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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本来就不“科学”,“科学”本来就不包治百病
20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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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道赞同王世宝网友帖子的内容,虽然对他动辄用“谬论”来评论前辈有些不恭。一些网友觉得贫道看法一定是有问题的,因此应该有个交代。其实,贫道前几天就直言了网友的帖子写了个东西,题目是《我觉得中医与西医从初创期差异性就比同质性大》,内容与王世宝网友帖子的意思差不多,不过由于没那么张扬,大家不注意看罢了。既然网友点名要贫道交代问题,贫道就把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给说道说道。

  目前中国人有个误区,就是认为科学至上。其实科学与民主一样,现在都被搞成个“终极审判”了。这样看待科学,其实就是一种迷信。

  同民主一样,科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很含糊。从中文字面上抠,科学是“分科的学问”,比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等。拉丁语Scientia,词根 Scire,即学问或知识的意思;英语的Science,一般指自然科学。德语的Wissenschaft,指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学、语言学及哲学等各种学科。也就是说,科学本来是“分科的学问”的意思。

  可是当中国人说什么东西“反科学”、“伪科学”和“不科学”的时候,科学显然没有了“分科的学问”的意思。比如现在说中医“不科学”,一定不是指中医“不属于医学范畴”,而是认为中医根本“不是学问”。中医为什么不被承认为“学问”?是因为中医理论是一种“不科学的方法”建立的。这个时候科学变成了认识世界的终极方法。除了“科学方法”,其他方法都属于“不科学”或者“反科学”的方法。“不科学”或“反科学”方法建立的学问叫“非科学”。如果还敢正儿八经的出来亮相就叫“伪科学”。就是说科学作为“分科的学问”时慈眉善目不吓人。不仅不吓人,甚至值不得拿出来“祭奠”。但它一变成“方法”、“思维”就厉害了。贫道只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来研究。

  着名宗教学家佛雷泽认为“人类较高级的思想活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总之,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宗教已经被科学取代了”。也就是科学是人类认识方法的“顶点”,其他认识世界的方法都是人类思维方法不完善的结果,最终将被人类摈弃。这种认识,也是目前中国人的一般认识,就像世界政治体制一定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一样。

  科学用来认识世界的方法大致可以归结为:首先,科学是唯物而不是唯心认识方法,以追求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全部目的。其次,科学要求结论必须是可观察的,是能够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的。第三,科学研究成果是否是真理,要以能可观察的重复试验的验证为准。科学有了这三个特点或者优点,就必然受到对立面的约束。贫道说的这个约束还不是指人类只能不断“逼近真理”,而是指科学的方法本来就“适合”或者“能够”认识某些方面的问题,“不适合”或者“不能够”认识某些方面的问题。

  首先,科学在认识事物本身包含价值观念的对象效果很差。

  科学终极目标是探索真理。科学只解决“真”的问题不解决“善”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愿望,没有价值,没有善,没有恶,也没有什么目标”。所谓“科学观”,就是一种摒弃自身和他人价值观影响的认识观。亚里士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是每个科学家的座右铭。防止价值倾向的侵害、尊重事实、服从证据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正是科学思想这样的原则使科学在研究不涉及善恶的事物中几乎无往不利。

  问题在于,知识领域不仅包括不存在善恶的领域,还包含存在善恶的领域。自然科学本身无所谓善恶,但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都包含善恶因素。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任何对社会科学的认识都对某些阶级有利,有用。对另一些阶级不利,无用。

  人类的精神活动本来就有目的性。也就是任何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满足需求。“理论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与它的确证性和证伪性并无多大关系,而与它的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不包含价值因素。自然科学对自然认识的“进步”对提高全人类的福祉都“有效”。于是科学方法在这个领域里有效性非常强。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活动。而人类社会总是存在诉求不同的利益群体。一个理论的建立一定最终对某特定群体诉求有效而不是所有人的诉求有效,因此任何社会领域里的学问一定有价值因素。科学方法摒弃价值观念,证明自己的研究是完全中立客观的。但研究结果照样只会对特定群体的利益保障“有效”而对其他群体的利益保障“无效”。只对某些群体的诉求有效,就具备了价值属性,这与科学方法摈弃价值因素的原则却相悖。一种认识事物的原则与结果在某些领域中相悖,这种方法的可信性就值得怀疑,而且其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观察所有用科学方法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会发现它们都是某些群体的思想武器。亚当斯密的市场模型是科学的,描述了市场是“负反馈”的趋向平衡特性。看不出有什么价值因素。可是这个理论只能对资本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资本家的利益“有效”,所以他们全都鼓吹这个理论的“真理性”。实际上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因素和强弱关系,以及市场经济的正反馈因素,市场经济具备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非均衡性。而这样说又对资本家没价值而对穷人有价值了。那么是否因为亚当斯密的理论对资本家诉求有效可看作具备“合理性和进步性”?也不能,这个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趋向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最终会导致国内社会动乱,国际恐怖袭击,没有谁能“利益最大化”。

  科学的唯物主义特性使其不能研究神学,因为神学不能通过观察认知。于是,科学就无法研究人对来世,对精神与肉体分离的认识等问题。科学在神学领域里只能以“灵魂不存在”,“没有来世”来解决问题。但这种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让有这种认识的人获得终极关怀。但宗教可以。

  其次,科学不适合认识“一旦拆解整体特性就无法观察”的事物。

  科学方法要求结论必须是可观察的,必须能够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分析,将事物越分越细,并且要清晰解释事物内部的因果关系。科学方法的这个原则使科学对“拆分后事物整体特性一样保留”的事物没有问题,而且能够越认识越深入。但也正是科学这样的方法导致科学研究那些“一旦拆分后事物作为整体才显示的特性将消失”的复杂事物是不灵光的。

  有些事物如果拆分开来,虽然能描述其各个部分的规律,但整体的一些性质就消失了,或者无法从对局部的理解回归到整体。

  人体是个整体,西医用科学的方法通过解剖把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和机理研究清楚,把病态和病因的物理、化学特征认识清楚。但是人一旦被肢解,很多处于整体状态才显示的特性就消失了。比如中国人发现人的某些部位与另外一些部位有感应上的联系,用针刺手可能脚会酸麻。这种刺激方法有效地治疗了某些疾病,还形成一套复杂的经络关系理论。用解剖手段,西医无法描述这些关系的物理、化学原因。即使能观察到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于是“科学”判定“根本不存在经络”。人身体明明有的特性因为观察不出来,解释不通因果关系就不承认其有,显示出科学方法在系统认识人体上是无能为力的。

  中医说黑色主水,水入肾,肾通发,因此吃黑色谷物会长黑头发,有“科学头脑”的人一听就会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事实上这些治疗作用不仅可以被观察出来,而且中医这个论述并非临时编造,还是根据一套系统理论推演的,叙述逻辑是不矛盾的。中医理论看起来无论多么“不科学”,多么“形而上”,但毕竟是“整体”描述了人的各个部分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病态与常态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还能不断加深,越来越系统化。而西医确实能够把人每个部位说个清楚,但无法描述中医观察到的人体现象。因此西医至今不算一套关于人体的系统理论。西医的所谓“医学进步”,其实无非是“物理”、“化学”、“电子”等技术领域的进步。

  人类社会更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科学研究的方法一般都只能用限定条件的方法来建立理论。限定条件自然看起来很清楚,但与客观事实相差太远。即使不断增加条件,最终也不可能整体描述这个系统。

  第三,科学研究动态事物的结论往往是荒谬的。

  科学思维判断真理的标准是:在给出同样条件下通过重复试验能被验证。这个方法在人类科技发展上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物是无法“给出同样条件”的,无法重建试验条件就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比如人类活动是个从不重复的历史过程,没有人能“重现”历史。于是,科学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只能用“截面”方法做静态研究。而这种“设定条件”研究的成果往往很难说清楚事实。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是全球化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显然很科学:不同国家由于受到市场资源的约束情况不同,因此要选择自己国家产出效率最高的产业去做,就能使各国的利益都最大化。而且逻辑严丝合缝,“科学”的很。

  可是大家观察到的事实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只要认真遵守这个规则的发展中国家都没越来越穷,与富国差距越来越大,哪里有什么大家利益都最大化。但是爱因斯坦告诉大家科学的方法“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提供基础,而是理论决定人们可以观察到什么。”既然李嘉图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那么就只好再观察了。

  贫道认为,科学属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并不是全部。作为一种认识论,科学可以在很多领域里成为最有效的认识方法,但在另一些领域里则毫无价值,解决不了问题。正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认为科学是唯一认识世界的方法,才造成非常多的灾难。

  自从发自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被奉为唯一认识世界的途径后,世界另一大文化——中国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论就被边缘化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方法被总结为这样一种关系:人类的对世界的认识程度取决于认识方法,并随着认识方法的发展而发展。迄今为止世界飞速进步都是科学所带来的,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所有方法的最高阶段。万流归宗,唯物认识论将代替唯心认识论,科学将代替迷信。甚至形成这样的概念: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分析方法高于归纳方法。这种认识论的迷信引导中国人把民主、市场、西方文明“梳理”成为系统的迷信思想。

  中国文化自周初就萌生了观察事物的矛盾对立、互相依存和转化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论更注重事物之间联系和从整体角度把握对象;强调“见微知着”,了解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中国人把价值观念融合在认识论里,强调人的主观作用。中国古代思想流派很多,但主流思想都遵循这种哲学理念,无非是各个流派强调其中面并阐述精微点罢了。中国的认识论创造了人类历史最辉煌的文明。摒弃人类精神活动最优秀的一部分,迷信自然孳生。

  本来,西方的重物质的科学方法与中国重精神的辩证思想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中国人善于归纳和概括而疏于分析和推理,西方人善于分析和推理而疏于归纳和概括,这两种思维习惯形成了人类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完整体系。但是,把科学作为唯一认识论,我们就不认为中国的认识论有什么价值了。

  着名科学家杨震宁先生认为:“中国传统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这种看法大概来自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说法:“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爱因斯坦尚没敢说中国人不懂形式逻辑和不用系统试验方法。因为形式逻辑是人进行思维的基本方法。中国人就算没有系统总结出形式逻辑体系,也不犯“鸡子有两条腿,因此有两条腿的都是鸡子”的错误。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是人有一套由符号和语法组成的语言系统。动物不能用语法将语音符号生成无限的句子传达意思。语言深层结构就是形式逻辑。说中国人没有形式逻辑等于说中国人还不够做人的资格。同时,系统试验本来就是任何技术发明的基础,中国人创造了农业时代全世界最主要的技术成就,不是用系统试验的方法还能用什么呢?

  世界进入了一个科学思维创造的“僵局”。“马太效应”不仅使世界越来越“不平”,也使中国越来越“不平”。正是科学思维在有价值观的领域里,在无法拆分的复杂系统中,在运动的事物中的无所作为,才使这个僵局形成。而科学一屁股坐在原来上帝的宝座上被所有人顶礼膜拜,使人们在打破僵局的努力中显得无能为力。当爱因斯坦在对宇宙研究中通过“红移”认识中创造了“理论创造观察”的神话后,科学把它移植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于是有了“世界是平的”的结论。因为“科学的”全球化理论“理应”能“创造”出这种“观察”。这一点不比《圣经》里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更让人觉得神奇!

  当中国人发现大概“和谐”才是社会运动的真谛时,却非常无奈。因为我们无法用“科学方法”建立一套“和谐社会”的模型。如果谁真用“科学方法”建立了“和谐社会”的模型,一定漏洞百出,一定搀杂了很多“形而上”的水货。既然不能“科学论证”,就只好找点“没有学术身份”的“学者”在中央台上像说书先生一样用春秋笔法“讲故事”了。本来是“科学”堵住了出路,还要靠“科学”来开路,这个难题恐怕还要请上帝来解决。

  2003年春节广东流行非典,钟南山的医院接诊117名非典病人。完全用西医方法治疗的46人死亡9人,死亡率20%。其中介入中医71人,死亡1人。死亡率1.4%。广州中医大学接诊50多人,无一例死亡。广东非典死亡率为3.7%,为2003年非典流行期世界最低死亡率。为什么胡吃乱造最早折腾出这个病的广东人这么有“福气”?因为开始不知道非典属于什么性质的病,病因病理都不清楚,科学还插不上手。于是给了“非科学”的中医一点空子。

  春天非典开始传染到全国,但全国人就没有了广东人的福气。这个时候非典已经被“科学”定性为高致病性传染病。既然“科学”已经接手了这个麻烦,中医就靠边站了——传染病归西医。于是北京各中医院再不敢接收病人。全国最终非典死亡率达到6%左右。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的主要是单纯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

  西医为什么能够治死这么多人还理直气壮,还能在4年后喊出“取消中医”?因为西医“科学”。科学的方法需要分离出具体的传染体,要搞清楚究竟是不是病菌,是冠状病毒还是衣原体。还要找到致病原因机理。最主要的是要研究出“特效疫苗”才能具备治疗条件。在此之前西医有“理由”让病人等等。等到解放军302医院发现是感染心脏传导系统并且细胞凋亡主要方式时,并欢呼“做出了合理科学的解释”时,已经是2003年12月了。

  依照科学研究地震,世界除中国外预报准确率只有10%,而动物世界中预报能力最差的是猪,而猪预报准确率达到30%。中国在六十年代开始用一些非科学的方法研究地震,虽然达到了猪的水平,但很快就被科学关到后院里了。李四光的地应力测试,看起来是科学的思路,但还是依赖非科学的手段。因为地应力曲线的变动是否预示地震要发生,第一是要靠经验判断,也就是像中医一样,是老中医治的了的病,新中医并不见得就看得准。其次,如果预报了,不仅只是一种概率指标,而且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曲线与地震的概率关系。科学研究在无法说清楚原理时是“不科学”的。因此,即使李四光的理论,也不是科学理论。耿庆国的“旱震”理论,虽然也能解释点大旱与地震之间的物理关系,但并不能用“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方法”来检验。因此也不“科学”。至于“土法”观察,更是与科学无关。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鱼在地震前会乱跳,而且并不是每条鱼都有一样的动作。也就是说,中国预报地震的理论是建立在非科学基础上的,是一种近似中医诊断方法:凭经验和感觉,识别症状而不能提供可观察的联系情况下就下结论。但是,科学并不比当年的神学更宽容,李四光的研究方法在文革一结束就弃用,耿庆国虽然还在蹦跶,但早早就被边缘化,他能庆幸的就是没有像布鲁诺一样被烧死而已。

  因为我们选择了伟大的科学,所以就必须忍受比猪还多两倍的地震伤亡概率。这也不必法轮功高明到哪里。

  科学、民主、市场都是完全唯物主义的。科学,用事实说话;民主,让民众自己说话;市场,让平等的双方讨价还价。

  西方的认识论与西方的方法论有一定的同一性。唯物主义只承认物质因素起作用。由于只要给人以充分地自由,“人之道”就呈现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正反馈特征。这与马太圣经里主张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是一致的。

  中国人的认识论往往有唯心主义的主观成分。认识论本身就包含“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是方法论。“和”是讲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是讲简单的同一性。事物可以从简单的同一性上分析,但也可以从对立统一关系上分析。但中国人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人“择善而从”的价值判断。同时,中庸又是这个价值观的核心,既要从“执其两端” 认识事物,又强调“过犹不及”不能偏于一端。

  中华文明是从黄河流域逐步扩展到其他区域,中国也是多种民族融合起来的。中国的大一统建立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上,强调“融合”。西方文明则始终以“威服”为核心。中国人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利益可以不同,“和而不同”。以唯物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美国人聚集在一起利益完全同一——赚大钱的好地方。除了“爱国”(保护这个赚钱机器)做黏合剂,一点找不到其他融合因素,“同而不和”。票决民主的特点就是一部分人的意见一旦被程序确定为合法的,其他人的意见就等于“无”,“以同稗同”。

  中国哲学里的“天道”观念是物质世界正反馈系统的补充。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强调“道者”要行天道。虽然中国统治者很少行“天道”,社会系统依然不断走向崩溃。但由于有这样一个哲学理念,每次都有人喊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来“替天行道”。

  “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是“科学思维”,建立在贫与富是绝对对立基础上。要让人民富裕,只有富人先富,穷人先穷。最后富了的人“同一”穷人。不过没有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用“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过这个美好愿景。相反,能看到的是拉美很多国家曾经一只脚都跨进发达国家边缘了,贫富差距继续在扩大,但中国精英集团坚信不疑。本来中国人长期市场经济经验很清楚:“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只要放任市场经济,只要“除井田,民得卖买”,一定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要保持社会安定,就认识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只有按规矩办事(没有就要建立),让每个人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循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个思路,就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把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再分配体系,最低工资制度和劳保制度的建设以及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的建设上。就不会在90年代后期用“国企改制”制造5000万下岗职工,并通过房产开发造成数千万失地农民,使贫富分化急速扩大。

  按照科学思想,解决中国出现的价值观错乱只有法制一条路。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在解决价值观问题上,法制并没多少办法。只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中国传统的礼法就非常强调摆正个人价值观的位置:“君子不尽利以遗民”、“君子仕则不稼”(孔子语)。既然当官了就好好拿自己工资,别再做生意,别想着把所有钱都弄到自己腰包里。把中国传统礼法说成罪恶滔天的“礼教”,就只好享受“礼崩乐坏”的结果了。

  西方人的市场万能和民主至上理论,是建立在西方依赖一套能够剥夺世界财富的体系和占有世界所有可能现代化资源基础上的,这也与西方人传统——用强力“以同裨同”——的哲学思想有关。这种思想并不能给世界带来安定,也不可能长久维持西方人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生活。因为整个世界处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状态一定最终产生“暴民”(恐怖分子)来“替天行道”。对于今天的中国,且不说能否通过“以同裨同”来打破西方人经营了几百年的经济体系,就算能够,中国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强大起来——因为中国一国人口就比整个西方国家人口多。

  钱学森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取得很大成功,为中国的富强作出极大贡献。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因此,他在研究中医发展方向时,就难以找到新的观察点。

  贫道觉得,既然科学和非科学认识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领域,就各干各的算了。贫道在研究很多问题时用的也是科学方法,但对另一些问题则习惯用非科学方法。总不能让贫道回道观见祖师爷时还很“科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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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松林的“科学”用的有些诡辩的味道。本来“科学”一词,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含义不同,但不能贬低这个词,咒骂这个词。
    2010/1/22 23:35:46
  • 自恨迟到!否则将学到更多大乘之见,充己之渴——希望多来,也希望能凑热闹。
    2009/12/17 12:07:47
  • 所谓学问,都是人类探索自然过程中得出认识。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自然,会得出不尽相同的学问。但其中的不同,随着人类认识向真实的逐渐逼近,必然去伪存真地走向趋同,除非大家探索的是不同的自然对象。中学也好,西学也罢,自吹自擂都不能证明自己有理,唯一的有理证明是经得起实践验证。现代科学的盛行,并非是因为西方人的自吹自擂,而是因为它比较经得起实践验证。中医要想超越西医,只能走实践验证一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
    2009/12/16 4:26:13
  • 【中国人的认识论往往有唯心主义的主观成分。认识论本身就包含“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是方法论。“和”是讲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是讲简单的同一性。事物可以从简单的同一性上分析,但也可以从对立统一关系上分析。但中国人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人“择善而从”的价值判断。同时,中庸又是这个价值观的核心,既要从“执其两端” 认识事物,又强调“过犹不及”不能偏于一端。】

        这里面的“同”、“和”、“中庸”、“两端”等词语,以照字面来理解,而没有搞清楚阴阳观的本质:轴心说,就会产生歧义。而一但认识清楚了阴阳观的本质,“中国人的认识论往往有唯心主义的主观成分”就是误解啦。
        中国人的认识论即不是主观,也不是客观,而是老子说的“观复”。是整态下的思维直观。而对这一认识论的陌生,才产生了道人如此深沉的感慨。
    2009/12/15 17:07:40
  •        支持分析,有很强的共鸣感,有畅快淋漓的感觉,收藏了。

         不过觉得,东西方文化是人类的两大经脉,各自都有很强的功力,各归各只是现阶段暂时的应用方式,而最终人类是要打通这两大经脉的。不管现在是水火不容还是油水不和。要不祖师爷问起,西方为何如此强杀戮,无法得解时又要坐关参禅了。中国现代禅师是要肩负起这个历史责任,不管需要多少时日总会天晴的吧。

         和,来自中国古时候的九宫认识,达到各个方向的均衡。和谐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如果只从科学的视角寻求,也许又是只执一端了。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公平和效率如何得兼?
    2009/12/15 16:55:31
  • 执道者所言就是终极真理,科学往往用刀叉来证明,非科学或玄学往往用筷子来证明,时间将最终证明筷子是离终极真理最近的
    2009/12/15 15:27:10
  • 既然科学和非科学认识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领域,就各干各的算了。
    2009/12/15 11:16:42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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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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