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生产力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全部净资产回报率ROE长期处于极低水平。与此同时，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我们必须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维持GDP高速增长。于是，我们长期采取压低要素价格的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形成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国际资本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能转化为“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在制度扭曲的前提下，必然成为国际资本与官僚资本对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残酷剥夺。经济政策不可避免沦为剥夺的工具。经济发展的结果就自然成为经典的拉美模式。所谓拉美模式，就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态，一旦达到极限，国际资本和本国资本就会退出，从而形成长期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极权。拉美国家为了维持经济运行，只能接受带有附加条件的资本输入，从而丧失国民经济控制权。关于中国经济拉美化问题，沈思玮教授等经济学家有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实际处于三大困境当中：

　　第一，制度困境。

　　为了以发展求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不可避免的选择速度优先的策略。

　　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是在内外压力下进行的，是一次被动的市场化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制度与市场的匹配，始终处于滞后状态。速度优先的单边策略，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牺牲经济发展的质量。

　　由于制度优化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存的制度性问题，成为中国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首要制约条件。

　　中国的制度性问题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制度性歧视；制度性壁垒；制度性成本。

　　必须清醒地认识，拉美化的真正症结，是制度问题。与经济政策没有必然联系。经济政策只是现行制度的技术性延伸。不能深刻认识这一点，无从谈及思想解放；无从谈及深化改革；无从谈及宏观调控。

　　制度困境产生的深刻背景源于利益分配。依托于血统、阶级的经济利益占有逻辑，必然深刻的影响制度安排。

　　第二，速度困境。

　　中国的社会问题，本质上是充分就业问题。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就很难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无一例外需要投资拉动。吸引资本进入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较高水平的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的形成，只能依靠压低成本，也就是压低要素价格。这就变成以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为国际消费者提供巨额补贴。这种牺牲国民福利和变卖资源的做法有极限性，不可长期持续。一旦超越极限，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下降，甚至陷入衰退。所谓比较经济优势的理论是非常可怕的观点。对此要保持高度警觉，并要有清醒的认识。

　　任何熟悉世界经济史的学者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不能简单夸大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因为，任何大国的崛起，就本质而言，都是一种质量发展。是ROE的提高，而绝对不是单纯GDP的提高。其中，无论是通过暴力方式，还是通过资本方式，都是以较低代价占据他国财富的过程。这在本质上就是资源占有，就是价值占有。经济发展的速度GDP可以很神奇，但是，对于全国净财富增长，对于国民福利的提高，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中国经济的质量提升带来历史性机遇。如果能够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水平，中国有机会由速度发展模式过渡到质量发展模式。

　　问题是，质量取决于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对此我们仍然缺乏认识，不够重视。

　　第三，政策困境。

　　在未充分市场化经济体系中，经济政策使用极为困难。困难表达为以下几个方面：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导向；政策目标的错误定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政策执行的随意性；政策效果的时间性。

　　政策制定者并不必然维护市场理性和整体国民利益。例如，税收倾向于劳动所得，而回避资本利得。政策总是指向弱势的一方，例如穷人和环境。

　　政策目标常常具有短期的功利性。往往只是针对短期和表面的问题。例如，宏观调控不以经济运行质量为目的，而片面强调技术上的快和热；宏观调控不以资源合理配置为目的，而片面管制要素价格抑制通货膨胀。

　　政策工具在不完全市场环境中效果有限。在要素价格扭曲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将有限资本导向投机领域而非生产领域。例如，实质负利率和渐升式汇率政策，强迫社会资本进入不动产。

　　政策执行被管理部门异化为行政权力。例如，宏观调控政策，沦为价格管制，变成微观调控政策。所以，财政补贴对象可以是大企业，也可以是节能灯，甚至可以是老母猪。

　　政策效果的时间性，取决于政策出台的前置性。例如，在流动性导致资产价格疯狂上涨之前，及时抽紧流动性。而不是在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产生之后抽紧流动性。政策的后置性，一方面，加剧了市场波动；另一方面，导致生产性资金严重短缺。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已经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尤其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对问题的实质仍然缺乏准确的、清醒的、足够的认识。

　　在对外部形势和内部状况均不能准确把握的情况下，盲目的政策调整，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