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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用合作化解决三农问题更符合科学发展观(上)
200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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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说“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意思是一件事情怎么办,你会见到千奇百怪的建议和方法。确实,就杀猪来说,一头猪有无数个部位,哪里都可以下刀。在说不清楚猪的构造的时候,从哪里下刀都能找到理由。真的从屁股下刀也不是找不到理由的:首先,屁股离头远,不容易被猪咬着;其次,屁股上有个尾巴,一手抓尾巴一手下刀顺手;第三,我曾经从头上下刀直接碰上骨头,根本没戳进去;第四,好像见过谁这样杀过,第五……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你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大师们一个个口吐白沫,说得头头是道:

  土地私有化,公司加农户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第一,私有化和市场化是方向;其次,第一步改革已经实现了家庭经营,而且土地已经在流转。顺手给农民以土地处置权就解决了市场化问题,做起来很容易;第三,我们以前搞过合作化和集体经济,已经证明这个方法没解决吃饱问题,没解决农民富裕问题;第四,美国就是土地私有化,而且以来规模经营搞农业,效果很好;第五,……

  而一一否定这些说法也不容易,因为你总不能认为他们讲的不是理由。简单地再提一个建议也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多一种杀法。

  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是个世界难题,世界上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三农问题包括:农业生产效率要上去(劳动生产率和单产),农村生活方式要现代化(教育卫生、保险、劳保),农民生活要富裕(与城镇居民比差距不大)。三农问题是困扰绝大部分国家的大问题。苏联模式显然没解决好,虽然苏联不存在农村、农民问题,但农业一直上不去。其他后期国家就不用说了,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的偏远农村现在还往往活跃着造反农民。改革前中国的集体经济体制似乎也不完善,饿死过人,农民干活懒散等,最主要的是当时经济整体水平低,所谓三农问题不突出是自己相比,三农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大概有两类,一类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方法是土地私有化,公司加农户,巨额农业补贴;另一类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方法是土地私有化,农村合作化,政府特殊优惠政策。

  贫道不再提从哪里下刀的建议了,只分析一下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各种成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如何抓住这个根源的。

  贫道以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打算专门欺负农民,不希望农业搞好,农民富裕。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比城市问题、工业问题要麻烦呢?道理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远远小于工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产出能力的空间和幅度也远小于工业。工业一项技术应用能使产出增加几倍甚至十几倍,农业一项技术应用能提高百分之几十就谢天谢地了。同时,其他行业新技术发明速度往往快于农业,一个良种没七八年不行,一个工业技术发明可能只用一晚上。其次,农业的资源接近有限资源,不像工业,本来山上没用的石头,现在突然叫什么矿了。太阳照着人类几百万年了,现在突然能发电。就算耕地面积能增加点,但都有限。这两点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事情。你不可能突然发明一种一亩地产3万斤粮食的技术,也不可能让花岗岩变成可以吃的东西。因此,这是客观规律。

  于是问题就来了,而劳动生产率的大小是收入分配的起点。你本来一个人一年生产1吨粮食,我一年生产100双鞋,因此市场价格为一吨粮食换100双鞋。过了两年,你一年能生产1.2吨粮食了,可我因为技术进步已经能生产1000双鞋了。按原来价格,我的劳动收入一定趋向比你高,起码潜在条件高(老板不会都拿走,总在涨工资时考虑这一点)。同时,由于农业产出增长率低,也促使资本向非农产业流动。

  但是市场本身有调节功能。方法是两个,一个是将迫使农民离开农业到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力大的非农产业转移。转移后农民人均资源量增加,劳动效率会因此提高。另一个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会呈剪刀型走势,前者上后者下,也就是所谓“剪刀差”。比如不再是1吨粮食换100双鞋,是1吨粮食换200双鞋。

  但是,从总体来讲,市场的这些调节力量总是慢于,或者小于技术进步的能力。因为,首先,对工业来讲,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本身就意味着用工趋于减少,因此非农就业机会既随着需求多样化而增加,又随着技术进步在减少。人均耕地多,工业化起步早的国家余地大些,但人均耕地少,工业化起步晚的国家就麻烦了。同时,农产品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总不可能同步跟着工业品走。于是,即使美国这样人均耕地资源非常多的国家也没能形成均衡。直至现在,美国农业劳动者年均获得政府补贴1亿美元左右,即使如此还大约为非农就业者收入的75%。如果不补贴,只达到非农就业的一半。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慢,资本就会是这样情况。首先会趋于流向非农产业,这对农民不利。其次,强大的城市资本回流农业的时候,单薄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对抗,又侵蚀了农民的发展机会。

  显然,由于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不同特点,造成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调节出一个均衡发展的经济系统。换句话说,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处于一个正反馈系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一种不断拉大的状态。

  三农问题中,农业问题最单纯,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农村问题又回到一个客观上了。首先,由于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农村积累资本小于城市,因此农民自己办教育,办医疗和社会保险的能力就差。城市资本进来赚钱不容易,而且也会侵占农民自己发展第三产业机会。其次,服务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律。服务业增长速度和占国民收入比例与人群聚集程度高度相关。人越密集服务业越发达,人越稀疏服务业越弱小。因为服务业有“社区”性质。虽然当年郑州亚细亚商店到处宣传“星期天到哪里去,郑州亚细亚”,但连开封人都很少跑去,更不要说南阳人了。农业需要劳动者越分散越好,服务业人口越集中越好,这就是矛盾。就算美国,偏僻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很多方面比城市照样有距离。于是,农村问题也是个正反馈系统惹出来的。

  还有一点,由于农村财富积累速度慢,存在生产内容和产销时间同构问题严重,加上小农经济体单薄,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就远比制造业问题大得多。

  总结一下,之所以三农是个问题,就是因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民收入处在一个正反馈系统中,有一种必然使它们难以改善,与城市相比趋于恶化的“客观规律”。

  现在我们讲究“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看待事情的时候要注意客观规律,找到猪的生命究竟是怎么维系的,那些地方是致命点,这样,解决方案就出来了。杀猪杀屁股显然不属于“科学发展观”范畴。

  对解决一个处于正反馈状态的系统要怎么办呢?简单的很,就是制造一个负反馈条件,纠正负反馈造成的偏差。这一点贫道的祖师爷在差不多3000年前就说清楚了,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老子说的天之道,就是负反馈系统,人之道,就是正反馈系统。天之道让事物趋于平衡,人之道让世界趋于两极化(典型的是麦克风发出的声音形成再进入输入端,于是会出现越来越强大尖叫声)。由于两极化的正反馈系统结局都是崩溃,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平衡机制。全世界比较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按“道者”的方法,建立了一套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系统。但是,条件不一样,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为什么采取私有化,集约化,公司加农户和巨额补贴方式,而同样成功的日韩台为什么采取私有化,合作化加政府扶持呢?这与土地资源条件有关。

  有些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很大。比如2006年的人均耕地面积(注意,不是指耕地/劳动力),世界平均为3.26亩(用亩不用公顷直观些),美国为8.8亩,加拿大为21亩,澳大利亚为36.1亩,阿根廷为10.9亩。人均资源多,形成耕地/农业劳动力的资源量就很容易大。每个劳动力拥有资源量大,才能与工业的创造力有一比。如果人均耕地少,形成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农业资源的条件就困难,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就低,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力就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到2006年达到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耕地分别为1133亩、1522、1029、3386亩。假如中国要达到美国劳均耕地水平,中国只需要172万农民,连家属不过400万左右,是现在农民人数的0.5%。如果达到加拿大、阿根廷就更不得了。因此,美、加、澳和西欧国家的资源情况使他们起码在一个时期内有条件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集约化趋势减弱正反馈的力量。但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欧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而补贴本身就是“政府干预”而不是市场规则,就是建立了一个负反馈力量,就是不得不听贫道祖师爷的话。

  因此,中国要通过规模化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恐怕要先算算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否则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太大了——转移出99.5%的农民到非农就业可不是件说着玩的事情。别说达到美国劳均耕地水平,就算只达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也要转移95%的农民。美国的百分之一,转移一半农民。要是规模化程度只是美国的百分之一,采用美国模式发展农业中国农民就会富裕起来,就有竞争力?还有那1万美元补贴呢?因此,人均耕地小于7、8亩的,走欧美农业发展模式客观条件就不足。

  当然,硬要走,杀猪杀屁股也是没办法的。典型如人均耕地只有1.2亩的菲律宾。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走欧美道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量农民迅速离开土地走向城市(这些国家大部分早在上世纪末城市人口就超过60%),虽然到城里也难找到工作,无非是住在贫民窟里,形成另一个低收入群体,一样存在教育、卫生、福利问题。结果劳均耕地一样远低于欧美水平。(菲律宾7.8亩,泰国13.2亩,印尼8.2亩,超过30亩的基本没有),于是三农问题照旧,还增添了一个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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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对于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观点是:土地归乡村集体所有(以乡村全体村民及其村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代言机构村委会来具体地行使所有权),农户只具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只是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应该由农户和集体与受转让方共同协商议定流转价格,并在农户和集体自己进行适当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农户自己随意将土地的所有权及承包经营权转让出去或“出售”。
    最重要的是没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遵循合理的程序应该是:农户放弃(向集体交回)承包经营权-集体收回承包经营权-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再次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另外的经营主体。所有这一切过程都必须在村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的执行和监督下进行,并做到所有的环节公开透明。这样才可以保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并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到侵害。其他方式都存在改变土地所有制和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风险。
    希望专家学者沉潜下来认真研究一下土地流转过程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就不会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好农地用途,并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
    2008/11/20 10:05:00
  • "三农问题"处理的结果能否成功,衡量的标准是农民能否因增收而富裕,以现行的政策以观之,农村人均耕地少,劳动生产率不高,农业成本重,农业总产值有限,农业利润更是微薄,且农业一直存在"丰产价贱"的事实,故而农民总收入有限,人均收入极低,且改善的可能性困难重重.因此十年内,农民的处境将很难得到改善,收入很难增加,城乡差距将会扩大.
    2008/11/16 16: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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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通过审核的评论员: wulezhi   洛云竹66   13150142784   hngtkj   1298168643   JUSTSOSO   wu03719   褐瞳001   天地弗久   顽强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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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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