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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改革”应该慎重考虑后再实施(二)
200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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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避免产生大量流民的配套措施吗?

  所有人对土地私有化表示异议的人都提出过这样的担心:土地私有化会不断产生失地农民,也就是无法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流民”。而流民滋生在中国2000历史上是社会动荡,王朝覆灭的根源。

  这次改革的倡议者是这样安慰那些“胆小者”的。首先,土地流转改革不是土地私有化,因此不会像旧社会那样大量产生失地农民。其次,土地使用方向会得到严格控制,土地还会以农业经营为主。农民即使失去了土地经营权,一样可以作为雇工获得收入而不成为流民。第三,这次改革会形成大量城市资产进入农村,对“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开辟了空间。城乡居民互换,有条件的农民进了城,有些城市居民会选择农村和农业生产,只要大家都有了自由的身份、机会和机会,市场一定能够摆平这些问题。

  我们一项项来分析这些说法。

  首先,不是标准的土地私有制就不会产生流民吗?搞清这一点必须把中国古代流民产生的因素和过程弄清楚。

  古代流民是什么?简单讲就是在当时生产方式中被强制从农业中“溢出”的,没有劳动机会的群体。一般来讲,中国古代虽然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小农破产,但地主毕竟不亲自种地。从道理上应该是这样:被兼并的耕地的农民无非是从自耕农变为佃农和长短工,大部分农民总还应该有地种。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土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改变,必然使分配发生变化,并最终导致部分“农民”被溢出土地。我们可以做个简单计算:

  如果一户5口之家的小农经营自己的10亩耕地可以勉强糊口,那么如果他是佃户,地租是五五开,他就需要佃租20亩地才能糊口。也就是从每亩地可以让0.5个农民不离开土地变成0.25个。这就必然“溢出”一半农民。随着兼并加剧,更多农民需要租地,这就给地主提高地租提供了机会。于是地租变成四六开,这户农民就需要租赁25亩地才能活下去。又一批农民被必然“溢出”土地。这是个正反馈系统,越多农民被溢出土地地租就越高,地租越高越多农民被溢出土地。最终导致遍地流民。明末闯王等上百万起义军几次被剿灭的只剩下几十人甚至7个人,但只要这个规则不变,几年内就又滋生出数以十万计的流民。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没几年就把明王朝给推翻了。

  土地流转改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土地集中在“种田能手”手中吗?别管名字起得多好听,但土地将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农民将失去土地是个必然结果。

  有人会解释说:“这与解放前不同,农民会选择把土地租给经营者而不是一次性转让,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年年获得收益,而且有收回土地经营权的条件”。

  这还是只能在理论上讲得通。中国古代农民一样把土地看成命根子,没有一个农民是自愿放弃田权的。但为什么土地总是越来越集中呢?因为小农经济是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小农经济体不可能完成农业社会全部分工,必然要与市场进行交换。而农业又是“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要卖大家一起卖,要买大家都要买。这样的市场很容易被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者控制。最主要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来的西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冷空气去年只在黄淮徘徊,今年就可能只在长江以南肆虐,加上地上一条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黄河,三条龙搅得周天寒彻,基本是三年两灾。自然灾害加上小农经济体本来就吹弹可破,灾年上再出了个病人、死了条牛就能让一个小农家庭借上高利贷。最终只好“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还是卖掉土地。一个小农变成佃农容易,一个佃农变成小农就难上加难了。这就是流民数量越来越大而从来没逆转的原因。

  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吗?没有吧。即使有些农民会选择把土地租出去,但一旦遇见城里人根本不在意的事件——去东莞打工的儿子失业了甚至因工伤回家了,孙子考上大学了,老婆患心肌炎了——也一定选择“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把土地一次性出让了。这样的情况还用假设吗?

  中国农村人口巨大,2006年人均月收入低于50元的农民就有1000多万(月均14公斤大米的收入!)。再往上说,中国有3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过1700元,月收入只有140元(其中15000万月均不足100元。够一人一月30斤粮食,3斤猪肉,3斤鸡蛋,1斤花生油,剩下的买盐) ,这些家庭市场化率已经很高(收入最低的1.5亿人现金收入/总收入比重达到74%,稍高点的1.5亿人为78%),比当年的小农(古代中国小农市场化率大约在30%)还要更充分地经受市场经济这个大风大浪的考验。这样的家庭承受不了任何小灾难,而灾难还往往会发生在他们头上。3亿人呀!不用5年,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没机会与任何形式生产资料结合的群体”。

  这次所谓土地流转改革是2003年后进行过一些试验的,一些试验并没发现什么问题,还往往是“双赢”。不要忘记,这4、5年恰好是中国罕见的风调雨顺的4、5年,而三年两灾才是中国的“常态”。如果连这一点都忘记了,以后出事情也只有认了。

  问题不仅在此,还在于这次改革明显希望城市资金进入农村,要用“公司+农户”的形式解救农民。

  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点。

  古代小农经济频繁破产不仅因为经济体单薄,还在于商业资本过度优势、强大和市场经济最终走向赌博经济的诡异。

  今天,非农产业中拥有数亿或者数千万“闲散”资金的人很多。这些人不仅拥有巨大资本,而且有非常强的社会关系。这同古代动辄拥有数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的商人一样。这些资金涌入农业经济,就像大象跳进澡盆里,小农那些钱财立刻四处飞溅。有人会想,这些资金投入农村、农业,不是好事吗?

  只要土地流转改革一开始,一定有大量资金进入农村,但它们进来会做什么,结果是怎样,一定是好事吗?可以从中国古代经济中得到启示。

  中国古代经济的特点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稍大点的地主都经商,都放贷,大商人也经营土地,商业资本渗入土地经营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王朝初期,由于刚从战乱恢复:地价低,粮价高。比如宋朝初年粮价大约每担(约118斤)600文左右,地价约1两银子(1000文)1亩。中国古代大约1亩地产1担多一点(59公斤)粮食(到解放初期,我国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就70公斤左右),投资2两银子买地,收价值300文的谷物地租(按600文1担,四六或五五分成),年投资回报率15%,还是合算的。

  土地是有限资源,任何有限资源的价格都是逐渐上升。王朝初年土地价格在1-2两一亩,会在中期很快达到20两左右一亩。而粮食是再生资源,供给能力影响价格,价格虽然也涨,但大约在700文左右1担。这个时候地主商人以吃地租为目的投资土地就有些不合算了。因为还按五五分成,即使粮食单产提高点,也无非能收400文钱,投资回报率就只有2%了。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土地一定持续涨价,王朝后期能涨到50两,甚至100两一亩。50两1亩,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8%,涨到100两1亩,只有0.5%。在资金利息达到25%以上的时期投资土地(王安石青苗法还合年息20%),不是傻瓜吗?地主就是资本家,他们真的傻么?不是!他们是把土地当作股票、期货等赌具来赌博,赚钱了。由于中国自然灾害频繁,小农破产卖地和丰年买地很频繁,换句话说“短线”会波动。土地作为有限资源长期一定涨,也即是说是“长线”看好。因此,中国才有“千年田换八百主”的频繁土地交易活动。地主商人需要把土地这种重要生产资料作为赌具来玩,从中赚钱,这是中国古代有一个强烈的土地兼并趋势的根本原因。

  由于土地除了“交换价值”还有“使用价值”,土地拥有者自然会造成并促进流民产生。

  今天,商业资本进入农村,一部分会进入农业生产、加工行业,一部分会变成炒作土地的资金。这是不可避免的。连内蒙的沙漠都有人愿意炒 ,何况山清水秀的长城以南?

  有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既然是中央在掀起“第二次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而且是“解放思想,继续深化改革”的主要步骤,各级政府一定是按照“土地越集中越好”,“城市资金进来越多越好”的原则来行事。这样行为必然会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按照“只要没有命令禁止就大胆干”的原则来做——这在引进外资时期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最终商业资本与官员利益结合在一起,下面的事情一定发生。

  首先,巨大的商业资本会吞噬原来农民自办的种养殖业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工业,把他们赶回种、养殖业。虽然这样做不一定会减少产出,但本来农民身份的企业家将大量破产或者放弃经营,本来与他们有各种关联的农民的利益也会大幅度减少(不可小看这一块,尤其是中小企业)。即使蛋糕会大点,但城市资本切掉的部分一定大于蛋糕增长部分,农民收益不会增加反而减少。而强大的商业资本会加速土地集中力量,并促使更多的农民选择一次性出让土地经营权。

  其次,一定会出现官商勾结把土地作为投资品而不是生产资料的活动。这样的活动究竟是什么样式,现在很难猜想。但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有无限的创造力,根本不用发愁。

  总之,现在看到的土地流转改革各项措施全部是向着滋生“没机会与任何形式生产资料结合的群体”努力,没看到有什么能够制约相反方向的配套措施。

  改革改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不可怕,改革改出一个不断滋生流民的体制,恐怕就要小心了。再“英明”的领袖遇见崇祯皇帝面前的那个摊子,都是没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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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大概在于:一,把农民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具有与大公司和大资本相抗衡的力量(成立农民协会等实实在在的农民组织)。二,免费为农民提供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提高农民的现代公民素质。农民应该达到高中文化水平。三,让农民自己选举自己的带头人,并让他们来决定自己致富和建设公共事业的带头人的前途和命运——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等等。四,在农村全面复兴中华文化,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以中华“和”文化为灵魂,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五、一定程度上恢复过去的“人民公社”组织(只在公共服务意义上),使公社成为农民发展经济、组织文化教育和其他文化活动、从事公民政治活动的舞台。把“人民公社”与现代农工商综合公司结合起来,公社在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公司在组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态维护活动。我想,应该把农业作为一种公益产业来对待,国家予以大力补贴和支持,把农民作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公共服务人员,提高他们的收入待遇,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市民,把农村作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生态保护与建设基地,予以重点投入和建设。国家必须下这个决心,否则只是一味地与国际接轨,搞什么土地私有化,摇摆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但无益,反而可能遭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彻底破坏。对待三农问题,中国必须有战略眼光,不能“病急乱求医”啊!
    2008/10/12 10: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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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强国论坛》知名作者。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1977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合著书有:《河南经济发展史》、《中国西部:发展与改革的新抉择》、《县级经济发展研究》。 新著《道说天下》是作者从数年来几万个精彩文章帖子中,系统性地精选而成,对当前时事新闻、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和极具启发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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