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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如何遏制腐败?(中)
20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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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是精英的选择

  主流学者还有一个重要理论:政企不分是腐败的根源。但这也找不到事实依据。即使在政企不分的20世纪80年代,腐败也并不严重。随着政企分开,腐败在加剧。其实道理恰好是:政企不分,权钱交易的腐败反而没有产生的依据——因为权力和金钱都隶属同一公权,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公权和同一公权管理的资本。只有政企分开,个人才能通过公权侵吞另一公权管理的资本。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在20世纪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做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从国有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都有一个宿命般的历史过程:二战以后,大量新独立的落后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国有化政策,都有不少国有经济。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以及在西方国家和他们所操纵的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胁迫下,开始“改革开放”,其中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减少国有经济,把一些国有企业卖给私企和外企。可以看到的事实是,无论阿根廷、墨西哥、巴西还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个过程都是一个滥用权力侵吞国有财产的过程,媒体上有关消息比比皆是。

  腐败的方法包括:官员与原国企领导勾结,官员受贿,原国企领导侵吞国有资产;官员与老板勾结,官员受贿,老板侵吞;官员指示自己亲友直接侵吞。有的情况下地方国营企业改制中虽然具体官员没有从中受贿,但地方财政出于收入考虑也滥用权力贱卖国家财产。当然,所谓国企改制还包括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社会企业,也就是股份化或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官员通过自己或亲友或明或暗占有股份制企业股份是最常见方法。

  中国在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改制以及国有企业上市过程中一样存在着这些情况。这是国企滋生腐败的发端,也是国企腐败中最大渊薮。

  腐败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有关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提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是推动这次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的理论推手。中国著名的倡导自由主义的学者秋风先生,最近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承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内部人私有化、权贵私有化现象。而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要承担一定责任,至少是理论上的责任。基于上面简单勾勒的信念,他们急于消解国有部门,就像著名的‘冰棍理论' 所暗示的,尽快私有化,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当然是权贵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从经济系统整体效率改进的角度,对此予以默许,甚至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这起码实现了私有化??当局迅速地实现了执政纲领的转型,于是有了胡温执政以后’和谐社会‘纲领的提出。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相当迟钝,仍然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逻辑进行自我辩解。但是,这种复杂的学理性辩解不可能说服公众。在大众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

  但是,秋风先生说的“从此,他们失去了十年间在公众心目中的荣耀:在公共政策讨论中,他们也日趋边缘化”并不确切。这些腐败的推手并没有丝毫羞愧,而是在2009年初开始把矛头对准剩余的国有经济。几乎所有此前推动那次国企改制的专家学者,无论体制内外,甚至包括部分两会代表,都批评政府策动了“国进民退”,指责国有企业垄断,甚至把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归结为国有企业的存在,要求国企从竞争行业中完全退出,同时让出包括国家战略行业的垄断性产业。张维迎先生还乐观的说:国有经济很快会缩小到占经济10%份额以下。

  无论国有经济缩减份额还是从竞争和垄断行业中退出,都意味着又一次“改制”,因为并不存在通过国有企业“关门”、“破产”实现国有经济缩减的可能性。国退民进本身就意味着国家资产改制为国内外的私人资产。这些专家们论证缩减国有经济的必要性进行了将近3年了,至今还通过天则所的“研究”告诉政府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端和国企存在的不合理性。但是他们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样,依然没有提出“国退”的任何具体方案,更不要说如何避免“国退”过程中出现利用公权侵占国家财产的措施和方法了。

  这些体制内外的所谓专家在给政府提出政策主张时,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身份,而是国家政策的推动者。这也可以从2009年初以来在他们的催促下,政府官员不断出来解释“实际上没有出现’国进民退‘而是在’民进国退‘”,以及政府出台约束国有经济在垄断行业的空间和鼓励进一步私有化的政策看出来。那么,他们扮演的真实角色将依然是新一轮腐败的推手,而不是他们自己宣称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批判者。

  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行政权力与国有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国家在实施市场化进程中会滋生严重的利用公权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存在让国有经济的一部分变成官僚资本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和可能性可以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侵占国有资产的过程,大量发展中国家消减国有企业过程,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后消除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过程,以及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改制”过程中得以验证。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律,如何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国家要防止公权力自我服务

  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并不直接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权钱交易腐败,但依然有可能产生以权谋私方式的腐败,甚至出现整个官僚体系自我服务倾向,这是苏联历史给出的例证和教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苏联经济进入一个慢速发展的时期,工业产品平均增长速度从1966—1967年的8.5%和1971—1975年的7.4%下降到1976—1980年的4.4%和1981年的3.4%。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应从7.8%和5.7%下降到4.2%和3.3%。但这个时期整个西方经济的处境比苏联和东欧还糟。严重的,动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加上低速经济增长(1970-1990年间除日本外整个西方国家年均经济增长在2%-3%之间),西方经济被称为进入“滞涨”阶段。并不存在想象中的西方经济社会欣欣向荣,社会主义阵营风雨飘渺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几个月内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倒戈资本主义的事件呢?除了这些国家执政党自身持续妖魔化斯大林致使自己形象受到致命伤害以外,官僚化导致的公权异化,官僚集团整体以权谋私是重要原因。

  虽然市场化国家里大多数普通人也并没有享受富人生活方式的实际机会,实际存在着按金钱多少分配政治、司法、教育等权利的情况,但从理论上市场体系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在权力高度集中并且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体制里,一些奢侈享受是有规定性的,如特供商品,特别休假和出国机会等。权力对教育和升迁的作用,都能让普通居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与前者相比,权力决定个人发展空间更容易让人不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整个官僚系统官僚化,并让85%的人认为执政党是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利益的时候,社会矛盾绷紧程度会非常高。即使面临国家解体这样关系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时,很多群众也会采取“关我什么事儿,变了总比不变好”的态度。

  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防止公权异化,防止干部体系自我服务,杜绝以权谋私是生命攸关的大事。

  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化提供了私人资本存在的合法性,权钱交易的机会无处不在,渗透在几乎社会的各个角落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从蒋介石统治时期到苏东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中,甚至中国9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中都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最大的腐败会发生在“国退民进”的过程里。

  与80年代后期利用价格双轨制以权谋私的“倒指标”相比,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利用权力和金钱“跑贷款”相比,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改制,关于利用权力置换私企股份,以及国有土地的规划、买卖所产生的以权谋私无论数额还是危害都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因此,国家如果要对国有经济性质和份额进行调整,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别的,就是公权异化的环节和漏洞。在没有设计和调整出能够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异化以前,宁可不调整也比匆忙调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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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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