利益
    2008/10/5 23: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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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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