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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完善国企全民性质是遏制腐败的基础(上)
20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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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应《国企》杂志要求写的文章,原文国企杂志已发。本文最后一部分因当时考虑不适合发在国企杂志上没有写,今天发时新加了这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以钱权交易、以权谋私为形式的腐败问题日趋严重,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社会安定和伦理道德建设。近年来,频频发生国企高管腐败事例,一些人认为国企的存在是中国滋生腐败的根源。2011年6月,所谓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喆做客强国论坛,煞有介事地提出“国有企业滋生腐败的四个深层次原因”。有的人在论坛里说:“公有制是滋生腐败的最佳制度”。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与国企的关系究竟如何,当前的腐败是不是公有制制度滋生的,以及如何治理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内容。

  公权和金钱——腐败发生的条件

  所谓腐败就是指滥用公权,公权与金钱进行交易。没有权利自然不存在权钱交易,因此有“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的说法。这个判断句已经作为人们论述腐败问题的大前提。由于国家行政权利高度集中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把腐败和绝对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似乎就有些缘由。

  权利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公权。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只要国家存在,公权就存在。从逻辑上讲,只要有公权就存在权利与金钱交换的可能性。

  同时,既然一般意义的腐败是公权与金钱的交易,那么假如没有金钱,或者说资本,逻辑上一样不会发生腐败。问题在于,金钱和资本也是自市场交换出现后就一直存在。这样看,只要国家存在,公权存在,市场存在,金钱存在,钱权交易的腐败就必然存在。腐败像一个硬币,一面是公权,一面是资本。失去其中任何一面,腐败就不存在。可惜人类自进入文明时期,公权和资本就都存在。

  如果继续推演这个道理,权利越集中,腐败就可能越严重。但是是否存在金钱的作用越小,或者说是社会中缺失与权利交换能力的资本,一般意义的权钱交易也会减弱呢?从逻辑上讲是可能的。同时,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资本有强烈与权利交换的冲动,但因公权被制约,一般意义的权钱交易也应该会减弱。

  假如可以这样推演,是不是当权利高度集中,同时市场化无节制发展的国家,腐败就特别严重呢?逻辑上讲应该是可能的。

  以上判断并不仅仅是逻辑推演,观察一下历史会发现还有充分例证。

  我们都说苏联时期权利高度集中,因此腐败很严重。腐败导致了苏共脱离了苏联老百姓,以至于苏共解体前的民调中,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最终在叶利钦策动苏联解体,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时苏联群众很漠然。

  但是,如果认真阅读一下苏共“腐败史”会发现,苏联在很长时期的所谓腐败,并不是是一般意义的权钱交易,而是以权谋私。也就是整个公权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利用公权自我服务体系。公权被大量用以享受高级别墅和出国,安排子女,侵吞国家财产活动,并没有行贿受贿、利用职权出卖公权以赚取钱财的史实。原因很简单:当时没有私人资本,不存在公权与资本交易的机会。而且即使到所谓腐败最高峰时期,这些能够享受特权的官员及其家属从多里算不到三百万,涉及金额与苏联当时世界第二的财富创造相比,或者与那种几乎无官不贪,动辄涉及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受贿相比,被侵吞的社会财富微不足道。

  斯大林时期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还比较严重,干部与职工的工资差别,市民与农民的收入差别,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差别还比较大,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这个差别已经被严重缩小,工农之间,脑体之间收入差距几乎被抹平。可以说苏联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基尼系数最小的“共同富裕”时代。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只能从官僚主义方面批评苏共,但很少能指出腐败的例子。

  苏联真正出现一般意义腐败恰好是所谓市场体系引入时期。1965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由柯西金主持进行了“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核心一是强化经济核算,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物质刺激”,也就是建立和扩大了归企业自行处置(大多用以奖金)的企业基金。有了金钱自然有了以权谋私的机会。据 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统计,来自利润提成的物质鼓励基金,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得总额的81.7%,工人得总额的 18.1%。

  到安德罗波夫时代,市场经济因素被进一步引入。面对严峻的农业问题,1983年3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全苏农业会议分别作出决议,决定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广泛推行集体承包制,并扩大了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数量。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很快就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一些产业管理部门改为“康采恩”,部长变成董事长,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并给予与国有经济平等地位。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虽然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到苏联解体只有两三年,但意义是深刻的。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显然,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腐败是随着市场化和金钱的作用增加而强化的。前苏联最严重腐败时期恰好在其解体前后,这个时期新的权利体系没有产生,行政和经济权利依然高度集中,同时休克疗法提供了最无节制的市场化过程,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个人利用公权侵吞全民财产发生了。到1996年,俄罗斯一半以上资产被8个巨富占有,他们甚至控制了大部分有影响的媒体,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进程。而这些富豪中,61%来自前政府官员。权钱交易的最高峰时期,叶利钦和大部分政府官员要看老板的颜色行事。

  苏联和俄罗斯的近现代史演义了一个从权利高度集中情况下市场化过程中腐败产生的典型过程。这个过程让“权利产生腐败”有了更完整的内涵:腐败就是权钱交易。权利产生腐败,金钱也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利与绝对的金钱一起才产生绝对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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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但是,如果认真阅读一下苏共“腐败史”会发现,苏联在很长时期的所谓腐败,并不是是一般意义的权钱交易,而是以权谋私。也就是整个公权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利用公权自我服务体系。公权被大量用以享受高级别墅和出国,安排子女,侵吞国家财产活动,并没有行贿受贿、利用职权出卖公权以赚取钱财的史实。原因很简单:当时没有私人资本,不存在公权与资本交易的机会。而且即使到所谓腐败最高峰时期,这些能够享受特权的官员及其家属从多里算不到三百万,涉及金额与苏联当时世界第二的财富创造相比,或者与那种几乎无官不贪,动辄涉及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受贿相比,被侵吞的社会财富微不足道。”腐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金钱上的,一种是过多的无偿占有社会资源;金钱上的腐败其本质是为了过多的占用社会资源,供自己挥霍。前苏联利用权利合理的合法的满足官员“过多的无偿占用社会资源”的愿望,来用合法的形式掩盖其腐败的实质。
    2011/11/23 9:03:37
  • 如果把全国人民的财富聚集到一起,形成天量的集中财富,这些财富如何分配及分配过程中,本身就存在大量的天然的财富被贪污、挥霍及不当利用的漏洞。所以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财富集中,就存在权利腐败,而与是否公有制及私有制无关。前苏联的权利腐败,更少的表现在金钱的金额上,但更多的表现在特供食品,特供医疗,子女及亲属的特权。这些在私有制下恐怕需要的金钱将是天文数字。
    2011/11/23 8: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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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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