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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历史文化观 重温新民主主义(三)
20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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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评价社会主义实践是讨论新民主主义的基础

  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后面是社会主义。张木生没有特意强调,但属“题内应有之义”。吴思先生用朱厚泽先生的话问:“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假定是人类最后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搞了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还要再来一遍吗?这样的未来是值得争取的吗?”

  吴思先生这句话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1956年以后到改革前的经济社会制度是坏制度。这与一些与会者[17]:毛泽东“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工业化的道路”、“选择社会模式的失败”、“农民打不下粮食来,工业这么严重亏损,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又受到了大影响”、“历史横向比较,文革期间降到了民国以下”的基本判断一致。一个是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提出新民主主义,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联合政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新民主主义政策,直到解放初还说资本主义要保留几十年。到1956年突然不算了,走三大改造、计划经济、人民公社。与斯大林在1928年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农庄性质接近。对于共产党做这个选择的理由,大部分评价是负面的:出尔反尔,最终失败。如果这个理由被张木生接受,去掉社会主义方向,重归的“新民主主义”,对很多人来讲自然有益无害。

  可是历史终归是历史,斯大林和毛泽东面对同样落后的农业大国都选择了国有化加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体制,不能说是历史的偶然。二战后相当多新独立的国家模仿这个体制,总该有点历史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原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也由衷赞同。按杜运生老的回忆,毛泽东说他“也想搞呢”。但原理并不包治百病。但究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多少是遵循原理、主义使之然,多少是面临困境的探索,我觉得更可能是后者。

  除了张木生讲的当时国际环境压力外还有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是全民共识。对后起工业化国家,尤其是遭受百年工业国欺凌的大国,快速完成工业化是全民共识,无论左右,哪怕勒紧裤腰带。可以说,什么主张和方法能让该国工业化速度最快,什么主张就是好主张,符合人民愿望的主张。哪个党能完成这个任务,哪个党执政就合情合理又合法。

  农业国穷,积累率低。积累率低投入工业化资本就少,于是更穷。发展经济学将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必然面临的问题称之为“低水平均衡陷阱”。打破这种“陷阱”两条路:一是外资投入,一是反市场规则政府强制投入。那时并不存在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尤其对大国。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还有这样的“诱惑”:新民主主义的提出,与判断中国近现代产业中私人资本会占主导有关。1920年民营4.5亿资产,接近公营的4倍。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主要通过参股银行扩大了公营资本。抗战前夕除了西方资本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民营资本为18.89亿元,官营5.71亿元,官营约为民营三分之一。抗战爆发,600家民营西迁,但损失惨重,而且国民党发“国难财”,官僚资本上升。留在日占区的,均被日本强制合资。日本投降,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将沦陷区产业均冠以“日伪资产”,大量被没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业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占24.7%。如果算上金融资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民族资本占近现代产业不足20%。到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国资本外,共产党顺手牵羊,国有资产占到75%以上。苏联援建项目可都是给国有的,到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国有资本在近现代产业85%以上,私有资本也就剩下个尾巴。这么大的国有经济必须有计划。把残存的私人资本全部纳入国有经济诱惑很大,难度却很小。至于保留“资本主义尾巴”是不是更有利另说,但当时大势已定。

  比较选择这种体制与选择其他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是评价这种体制的唯一标准。

  1928年,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第7年,苏联工业产值仍不到德国一半,美国八分之一。5年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苏联变成工业国,再过五年工业产值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一样,1952-1955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占GDP从20.9%上升到24.4%,份额年均上升1.16个百分点。工业化目标远得很。仅仅过了3年,二产业产值比重达到37%并超过农业。大跃进的失误造成工业增长走了个马鞍形,但1965年开始一直超过农业,并在整个七十年代保持在42%-48%。[18]按1955-1965年计算,二产业占GDP份额每年增长1.8个百分点,比计划经济前速度高出55%。

  是不是“好的工业化道路”与条件接近但未采取中国模式的国家做比较更为准确,印度是最合适对象。1949年印度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印度,50年后的1999年,二产业比重才达到24.2%并超过农业,[19]实现初步工业化,相当于中国的1958年。就部类齐全这个标准看,印度至今还没达到中国六十年代水平。

  当然,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除了包括农业等,还包括教育、人文、卫生的现代化。集体经济确实会影响“积极性”,但强有力的组织和集体投资主体却彻底把混沌数千年的农村社会翻腾个底朝天,直接把农民推导现代化大潮中。1975中国年初中毛入学率88%,而同期印度和巴西为26%,韩国为56%;1957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09‰,印度1980年还未达到这个水平(中国1980年39‰)。1970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超过0.5(印度在1950年高于中国),从此进入自然增长率下降通道,印度到新世纪才达到这个水平。[20]

  就算农业也没想象的那么差。实际上中国自上世纪后50年粮食总产一直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通道中。1949-1999年粮食年均增长3.05%(1999-2009仅为0.43%)其中前30年年均增长3.65%,后20年为2.15%。都说刚一实行承包中国人就吃饱了。把1982-1983年的人均粮食364公斤折合成5个烧饼。1949年209公斤是3个烧饼,1970年289公斤4个烧饼,1979年承包制开始前的340公斤就折合4又3/4个烧饼。总不是最后一口烧饼吃饱的吧。[21]粮食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下降,八十年代初本来就是要吃饱的年代。

  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甚至包括一些附庸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速度和农村现代化速度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是历史事实。

  真扒一下统计年鉴,会知道前三十年多数产品年增长率均高于后三十年。当然,这与工业化初期增长率偏高有关。有人问过我:“计划经济好还是现在好”。我回答说:“这就像你生下来吃奶,现在吃牛排。你不能因为牛排吃着香就责备你妈生你后为什么只让你吃奶,也不能因为吃奶期间长得最快现在还嚷着要吃奶”。

  现在看来,1955年前后国有经济在近现代产业中比重已经占优势,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苏联援建项目完成后,国有经济会占绝对优势。这种预期下,在轻工、零售、服务业等领域里保留私有经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这些保留部分会加大计划制定难度,干扰计划实施。但也会保留一个竞争态势。把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计划经济绝对权力,就会忘乎所以。这应该是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合作化建立在保存小农家庭经济,承认小农占有土地的基础上。既然认识到“小生产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就该知道农村家庭经济的顽固性和合理性。合作经营保留小农家庭经济,附加一个合作经济,既能发挥小农积极性,又缩小了小农成为地主资本家的空间,应该到此为止。人民公社把小农生产资料收归集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经营积极性。人民公社初期连生活资料收归集体,是发生那次灾难的根本原因。如果当时农村现代制度停在1956年的高级社阶段(部分退回到初级社都可以),也不会有后来激烈的反复。这都是马后炮。

  重归新民主主义不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段弯路”,是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也不是靠抹黑和羞辱前三十年证明的,而是与其他国家发展对比证实的。还不能忘记没有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数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不见得是中国成为西方产业资本的主要转移目标。把1956-1979年的中国社会叫什么不重要,赞扬或者斥责也没用,因为没有人能把中国拉回那一时期,计划经济加集中制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中一种最优选择,但不见得是今天的最优选择。

  重提新民主主义的原因也不是根据“主义”理论推演来的,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烫理论剩饭,而是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问题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的往前走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也只能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矛盾来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不是“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如果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矛盾没有本质变化,中国面临的问题从长期看总要通过消除私有制来解决,社会主义依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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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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