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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历史文化观 重温新民主主义(五)
20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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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权利制约

  顺着官家主义的思路,吴思先生判断现在中国依然是官家主义,应该“把君主或官主改为民主”。

  “民主”这个词现在成了个热门词汇,是普世价值最推崇的概念,也是中国主流精英挂在嘴上的武器。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在上世纪60年代前还是现秩序的造反者的主要旗帜,而今天倡导民主的当时最讨厌的就是这个词。今天,就算最讨厌美国的人也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好,别的学不学再说,美国民主总不能不学。

  民主在今天是个含义非常混乱的政治词语。它经常在被应用在不同范畴里。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时,民主是普通老百姓笼统的“政治愿景”。说“民主就是普选制”时,民主被限定在政治生活中的“确定领导人的方法”。说“民主就是票决重大公共事务”时,民主就成为确定重大公共事务决策选项的规则。正是民主这样被滥用在各种范畴中,才方便论证“民主是个好东西”。

  如果认真讨论这个概念,民主只能在政治制度范畴讨论。第一种民主无法讨论,第二种民主范畴太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离不开历史,因此什么是民主,只能从人类社会存在过的政治制度及其关系来认识。否则民主就容易成打人的“棍子”。

  如果说人类政治史是从集权专制走向民主,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那就必须解释为什么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民社会、票决民主就已经存在,雅典公民几乎每周对各种公共事务用全民公决,还有500人的议员分几拨准备议题,体制设计实用高效。为了避免作弊和干扰,斯巴达人甚至用抓阄在全体公民中推举监察官。这比今天的西方民主更能体现“民意”。历史没有发展,自然说不上终结。

  批判西方民主的人一般用西方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民主,受资本左右做论据。但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历史现象:

  西方的“民主祖宗”生存方式有些怪:按照当时10个奴隶的剩余价值才能供养一个雅典人悠闲生活的生产力状况,雅典10万奴隶显然不能满足15万雅典公民和他们家属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5万雅典公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控制整个地中海霸权贸易的雅典海军中通过做桨手、水手、水兵和当殖民地驻军“就业”。同时有6000个人民陪审法庭的陪审员,500名议员和1300名官员等就业岗位,每天能领到两个奥波尔(一个奥波尔大约可以让一个家庭生活一天,或者嫖一次娼[23])的薪水。也就是大约40%的雅典人在为国家服务中就业。雅典人每周数次观看的戏剧、音乐和各种比赛不仅不要票,而且也发补助。雅典人劳动,但前述收入不会小于他们收入的40%。雅典国家怎么有这么多钱呢?5万雅典人直接统治色雷斯等200万人口的5个殖民地,军力控制整个地中海、黑海涵盖2000万人口。阿里斯托芬告诉我们,数百万希腊城邦要给雅典上缴“贡金”。当然还有海上霸权贸易。一个雅典贵族写到:“雅典人阻止对手将商品转运到除阿提卡以外任何其他国家,否则她就威胁将对手完全从海洋上驱逐出去”。没有这些,雅典人就既无能力又无兴趣过民主生活。不足1万斯巴达公民按军营方式生活,以国家名义奴役15倍的美塞尼亚黑劳士和5倍的皮里阿西人给他们供应粮食、服装和武器。这是他们成为公民社会,发明拒绝作弊的抓阄民主的前提。取代雅典霸权后,雅典人的生存方式就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24]

  古罗马公民什么劳动也不参加,主要从事锻炼身体,军事训练、打仗、看戏、泡澡。他们的公民社会和共和制度靠通过暴力维护一个奴役整个地中海沿岸和大半个欧洲的世界秩序存在。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这样概括罗马人生存逻辑的:“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事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与他们这种生存方式有联系吗?

  从逻辑上讲,如果公民分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和无产者,那么完善的票决民主结局一定是“多数人暴政”。因为穷人总是占多数。如果议案属于博弈性质,一方所得一定是另一方所失,这个结果是一定的。这可以从美国独立后邦联时期的政治生活得到佐证。只有附加一个条件:全体公民都可以从国家力量从其他国家或民族攫取大量财富冲淡议案的博弈性质,使无产者也乐于维护这个虽然是富人当家的国家制度。当然,财富多到实现“中产阶级化”最方便。也就是说,曾经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以用国家力量攫取其他民族财富,使国内公民趋于中产阶级化为基本条件。

  古希腊和古罗马显然是这种情况。雅典人、斯巴达人、罗马人都是公民社会,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基本平等。但是,他们的公民权很吝啬,只给极少数人,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不算,不要说其他城邦或民族了。这些曾经实行过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真正的公民从来没有超过境内人口的5%,如果把他们奴役的地区全加上,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也就是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享受民主权利的人只占实际经济系统总人口的极少部分。

  同时,掠夺财富的分配一定不能是贵族等少数人占有,不能打仗靠我拼命,分钱却没我份儿。因此无论雅典还是罗马民主制的建立都与平民拒绝为国服务有关。雅典的重装步兵拒绝参战和罗马平民数次“撤离运动”促进了民主共和体制的产生。夏秋放牧冬春抢劫的草原民族大都实行军事民主制度并有公平的赃物分配制度。抢了的东西都归皇帝、贵族的亚述帝国就不长命。由此看历史上的民主制度是靠掠夺其他民族财富生存的民族最优政治制度选项。

  那么再看现在存在着的民主制度,我们会发现标准的自由民主国家大都符合这三个条件:必须从其他国家攫取财富实现中产阶级化;享受公民权利者占他们生存所必要的经济系统总人口的很少部分;如果不实行票决民主制度国内矛盾会加剧。美国最典型。

  这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民主制度及其与经济、文化的联系。研究民主制度只能以此为对象,否则就是唠叨“政治愿景”。

  与民主对立的制度是专制制度,也就是没有全体公民通过票决决定重大公共事务,而是由少数人内部决定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政治制度也有丰富的历史例证。其中中国就是典型。

  思考古代中国为什么一直大一统,中央集权,还不如先问一下它为什么没产生过民主制。其实一条就够了,就是在私有制情况下,如果财富来源是本民族创造的,那么少数拥有资本的人必然多得,多数人必然少得。这种情况下如果票决重大公共事务,比如说究竟地租该多少,利息该多少,最低工资该多少,肯定形成“多数人暴政”,坚决侵害少数富人权益。更不要说谁提出个“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议案了,那不动刀子才怪呢。因此,类似古代中国那样的经济体制,民主政治是最差选项。

  美国政治史对此提供了典型例证:美国独立后的邦联时期各州一院制的议会最符合民主的本义。当13个州中有7个州按照“人民的意愿”通过了发行了纸币,帮助负债累累的穷人“赖账”的议案时,富人们惊呼“倘使民主分子多分得一些立法权,即让他们在立法机构中起支配作用或占优势……他们就会通过表决剥夺你们的财产”(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这种民主制度显然不适应尚未能剥削其他民族财富的美国人的生存方式。对此,汉密尔顿说得很明白:“所有的社会都分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少数派包括富人和出身名门的人士,多数派包括人民大众……应该使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永久的地位。他们可以组织多数阶级的骚动……人民!人民是一个大野兽!”麦迪逊的看法也是这样:“一般生活艰苦……人的数目,一定会超过与贫穷绝缘的人。根据平等选举的原则,政权必然会落入前一种人的手中……应该组织这样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25]

  一个相对独立,私有制,贫富分化明显的经济系统中,政治制度一定是专制,即代表少数富人利益,即使表面上有议会制度,有选举,在实际操作上一定会实现“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这个道理,美国伟大的联邦宪法制定者早已不加掩饰地告诉了我们。只有理解了已经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民主政治的条件、原因,才会对中国究竟能够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有点感觉。

  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吴思先生提出的问题。吴思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脱离“官家主义”,不是“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任务,无论新旧,主要是把君主或官主改为民主”。“民”主的民究竟该是谁呢?他指出“这个社会仍然由官家即权贵主导,而不是资本主导”。[26]吴思先生这句话是不是包含“资本”就代表“民”,“资本主导”就是民主主义呢?不知道,但倒是很直白,没违反美国联邦宪法起草者的原则。如果能引用麦迪逊“应该组织这样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原话,告诉大家官主导就是资本主导,就更周延了。

  吴思先生介绍了姚立文先生的看法,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通过党内高层运作,取代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党的信仰和人民意愿出现矛盾的时候,信仰本位压倒了人民本位。”[27]

  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信仰社会主义,这不仅仅是毛泽东,而是整个共产党。共产党是个有信仰的党。信仰是对超验认识(或者叫假说)的选择和持有。信仰是个双刃剑。没有信仰找不到方向,混乱踟蹰心里慌,尤其在“我们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信仰明确坚定,走对路了皆大欢喜,走错路了更加危险。因此,一般性地批判或褒扬信仰很难说明什么。

  自从有了国家,政府就凌驾于所有百姓之上,掌握老百姓都不许掌握的公权。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所谓制约权利,就是不能让政府用公权为自己谋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私人资本、外国资本,国有资本也有“权贵化”趋势,这些都是强势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工农逐渐成为弱势。假如存在政府公权异化,也都是与这些强势力量交易。这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政治格局。任何制约政府权利的主张都不能空泛,都是对着具体政治格局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民”理解为“资本”,或者每次出现公权异化只指责官而不指责“民”,不把工农缺少表达意愿能力,缺少行使权利手段的实情说出来。这样不仅不会降低公权异化,反而会助长公权异化。制约公权异化,前提条件是给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以表达意愿的渠道,行使权利的手段。

  这是吴思先生没有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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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过五章.受益颇深.唯有深度剖析辩驳才能够以正视听.
    2011/10/10 18:52:24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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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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