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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五)
201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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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正如第二部分分析的,主流学者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国企进退存废的评价标准始终没什么进步,还是一个标准——企业效益。《报告》最大篇幅就是论证国企现在的效益实际没那么好,其实很差。觉得只要能再次证明国企效益依然不好,那就能顺水推舟,名正言顺地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张维迎国有经济占GDP比重不足10%的目标了。

  《报告》用大量篇幅证明“有关部门则拿出账面数据宣传国有企业的绩效” “并非其真实绩效”。但材料用的很牵强。

  《报告》计算出国企“应缴纳土地租金”以提高“实际成本”。这个土地租金是按国企卖出土地平均价格计算出来的,只有一个问题没考虑:这种算法应该找到财务制度依据,哪怕是国外的也行。

  接着计算了所谓“石油租金”和“煤炭租金”,理由是中国这两项资源税税率分别为5%和2%,国外“一般在10%—20%”和“8%-10%”。但论述这个问题必须列举不同国家在数千种税率方面各自的高低,从而叙述对经济的影响。仅举出中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率有差异,就作为中国石油、煤炭企业少交了“租金”,理由不足。如果有人指出主要是私企和外企的行业中中国税率低于国外的例子从而得出相反结论,《报告》作者服气吗?

  《报告》用数据指出国企和外企融资成本低,私企融资成本高。大约私企是国企和外企的两倍左右。问题在于,税率低了可以提高,难道让银行给外企和国企贷款加息?那种财务制度是这样计算的?国企融资成本低私企一倍,但国企贷款比例高私企一倍。两者相抵,算不出谁吃亏谁占便宜。

  最有意思的是,《报告》列出国有企业受政府财政补贴情况,举出2001年来国家对国企财政补贴的数据。但是作者忘记了一点:国企是谁的?国家的。国家作为投资者该不该追加投资或补充资金?应该。私企是谁的?老板的。老板是不是不断给自己的企业追加投资或补充资金?也应该。国有企业每年上缴利润数百亿元,2009年仅石油一家就上缴1077亿,而每年财政补贴仅仅一百多亿,不到国企每年数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1%,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刺激经济每年也不到1000亿元规模,难道多了么?查查这些年私企和外企老板给自己的企业追加或补充资金有多少?国企的“老板”给自己企业投资少,本来是问题,怎么又成了“优势”了?

  国企受惠与垄断部分行业,这也是《报告》强调的。但是,评判不同行业受惠程度要看所有者权益利润率。按这个标准,2007年国企控制的石油加工为5.3%;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8.9%,水生产供应1.7%。而私企和外企占主导的医药行业为16.5%;服装鞋帽为18.4%;皮毛羽制品为22.3%,农副产品加工为23.5%,食品行业为18.9%。国企垄断的烟草行业达到21.4%,确实利润不低,但尚达不到私企22.8%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一些看起来利润微薄的行业投资回报并不低。比如批发零售行业2007年所有者权益利润率高达59.1%,投资1元钱一年要赚5毛9![23]而这些行业中,私企和外企是占主导的。

  说瞎话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编造事实,一种是只说自己想说的事实,不说必须说的事实。

  国企工资福利成本高,纳税多,因此利润低,这本来是通常的看法,可以得到大量数据支持。如果注意到利改税后国企债务高,利息多的事实,会加重这种看法。私企、外企给职工工资福利低,老板自觉投钱,纳税少且偷避税严重,这也是通常看法,也可以得到大量数据支持。如果《报告》作者把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引用的数据都列举出来,才叫说了“实话”。

  最主要的是,自从国有企业或者叫国家资本产业在中国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是以盈利为第一目标的。

  最早的国企应该是洋务运动,没有人能证明洋务企业是为了国家财政而设立的,倒是都很清楚洋务企业是为中华民族举办现代产业以增强国力尤其是军力而办的。如果不是仅仅地方大员办,老佛爷只关心颐和园,效果肯定不一样。

  辛亥革命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孙中山意识到仅仅借助资产阶级不能实现独立自主和国家富强,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由国家垄断,此乃“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节制资本的目的,是“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但蒋介石政府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和剥削阶级利益,巧取豪夺攫取大量私营产业。抗战前夕私营资本为18.89亿元,官营仅5.71亿元。抗战爆发,私营企业损失惨重,600家西迁。1937年,国民政府即通过《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到1943年,国统区官企已占产量的27%;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至1942年官营企业控制了后方纺织工业资本总额的49%,到1943年,官营已达51.1%。留在日占区的,均被日本强制合资。日本投降,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不分青红皂白将沦陷区产业均冠以“日伪资产”,大量被没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业中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之比为2.6比1。如果算上金融资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达到3比1。蒋介石搞国有化也不以企业是否盈利为目标,是为了打仗,维护官僚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治。[24]

  第三次国有化高潮是解放初。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国资本外,共产党顺手牵羊接手,近现代产业中国有资产比重高达75%。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项目均为国企,到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国有资本已经占近现代产业85%以上。1955-1956年共产党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剩下一小块公私合营。(其实即使不做社会主义改造,156个项目上完,私企比重将不足10%)共产党继续国有化也不是看到国企效益好,一是因为经济主体已经国有化,二是最后实践证明,选择计划经济是新独立的大国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佳途径(通过中国与印度在这30年发展可以验证选择的正确性)。

  从中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看,国家利益和全民族利益始终是优先选项。经济发展的好坏,只与办国企是为了这个目标还是“少数人所得而私”有关。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增加国有化程度,事情就办得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就办得差。改革开放后发展私营企业,允许外资进入,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从国家角度看,这些改革实现了中国成为西方产业资本外移,国际贸易剧增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也是正确选择。同时,国家保持基础产业和命脉产业的控制权,并在竞争性行业中“提高素质”、“优胜劣汰”、“加强重点”,对应对全球经济虚拟化必然不断产生的经济动荡起到关键的避险作用,同时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唯一本钱。因此,用盈利好坏作为衡量国企存在的唯一指标,本身就很不得当。

  目前的国企不是没有问题,但问题绝不在于国企比例大小,进退失当方面,而在于是否存在“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存在,这才是国企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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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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