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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二)
201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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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踏步“国退”的原因不那么简单

  《报告》前言指出:“针对公众的责难,有关部门则拿出账面数据宣传国有企业的绩效、对就业的贡献以及所尽的社会责任……这显然与十年前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进一步讲,这不正是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体现吗?”并在第一章回顾和评价了国企改革的进程。报告重复了二十多年来批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国家财政收入逐渐萎缩”的论点,并通过数据证明今天国企依然效率低下。看来体制内外的主流精英用微观经济逻辑作为宏观结构调整的论证方法没什么变化。但是这种分析既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和“必须说到的事实”,逻辑也不周延。

  自1984年启动城市经济改革后,国企无论从企业数、资产数还是职工数都是增长的。大踏步“国退”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按照国家统计年鉴数字,国有工业企业数从1994年的1002万个减少到2007年的1万个左右,减少99.9%。职工从4369万减少到2007年的646万,减少85%。国有商业营业网点从1996年的657.5万个减少到2007年的1.2万个,减少99.8%。从业人员从969万减少到67万,减少93%。国有经济基本退出了除金融、运输、电信外的服务业。[11]

  为什么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国企改革十几年最后选择“改制”呢?原因一直是一个:怎么也没解决效益低下问题。《报告》叙述九十年代中期国企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持平是符合事实的。当时所有精英都用“所有者缺失”,“预算软约束”的微观因素作为国企致命缺陷。笔者这个时期任一个大型私企的资产经营事业部总经理,先后与十几个国企和集体企业商谈兼并事宜并兼并5个,收购一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国企为什么亏损很有体会,事情远没有精英们讲的那样简单、纯粹。

  《报告》说1984年的利改税用“税收手段拉平企业之间的竞争条件,使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评价不准确。任何企业的投资者都有这样的职责:投资办企业并根据需要给企业追加投资。利改税的实质意义是国家作为国企投资者放弃了自己责任。还是这个天则所2007年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说:“当时的国有企业怎么注册呢?主管部门出一个虚拟出资证明,说出资1000万,出资1个亿,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到工商局就登记了,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况,新设立企业是一分钱资本金没有。另外有些已经设立的企业不再追加投资了,不存在资本注入增资问题,也是以拨改贷的方式给你,相当于对你的投入。”[12] 当然,他是站在否定国企性质角度上说的,意思是既然国家没出钱,这样的企业怎么还能叫国企呢?但是他没有讲这样的道理:哪个投资者一毛不拔,完全让自己的企业贷款来办企业呢?完全靠借贷的企业怎么与实际出资的企业竞争呢?这怎么叫“同一起跑线上”呢?从企业角度看,利改税让国企与私企和外企相比处于竞争劣势。

  利改税到1996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资本金占固定资产原值比例为22.7%,外企为86.8%,港澳台为70.3%(当时缺私企口径)。[13]也就是说国企77.2%的资产是贷款,要付息。这个比例是外企的5.8倍,港澳台企业的2.6倍。到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长期负债占固定资产净值比例为46%;私企为23%;外企为26%。国企依然为私企的2倍,外企的1.8倍。

  对企业来讲老板投资和政府税收是自己管不住的。实际完税率对最终利润同样重要。1995年,含销售税及附加以及应缴增值税,国企百元销售完税率为8.5%,私企为6.0%,外资为4.4%,港澳台为3.2%。[14]国企为私企的140%,外商的192%,港澳台的269%。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完税占工业税收的54%,但增加值只占46%。确实,当年国企百元销售税后利润率只有2.6%,基本是亏损边缘,相当于私企的34%,外企的52%,港澳台的82%,排最末。但如果按百元销售利税率计算,国企达到11.0%,虽然低于私企,但为外企的118%,港澳台的176%。[15]如果大家完税水平一样,外企和港澳台税后利润分别为0.9%和-2.2%,连维持国企当时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的局面都做不到。

  企业预算约束并不是企业领导脑子决定的,而是财务收支条件决定的。应付利息和应缴税收才是对预算的真实约束。这样比,国企的预算约束要远大于私企和外企。专家们如果做过企业领导才会对此有体会。

  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个国企比其他企业更难应对的困难,就是产品急速换代形成的强迫技术改造。八十年达后期大量新消费品进入中国,大量六七十年代建厂的国企现有装备难以适应市场,必须进行技术改造。九十年代开始我国贫富分化速度加快,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25增加到1995年的0.4[16]。高收入群体收入迅速达到消费新产品的水平,而大量低收入群体难以承接换代前的产品。这就造成国内企业计算投资收益预期的困难。外企进来就是新产品,私企进入市场就是对着新产品来的,而国企则面临转型问题。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与笔者洽谈兼并事项的十几个濒临破产的国企和集体企业,没有一个不是“上项目”上死的。由于技术改造全部靠贷款,厂长都说:“不上是等死,上了是找死。不上马上死,上了慢慢死”。由于政府没有采取类似韩国那样的限制性产业政策,使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投资失败率极高,尤其对负担最重的国企。

  国企比其他企业还有一个典型的困难就是难以推脱的社会责任,即所谓对国企“办社会”和职工工资福利偏高。对这一点的分析下部分再说,但国企因此成本偏高是题内应有之义。夏小林《最大的不和谐:劳资关系》一文提供这样数字:2005年制造业中,国有单位年平均工资为16963元,农民工年平均工资为9360元,相差7603元。当年599万国有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是1016亿元,同样数量的农民工只有561亿元,两者相差455亿元。由于制造业大部分农民工是在私营和外资企业劳动,因此仅仅这一项就给私营和外资企业多提供455亿元利润。也意味着国有企业将多付出45%的工资成本。而且,国有企业还要为职工支付养老、医疗保险等各类福利,这块比例大约是职工工资的13.2%,意味着国有企业雇佣同样多的职工,所支付的劳动者费用要比私营、外资企业多出590亿元。

  夏小林还提供了全国工商总局数据加以佐证: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年工资(其中私营企业含奖金和分红),国有:14577元;集体:8676元;私有:8033元。

  其实,夏小林列出的是劳均工资福利,问题在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并不是按每周40小时工作得来的,而是平均55小时挣来的。如果也按每周40小时算,还要低很多。换句话说,如果劳动时间相同,国企人工费用支出差不多会比私企、外企大一倍。

  这就是八九十年代国企效益偏低的最主要原因。笔者与十几个国企和集体企业领导接触后体会,这些企业领导无论素质、经验还是责任心,都不比私企领导差。所谓“国企是冰棍反正要化”完全是谎言。任何一个冰棍从冰柜里拿出来,剥去包装日晒风吹都会化的。私企和外企如果与国企同样负债比例,同样纳税水平,同样工资福利水平,恐怕比国企化得还快!但就是这个谎言,让国企和集体企业大踏步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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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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