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林   草根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邋遢道人 - 杨松林首页
张维迎哪里像经济学专业的!(中)
2009-02-26
字号:

  三、再说罗斯福新政问题

  张维迎先生维护新自由主义的决心是坚定的,态度是一致的。对于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所谓“救市”政策, 张先生认为是“饮鸩止渴”。

  张先生这里再一次批判了罗斯福新政。说“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

  胡佛确实实施了很多与罗斯福新政相似的政策,但是前者没有把美国从泥潭里救出来。这成为新自由主义学者把罗斯福新政说得一无是处的主要理由。但是,胡佛的失败并不见得就是因为扩大政府支出,限制工资下降造成的。胡佛总统“救市”政策中包含签署了提高关税的霍利-斯穆特法案,希望以此保护美国制造商和农民。但是,美国这个时期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出口大国,产品竞争力比其他工业国强很多。由于美国没有殖民地,对自由贸易体制更加依赖。胡佛这样做,迅速遭遇欧洲国家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到1932年,有25个国家加入这场报复。尤其是英国在1932年制定帝国特惠制,即英国政府和英联邦成员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相互提高贸易特惠,从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传统市场上排斥了诸如美国这样的第三方。结果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额比1929年仅下降9.5亿美元,而向欧洲的出口额却下降15.6亿美元。同时导致全球贸易下降40%,反过来恶化美国经济。二是为逃避外部联合抵制的威胁,美国企业外迁,仅霍利-斯穆特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制造商在外国开设工厂258家,这就弱化了国内就业。

  同时,胡佛的所谓公共工程更多的是 “胡佛大坝”等施工效率很高的大型工程。投资很大,但创造就业机会和转移为工人工资收入的比重小。另外,胡佛虽然也在限制企业降薪,但他更多的是采取把实业界和劳工领袖召到白宫用说服的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胡佛并没做更多的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措施。他不愿意给失业者提供联邦救济,认为那样做将导致预算不平衡从而破坏对国家信贷的信心,冲蚀接受救济者的道德品质。

  把罗斯福实施的政策称为“新政”,并不是人们一直不知道胡佛总统做了些什么。根本不用现在 张先生出来用“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来进行考证。

  1933年,罗斯福首先将《斯穆特-霍利法案》修正为《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并施行“最惠国待遇原则”, 1934年1月10日 ,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促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强化了美国商品的对外竞争力,逐步消除胡佛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危害。

  与“胡佛大坝”不同的是,罗斯福的所谓“公共工程”项目,更多是“以工代赈”的载体。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专门吸收18 -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 200 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 9 个月。新政期间政府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很多投资并不见得有看得见的利益(包括大量公园、水土保持项目、12000个运动场等项目)。包括长期目标的公共工程 (先后拨额 40 多亿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投资近 10 亿美元 ) ,先后吸引了 400 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拨款 50 亿美元兴办专门针对青年人项目,总计雇佣人员达 2300 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实现间接救济达 180 亿美元。

  与胡佛总统邀请双方到白宫谈判的“作秀”不同,新政通过了《社会保险法》。从此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美国此前也没有最低工资标准,1938 年 6 月 14 日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 ( 又称《工资工时法》 ) 。美国个人所得税此前不是累进税制度,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到1939年,GNP增至2049亿美元(1929年为1044亿),失业人口减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信心。

  “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先生从供给决定增长看,罗斯福新政确实没有促进私人投资增长。但是,过剩性经济危机并不是因为“投资不足”形成的,而是因为“消费不足”形成的。罗斯福新政更多是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措施,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率最高。只要商品有人买了,企业才会活,投资才有信心,才谈得上“供给”。

  张先生认定政府救市会延缓经济复苏。但他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罗斯福实施了比胡佛总统更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美国经济不仅没有更恶化,而是逐渐恢复了。 张 先生更加难以解释的是,当罗斯福把新政关于消除低收入群体,提高转移支付,消减贫富差距的措施,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制度化后,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长期经济停滞,倒是造成了美国持续半个世纪的繁荣,并且将近30年没发生经济危机,以至于有人以为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周期性危机的宿命。

  三、关于对中国目前经济问题的判断

  本文同意 张维迎 先生反对政府对房市救助的政策。但是对他认为只要“交易自由”房价就会往下掉却不认同。因为房产市场可以是价格越低买的人越多的居住市场,但可以变成越涨越有人买的投资市场。如果真的完全“交易自由”,放开外资投资中国房市,房市不仅一样可以启动,而且房价还会攀升呢。只是现在政府一托市,高不成低不就,才没有交易量。

  张先生对中国政府选择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批评却是不着边际。

  张先生说:“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能看清楚 张先生这段话的主语是谁吗?如果主语一直是“各国政府”,是“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引起的,(美国)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的意思,他说的就不错。但是他这段话是放在议论中国政府救市政策部分说的。前的主语已经偷偷换成了中国,批评中国政府启动内需和加大投资是“怎么又可能”的。问题是,假如 张先生真的把“中国“写上去,那么“怎么又可能”却又变成“完全可能”了。这句话就变成:“危机是由美国人的过渡消费和中国人过渡投资引起的”,在美国消费下降后,中国“完全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以替代美国人消费来“解决危机”。写上中国两字就没法让批评成立,只有空起来主语才能让人糊里糊涂接受批评。

  谁能料到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尔利斯还能培养出语言大师呢?

  张维迎先生对中国的储蓄和投资进行了分析。他举出两组数字,“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结论是什么呢?没结论。因为这两组数字前的一段话用“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进行了否定,后一段话用“……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进行了肯定。 张 先生本来是想说明:中国储蓄率高“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由于“国有企业赚了钱不需要分红”,造成“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最后断言:“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可惜,张先生的数字并不正确。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口径。这个数字只能从“人民生活”栏目中“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和“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中的“可支配收入”(农民为“现金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农村为“现金支出”)的差,除以收入得出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储蓄率。下面是1996年到2006年这两个数字情况。

  表三    1996-2006年居民储蓄率(%)变化情况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城镇居民 10.5 20.1 20.4 21.7 23.8 26.0

  农村居民 -11.0 -7.1 10.2 4.9 6.6 8.6

  注:本表数字均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人民生活/(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和(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表中数字表明部分农民靠现金借贷消费。

  从上表看,我国储蓄率与 张 先生说的相反,是以惊人速度上升。

  中国居民储蓄率从1996年到2006年攀升了148%,竟然翻了一番半年均增长9.5%。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从3.85万亿增加到16.16万亿,年均增长15.4%,是同期GDP年均增长9.2%速度的165%。[4]确实是很奇怪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居民储蓄额不断攀升,储蓄率翻一番半呢?难道短短10年,中国人突然不喜欢花钱了吗?

  只有注意到下面数据,才会真正了解其中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不同收入群体的储蓄率是不同的,收入水平越低,储蓄率越低。收入水平越高,储蓄率越高。(见表四、五)

  表四  2003年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左低右高)储蓄率

  占居民比例 10% 10% 20% 20% 20% 10% 10%

  储蓄率 % 1.1 10.7 15.2 20.1 19.7 26.6 33.5

  表五   2003年农村居民按收入等级分(左低右高)储蓄率(现金支出/现金收入)

  占居民比例 20% 20% 20% 20% 20%

  储蓄率 % -24.2 2.6% 11.4 19.0 26.7

  同年,城镇居民平均储蓄率为23.1%,农村居民为8.7%。[5]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率会有所提高。但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及如果此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速度远快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速度,那么总体储蓄率就会有一个另外的增长因素。由于这些年来高储蓄率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低储蓄率的农民,城镇中高储蓄率群体收入增长高于低收入群体,农村中高储蓄率群体收入增长高于低收入群体,这是中国储蓄率惊人攀升的主要原因。

  1996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4.5%,城镇居民年均增长8.3%,城镇居民比农民收入增速快84%。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群体收入年均增长2.7%,最高收入群体年均增长14.6%,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比低收入群体快441%。由于2003年统计局才增加按收入等级分农村居民数据,无法印证农村具体情况,但可看到的数据表明,中国储蓄率超常增加与收入差距在1996年后突然增大有非常强的关系。

  把目光深入到结构上,会发现很多事情与想象的不一样。中国人有钱就存起来不花?看看2006年农村居民现金支出占现金收入比重就知道了。(见表六)

  2006年按收入五等份分(左低右高)农村居民现金支出/现金收入(消费率)[6]

  群体比重 20% 20% 20% 20% 20%

  现金消费率 134.1% 102.1% 94.0 86.7% 76.5%

  中国有15000万农民,挣100元,借钱花到134元。消费观念超前的很嘛,这样的消费率恐怕最敢花钱的美国居民也达不到。中国有3亿农民是借钱过日子的。穷帮穷富帮富,中国80%的农民,也就是中国一半人口现金消费率基本是100%。

  经济学讲的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想买没钱构不成需求,有钱不买也构不成需求。中国有6亿多,几乎是美国两倍的人群消费率接近100%,还说中国储蓄率高,才真是奇怪的说法。

  张先生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倒是真实的,但是 张 先生提供的数字却让人目瞪口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国家统计局标准统计口径,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和“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换算出来。本不应该出错的。下面是1996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1996-2006年最终消费(居民加政府)和居民消费率[7]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最终消费 59.3 59.6 62.3 59.6 54.3 49.9

  居民消费 45.8 45.3 46.4 43.7 39.8 36.2

  张先生是搞理论的,可能对宏观运行数字不太熟悉,查阅这类数字有难度。但是,既然是学经济的就该知道消费与储蓄是一对矛盾,储蓄率高消费率必然低。怎么能想象出在同一时期会出现居民储蓄率上升,居民消费率却会下降的数据。 张 先生见到这些数据首先应该想想是不是错了。最重要的是,即使 张维迎 先生对宏观经济概念不熟悉,也不会查阅运行数据,也应该具备生活常识呀!比如看到居民消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15%的数字,应该想都不要想就判断是假的。一个国家每生产100元,居民只能消费15元,怎么活呢?2005年GDP是184,739亿元人民币,假如居民消费真的只占16%,那么人均只有2131元,一个月只有178元。2005年这样的消费可以想象吗?又如前面讲199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达到30%以上,就算是31%,那么换算出来1996年中国家庭人均消费只有每月160元。1996年的物价与2005年差不多,160元一个月怎么过呢?[8]

  所以,搞理论的还是研究纯理论好些。比如张维迎先生说到“政府储蓄高”的概念,不知道是他的“政府储蓄”自己定义的概念还是宏观经济中的概念。西方经济学广义的储蓄把政府部门也作为储蓄人的一部分。政府部门的资金收付活动是通过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进行的。“政府储蓄”就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一般把差额为正数,也就是有财政结余才叫政府储蓄。文革结束后,中国只有在1978年等极少数年份才有过结余,多数都是赤字。到新世纪,每年都是2000多亿的财政赤字,怎么会存在“政府储蓄高”的概念呢?

  张先生为了把居民消费低的责任推到国有企业身上,竟然说中国投资过热问题是国有企业进行了大量“无效投资”,让“居民却没钱花”。连栽赃也不会嘛!

  目前我国投资过剩的主要是哪些行业呢?显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与私营、外资等的比例为100比111。但是,在制造业为100比371,房地产业为100比434。[9]凡是目前过剩的,卖不出去的,基本都是私营和外资投的。同时国有企业的人均工资和福利水平也是最高的,怎么会是国有企业投资无效,让居民没钱消费了呢?

  凡是牵涉数据应用,都显示出剑桥经济学博士的短处。看下面一段话:“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算法也许没错,但算出来的数字推演出的结论结论却是南辕北辙。 张 先生把方向用反了。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增长动力是不同的。在繁荣阶段,投资自然旺盛,当然投资与增长强相关,同时也正是投资过多出口过多挤占了国内消费。当外需萎缩,经济萧条时期,为了经济复苏,只能通过提高国内消费才会促进增长。把高涨期的数据来做低谷期选择依据,当然是一盆浆糊。这才有机会让 张 先生提出这种故作玄虚的问题!

  这个故弄玄虚的问题问完后,张维迎先生感叹:“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本文不打算评论奥地利学派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因为供给和需求本来就是互为因果的,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奇怪的是,张先生在这里大肆批评中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理论,极力向中国政府兜售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却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摇篮地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批评一句,也没有规劝奥巴马政府采取同样的政策。


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姓名 
联系方式
  评论员用户名 密码 注册为评论员
   发贴后,本网站会记录您的IP地址。请注意,根据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您的发帖内容、发帖时间以及您发帖时的IP地址的记录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有
关机构。详细使用条款>>
草根简介


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最新评论 更多>>

最新文章 更多>>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QQ513460486 邮箱:icaogen@126.com
CopyRight © 2006-2013 www.caog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110479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