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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后圣:从宇宙哲学俯瞰统一货币秩序变革趋势中国家大战略选择
201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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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乐后圣

    二、G20地位源自世界经济政治的运转规律

    时光荏苒,岁月悄逝。时间的光影里倚门轻转,指尖捻起记忆的纱幔。颌首低眉的静默里,凝眸浅笑缱绻情深。风花雪月熏醉流年的诗篇,四季流转尽展迷人的画卷。一曲心音,夜的阑珊中升腾弥漫袅袅不绝,低吟轻唱那些如花的日子,瓣瓣馨香悠悠沁骨入髓,宛若一滴晨露悄悄滑进甜美的梦乡。“草长莺飞三月天,拂堤杨柳醉饮烟。”把我带回万物勃发的春。喜欢在那样一个无风的晴日,徜徉在春意盎然的田野。一缕和煦的阳光把自己从外到里烘焙着;几朵安逸的云儿仿佛嵌在碧蓝的天幕上;杨树那铜钱般大小的新叶在阳光下跳动着晶亮的鹅黄绿;小路边松软的泥土也飘散着温香;蒲公英翠绿鲜嫩的齿状叶片悠闲地舒展着,刚刚发出的花苞还亲昵地偎依在母亲的怀里,羞涩地低着头。突然,一只黑色的甲虫,快速的从隐蔽的草叶下奔出,骤然停下,头上的触须灵活地晃动着,也许是探测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机警的一个转身刹那湮灭在绿茵掩映的草丛中。笑意挂在娴静怡然的脸上,心中如这春天的艳阳,灿烂明丽,融融的暖意流淌舒适惬意。暖春如初夏,骄阳炙烤着每一寸它俯射过的土地。和风微凉、春雨缠绵、天高气爽、风轻云淡、春月如水,关于春的话题伴随着G20的沉醉迷离展卷未来的憧憬,于是,大地不再沉寂,也正孕育着无限生机;暮色里的饮烟不再冷清,飘逸弥漫无尽爱意。斗转星移岁月里,将曾经的美好拾起。静谧的谱一曲天籁之音,悠悠的心间吟唱如歌的岁月。心音袅袅迂回婉转,不绝于耳……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的互动已经对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理论提出变革的要求。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中,通过国际制度而达到的全球治理,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正是在全球治理视野下,从非正式国际制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G20的研究,论证在当今国际社会,发达国家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的变化过程,正是全球治理从单一模式向多边模式转型的过程。全球治理的实践先于其理论,但全球治理多边模式机制化的进程却迟于国际格局重塑的进程。G20体现了一种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过程,但政治权力的转移滞后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有所上升,更准确地说,是新兴国家获取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就是经济权力,但话语权不一定完全有效,这个有效性就是政治权力,实现话语权的有效性将会是一个缓漫的过程,即发达国家让渡其主导国际秩序的权力,需要在新兴经济体均势力量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后才可能实现。

    1999年9月25日在华 盛 顿特区,七国集团财长创建了G20作为“一种系统内的重要的国家之间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体系框架内的非正式对话机制”。G20论坛由19个国家、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成。G20的任务是促进讨论和研究,并评论新兴市场以及工业化国家的政策问题,以期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希望通过广泛的参与促进对重大国际金融问题达成广泛共识。G20没有常设秘书处,它的规模和架构旨在鼓励非正式交换意见并就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形成共识。G20虽长时期在全球治理决策方面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更重要的是,从G7/8向G20的扩展,反映了全球治理多边模式逐步形成的过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这一转型过程进一步加速,G20最终从部长级论坛升级为首脑峰会,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经逐渐演变成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次危机很可能是百年未遇的大危机。如果格林斯潘的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么这次百年未遇的危机的产生,就一定有百年未遇的原因,并出现百年未遇的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带来百年未遇的机会。这次危机将会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新制订。G20正是在全球秩序需要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才得以受到世界各国的进一步重视。新兴经济体的成长早已受到世界的关注,但是大家无法想到的是,这些国家这么快就将经济前景转化成为地缘政治力量。所以,美国、欧盟以及其它将在设计21世纪新经济政治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组织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时代,即新兴大国的梦想将在定义我们的集体未来图景时扮演中心角色。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都出现在重大危机之后,因此,更恰当地说,有时而并不太频繁,是国际间均势的改变、新参与者的出现或现有参与者相对位置发生重大变化。当足够的紧张局势和现有的危机积累超过某一点时,世界的均势就改变了,并且这种改变是客观需要的。这里的关键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的反应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不是他们想这样做。世界秩序是在变化发生后被发现的一个解决方案,更谈不上是一种被强加给现实世界的理想方案。目前全球经济都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显示发达国家经济比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的更厉害。另外,更要看到这场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层次矛盾不断演进和激化的结果,要让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必须各国携手共同努力应对。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经济活动空间和经济权力对比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力状态。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变化,及其因实力消长引起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二是各国和各地区经济活动空间的分布关系变化,及其由空间变化引起的世界经济版块调整;三是世界经济治理架构的等级关系变化,及其由此引起的世界经济权力转移。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增长重心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增长极更为多元;“金砖四国”和新崛起的中等发展中国家成为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是更主要的全球增长发动机。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冲击:对美欧为首的全球信用创造体系的冲击;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冲击;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地理形态和功能性关系的冲击。我们可以说危机正在重新划分世界经济实力地图,从整体上看,就是西方大国经济实力的衰退,新兴经济体力量的提升。目前,美国消费者开支下降而主要新兴市场如中国和印度却在上升。最近的预测显示,中国和印度正在帮助拉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因此,一个更少依赖于美国消费者的多极化经济将是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经济。按照G8旧有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当前出现的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要把新兴发展中国豕召集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承认光靠G8不可能解决问题。G20从创立并能一直持续到现在主要有来自三个方面的推动力。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的推动。机制的产生常常与危机的存在互有关联,正是由于危机的出现,才使得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提出了与之相应的迫切需求,而提供未来预期的重要途径就是建立与需求相对应的国际机制。G20起源的最大背景正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这次危机期间,担当全球性功能的国际机制IMF,及担当地区性协调功能的国际机制APEC,都未能真正发挥出制止危机的作用。因此,为了预防未来威胁的形成,在1999年12月召开了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G20会议。不过,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G20只是一个由各国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进行不定期政策磋商的松散论坛。直至2008年“雷曼兄弟”的倒台,美国金融问题传导至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这时全球危机的治理骤升为全世界的首要问题,但无论是西方国家主导的G8和还是被认为具有普遍权威的联合国在应对危机中都表现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治理手段陷入了困境。于是,各国自然地将治理方案的解决路径从G8与联合国转移到G20,尤其是G20相对G8而言,更好地解决了代表性和有效性不足问题。希望通过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广泛合作,化解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G20论坛的由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级会议是危机推动与时势选择的结果。

    其次,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自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本世纪以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出现群体性崛起。这些国家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利用全球市场开放的大好战略机遇,经济发展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融入了快速发展的多元经济竞争,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逐年提高。这种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强有力地支持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为危机应对的重要参与者。这样,G20机制一方面有效地提高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显示其力量并发挥有效作用提供了重要平台。换句话说,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成为全球决策机制朝着更加均衡方向发展的有力推手。这可以说是G20机制能够得到不断提升的深层原因。

    再次,世界大国力量,尤其是美国的积极推动。这次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它也最早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美国更加强烈希望通过国际力量的合作,借助外部各种力量来摆脱国内困境。从危机一出现美国已经利用各种国际机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8和联合国等等。但是,美国力推G20机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他各种机制所具有的固有缺陷和治理困境。第一次G20首脑会议也是在前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大力支持下召开的,美国在后来的各次峰会中也表现出共同合作的政策立场。另外,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与冲击,对G20也积极支持。所以说,世界主要大国与新兴国家的积极支持是G20稳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的真实意义在于:使自资本主义以来的“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得以真正被改变。一个真正意义的世界多元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将在更高层次上显现;世界发展的领导力量,将不再仅仅是以美国为首的“G7”国家,“G20”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涉身其中;在新兴经济体日渐凸显格局下的新的世界力量格局正在形成,这个格局展示了多边主义时代的新的全球治理模式。G20作为全球治理的平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G20历次会议涉及议题的全球性与多样化;二是G20从部长级论坛升格为首脑级论坛;三是G20在全球金融危机应对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更主要地体现在G20在发挥全球治理功能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新兴市场经济地位的提升,及以此为基础在国际社会形成的新多边主义时代。G20—开始只关注财政、金融经济议题,后来逐步拓宽。下面我们来看看历次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如何拓宽这一进程,从而看到G20如何在动态中发挥全球治理的功能。创建G20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因此其议题重心仍是经济金融问题,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主题范畴,其间G20议题的扩展主要缘于以下原因:一是重大偶发事件,如“9*11”事件的发生,促使G20关注反恐问题;二是新的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如全球变暖、减贫问题;三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发展需要与此相配套的政策措施与环境;四是需要处理重大的政治问题才能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无论因为何种原因造成G20议题的扩大,可以明确的是,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世界各国的相互协调,甚至是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同时,各国所关注的利益重点各不相同,会议需要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最终形成各国对不同决策的相互妥协,这是全球格局多元竞争的表现,也是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必然。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新兴经济体经济下滑速度及复苏步伐同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正稳步上升,他们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地位的凸显促使他们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提出了对称性话语权的要求。全球化带来的变化,特别是自1994年以来金融危机的连续和自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已经促使自1999年以来更多的发展变化,G20越来越多在金融和相关领域集中力量为全球治理提供帮助。重要国家作为成员进入G20,这系统地扩张了其数量和范围,提高了G20的能力和代表性,也致使这个新的共同集体领导权中心更加合法。以“稳定、增长和平等”为核心理念的G20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脆弱性与不稳定性的分担,实际上解释了世界政治经济治理的这种趋势。G20不断强化的制度化进程支持G20实施谨慎的全球治理而不是坐视新的动荡,这有助于G20提升其自身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其全球治理功能。然而作为自治体的G20虽然在不断深化,实际上自其成立之日起,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G20才得以升级为首脑峰会,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的互动已经对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理论提出变革的要求。国际政治理论不应该再忽视丰富的国内政治因素,而国内政治理论只局限在传统的国家理论基础上,不考虑全球性因素的影响,也注定是要退化的。假设国家之间进行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比原先相互独立的国内制度更具有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制度优势,那么,国家一方面会将原先国内公共政策决策的权威转移到国际集体行动机制中,另外一方面,国际制度安排会逐步渗透和内化到国内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国家内部制度与国际制度安排相比,已经不具备解决大范围全球公共问题的优势。

    全球治理是否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其效应,主要取决于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接近的可能性和程度。现在世界政治的问题在于,全球公共问题的大范围增生挑战着既有国内制度的效能和国内秩序的稳定性。这些问题早已突破并逃避民族国家主权管辖,活跃于管辖权严重缺位的国际社会空间中。成功地全球治理需要国际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紧密的合作与配合,而不能相互抵触与冲突。这对全球治理提出双重挑战,也即既要确保国际制度安排的公正和效率,也要确保现实世界中的多样化国内制度能够接受国际制度的约束。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中,通过国际制度而达到的全球治理,具有特别的意义。G20将要讨论的新框架为,形成更好的全球经济早期预警系统防范潜在危机的发生,以更好的方式解决困难或全球失衡问题。G20能否保持富有活力的状态和朝气,关键在于它是否能不脱离现存国际体系,与其它的国际组织保持建设性关系。G20关注的议题也需与其他重大国际性组织相关联,同时也能将全球性重大议题转化为自身关注的焦点,并通过自身的决策机制及时提出前瞻性的建议。G20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一种机遇,是一场美国的实用主义、欧洲的现实主义和新兴国家的实务主义的博弈,本质上是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调整与财富重组。

    一是对于整个世界,新的G20将意味着来自日益陈旧与无效的G7/8首脑会议真正的与积极的变化;对于G7/8国家,排外权的明显损失将被他们努力处理更具全球和国家意义事务的日益增长的相关性与有效性所抵消。二是对于新兴经济体,是这一力量群体性崛起的象征。它们与加强了的G20—起,与他们的整个发展中世界一起,将在全球决策而不是在当前具有许多不满的象征性代表权方面获得真正的话语权。三是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使美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非西方世界,承认和尊重其他国家的投入,加强多边合作,并坚持寻求国际行动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也促使美国转变它的领导风格,这种转变甚至比在G7/8更多,它需要美国不是假设由其相对份量与实力来领导,更不是假设美国的方式是最好的,而是将需要引导互动的意见交换和共识建立,结合其他国家的想法,包括妥协,并积极回应不同的意见。应该承认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一个更强大的G20取代G7/8将是不可能的,至少要推迟一段时期。美国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从大西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从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从实力领导权向说服与包容领导权的转变。四是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需要冲破旧的阻挠,重新制订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但中国的力量尚未上升到可以决定重大国际事务的议程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地步,需要其它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捆绑力量和分担压力,G20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战略契机。G20也面临转型的新挑战。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多边外交峰会令人目不暇接。会前举世瞩目,但会后领导人达成的多边协议到底落实。多边主义的效用不理想是一个普遍问题。G20如何汲取教训,避免成为新的“无效的多边主义”,而成为21世纪“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典范,这需要有更多的智慧。G20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在国际相互依存加深、多极世界初步成型的背景下国际体系如何变革、全球如何治理的问题。这种变革和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G20至少要为未来的世界制定正确的路线图,并按这个路线图前进。

    西方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对G20的主导权。G20峰会已经开了五次,国际上不少人认为G8已是“明日黄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其实,还不能说G8完全退出。G8里除了美国,其余的国家都很纠结,他们不希望G8消失,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等,他们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G8对他们非常重要;这些老牌发达工业国家有着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共同利益,在深层次的根本利益上他们还是共同体;因为它是西方在G20中讨价还价的依托。G20内部的G8和新兴大国的界限,如同气候谈判中的南北界限一样分明。从最近两年G20峰会主办国分别是加拿大、韩国和法国,全部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而加拿大和法国则是G8成员,法国更是G8的创始国。西方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对G20的主导权。

    三、G20产生和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

    G20的产生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为突破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包含两大主要特征:一个特征就是集中掌控黄金和各国货币的基金,它为一些遭受外部财政危机的政府提供相应的清偿能力。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所建立的基金意味着原先金本位制的结束,代之以美元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储备体系,美元成为唯一可以同黄金兑换的货币。另一个特征是新的固定汇率体系,它旨在将各种类型的货币动荡及竞争性交易降到最小化。当前是金融全球化时代,金融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着国际政治的结构化特征,一个能够系统地约束国家行为,奖优罚劣的外部特征。经常存在的资本外逃顶的威胁已经对国家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压力。与资本流动假说相关的核心主张就是金融一体化已经增加了寻求不同货币目标的成本,导致出现了货币调整的结构性动机。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元在世界货币中处于支配地位。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达国家排斥新兴国家,这是不合理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不满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通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更强烈的要求改革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突破,此做法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是为了维护其金融霸权,一方面通过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和投票表决权来反映国际经济的变化,提升美国控制国际金融的支持率,拉拢新兴国家支持其国际金融改革计划;另一方面减少欧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表决权,削弱欧元对美元地位的威胁。美国还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其目的是:美元用于国际商品交易和金融市场交易。美元贬值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其他国家通胀。同时,其他国家的美元债权将缩水,从而让美国减轻外债。新兴国家会受到负面效应,美元贬值导致新兴国家所持有的美元外债减少,并造成通胀压力,新兴国家只有通过国家宏观调控被迫加息等方式来较少损失。

    G20考虑各方面权益,采取了如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措施:第一,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建立临时货币互换协议,并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互换的期限和规模,美国等传统大国通过这种办法行使了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第二,各国央行采取联合降息政策;第三,各主要央行都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购买政府中长期债券。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强烈呼声,G20成功地进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G20首尔峰会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6%以上,欧洲国家让出两个席位给新兴国家。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国,新兴国家所持有的份额逐渐赶上发达国家,改革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接受新兴国家的发展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权改革除了新兴国家自身努力之外,美国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削弱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美国对欧洲施加了压力,迫使欧盟转移部分份额给新兴国家。世界银行(WB)改革更早,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提升至47.19%。两大国际机构的改革表明国际体系正在适应国际经济实力的发展趋势,国际体系将更公平合理。

    在国际金融领域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情况下,G20不应满足现状,停滞不前。应该继续扩大成果,把改革触角深入其他国际领域。G20的作用不能局限在金融方面,它必须扩展到其他领域,扩大治理广度,提高综合功能。截至目前,已经举行六次峰会的G20取得了一定成绩,体现出世界解决全球问题的新模式,国际治理机制被注入更多的包容性观念。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已经不再是八国集团了,而是包括了“金砖国家”为代表的G20。这就表明了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多极化。全球治理是国际秩序转变的观念建构,全球多极化发展是国际秩序转变的形式建构。

    G20是推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变革国际秩序的重要平台,在国际关系中,合作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当今相互依赖使得各国越来越紧密,关于合作的研究也就有了更高的价值。关于合作思想流派的观点:一是把合作作为向另一态势过渡的渠道;二是把合作作为减轻现代社会弊端,净化人性的工具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补充。国际合作的目的在于消除国际社会现存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状况,实现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一其含义就是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国家主权和国际社会都得到维护和发展。在国家消亡的主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主权国家自身的存在就是国家的目的。因此,通过国际合作改变国际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是确实可行的。G20在重构国际秩序的过渡时期不一定是最好的平台,但它是最佳选择。发达国家经历了从闭门讨论发展中国家问题到邀请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与议事,再到举行八国集团框架下的南北对话的过程,其议题内容既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个不平等的体系,资本积累在少数地区,这些地区的组织结构加强以保护垄断资本。能够拉新兴国家“入伙”,重要一点是西方国家认为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帮助垄断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新兴国家是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下的崛起的,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在西方世界制定的框架下,新兴国家的发展将巩固和增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家“自主”的理念在全球化中出现了各种问题,解决需要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将其自主权转交给国际组织。世界各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应当并重,当全球化带来挑战时,社会成员需要互相帮助。于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融入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发达经济之间多存在近似的共动性关系;发展中经济多以领导型经济为首,存在滞后的共动反应;小经济以大经济为依载体,具有滞后的共动性;周边经济多有共动性反应”。促使南北合作共同治理全球问题的另一原因是“共同治理”理念的驱使。后金融危机时代,“共同治理”成为各国共同的国际理念,少数国家治理世界的模式将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广泛而紧密的利益关系,国际经济一体化,极大地加深各国相互依赖关系。迫使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共同治理国际的平台,G20由此应运而生。第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单个国家将无法应对随之而来的全球变暖、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这就需要各国合作、共同应对。第三,“金砖国家”的崛起和发达国家实力的相对削弱使发达国家无法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世界各国成员一致认为当今世界的领导权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正是创建全球治理的时机。过渡时期的表现是原有大国,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的互相协商、谈判合作,从而产生新的世界秩序。这是一种重新制定世界秩序的倾向,这不仅是地缘政治学,而且是标准化的问题,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与非西方的原则思想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参与者的讨论也为世界秩序提供可选择的模式。“金砖国家”同意变革世界秩序。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包括正在进行的G20峰会。英国首相布朗在伦敦会议落幕之际说道:“我相信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这次峰会也标志着一个全新、进步的国际合作时代的开始。”合作在名义上是平等的,金融危机迫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加强,共同应对困难。但西方国家仍是国际治理机制的核心,占据着主动权。G20作为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合作的平台取得显著成效:第一,确立了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身份,合法性得到增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二,明确了解决全球化问题需要共同治理;第三,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G20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际关系中,“规范结构反映了力量结构的对比状态,一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总是同一定的国际格局相对应,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秩序的形成受国际格局的影响和制约”。所谓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之间围绕某种目标,依据某种观念或理念,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序的运行机制或实践准则。国际秩序也是规范国家行为的一种秩序安排,当国际秩序确定后,便会稳定一段时期。但国际秩序又是发展变化的,因为各行为体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国际秩序。这种变化是通过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秩序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全球共同治理的兴起,呼唤国际新秩序观。何谓新秩序观,秩序观就是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性质、内容、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总的看法和观点,体现着人们对理想国际社会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观是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相关,是四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来自剧烈的国际体系变化,而是看不见的缓缓变化的结果,两者之间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新兴国家为重新建构秩序带来了希望和动力。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代表国际经济重心向东方转移,更重要的是可能为当今的国际治理模式带来新的理念和动力。从国际结构上来说,新兴国家的崛起表明世界权利结构和财富结构出现向东方转移的迹象。东西方之间的权利和财富结构将朝着均衡化发展。

    G20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应对危机。它是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平等地位在一起协商的最高级政府。G20代表的扩大,G20具备了动摇国际政治秩序的潜力。G20所维护的国际体系和治理理念,是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不过,发展中国家作为G20内平等地位的成员国,改造这一机制的希望也相当大的。因为在G20会议上,十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发起和设定议程、修正政策提议、批准和否决政策三项重要权利。第一项权力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提交会议讨论,后两项权力则可阻止发达国家滥用权力。由于G20是基于成员国的共识来做出协同行动,这就从程序上保证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权利。“金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某种“中间位置”,具有两重作用,能够兼顾不同国家的利益需求,对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有促进作用。过去,新兴国家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当前都想进入国际体系“核心”,并不断前进。新兴国家处于“边缘一中心”的过渡阶段。这就决定其作用的特殊性:一方面,曾经历被殖民的历史,具有反对干涉、强调主权平等的情感取向,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使得新兴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联系;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还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就,因此没有全盘否定现有国际秩序,但其独特的发展需求又使它们要求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制度安排更加合理、均衡。“一方面,新兴国家迅速发展、对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国际秩序的变革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它们的绝对实力与传统西方国家仍有差距,在许多领域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在不同程度上都制约了它们影响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

    从现实主义观点来看,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结构造成冲击。资本主义世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结构,呈金字塔状。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社会存在崛起与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对传统强国的挑衅,传统强国为维护霸权,必须对新兴国家进行遏制。但是,传统发达国家的策略选择必须与时俱进,充分考虑时代特征的因素。当今是全球化时代,拒绝新兴国家等于拒绝机遇,遏制新兴国家等于遏制自己。同样,新兴国家崛起道路的选择很重要,中国采取和平崛起的方式是一个最佳选择,为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金砖国家”是在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发展起来的。如此,西方大国就不得不放下遏制策略了。新兴国家将使国际秩序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单极世界受到消弱,世界多极化发展增速;二是发展模式由单一变为多样化,采用和平发展方式;三是以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为突破,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

    美国霸权受到削弱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权力由垄断转为分散,研究国际关系不能只用现实主义的权力观点。所以,我们要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分析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不妨考虑规范、认同等观点解释国际秩序的变化。过去,霸权国家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希望其他国家学习它,跟随它。在历史上,大国责任论对维护国际秩序有积极的作用。曾几何时,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说就是维护最强者的利益,是所谓的强国秩序,而非所有国家平等相处的秩序。但是,霸权国家建立的国际秩序终究是维护霸权利益的,表现的是霸权主义,这样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大国责任与国际主权的矛盾。国家主权是不可超越的,不需要外国的承认和干涉。可是,大国责任论却授予霸权国家更多权力来干预其他国家。且不论这些干预目的如何,它违背了国际法最基本的国家主权原则,国际主权反对大国责任下的干涉,形成了大国责任和国际主权的关系困境。大国责任的价值理念中没有考虑特殊性,致使其价值观念出现局限性。大国责任的价值观是这样建立的:世界存在普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超越国际规则,大国责任论以此为基础。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我们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相互依赖程度提高,但是各国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很难存在大同的价值观。所以,西方国家宣扬的价值观实质是西方的价值观。大国责任是以国际权力为基础,是国际秩序依附于国际权力,现在的国际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这是现实主义的说法,大国责任对权力结构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这种国际结构是霸权国家建立的,是按照国际实力为基础的利益分配体系,实力强大的国家获得较多的国际资源,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的资源。我们想要抛弃大国责任论就必须淡化权力的作用,注重规则与制度。权力与影响力不一定成正比,国家的地位和实力更多的是通过承担的责任表现出来。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是多元的,不能以少数大国为中心。我们要想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充分考虑所有国际成员的利益,构建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是最佳方法。通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秩序变化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已经不能解决金融危机问题了,而是包括了“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国家在内的G20。资本密集型竞争者增多,霸权国收益减少,无法弥补维护和经营国际体制的成本。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及传统西方大国实力的下降成了不争的事实,表明了至少在国际经济领域已经实现了多极化,美国的国际权力正统性受到打击。霸权开始衰弱的标志是:“结盟”的大国经济力量的增长;通货的不稳定性;霸权国财政危机。

    美国霸权正在衰弱表现在:第一,全球化发展使科学技术广泛传播;第二,美国外债政策降低其信用等级;第三,美国总插手世界纠纷,军事干预导致其经济负担加重;第四,来自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挑战。美国要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就必须与其他国家联手合作。但只有当美国的政策扎根于多边框架,美国的超强实力才更容易被其他国家视为合法并被接受。此次金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是机会与挑战并存。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仍处于发展阶段,出现困难政府会积极应对,这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持目前发展状态,仍能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这样,金融危机给国际秩序带来了难得的变革机会,发达国家的相对衰退与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发展,加速了国际秩序的改变,促进了国际体系内权力对比的变化。应该看到世界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存在仍然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今后国际秩序的特征就是传统西方国家的相对衰退和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二者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越来越近,现在双方均处在国际秩序变动之中。世界成员一致认为世界的领导权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正是创建全球管理的时机。过度周期的表现是原有大国,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的互相协商谈判,从而产生新的世界秩序。

    随着美国霸权相对下降,美考虑到在国际治理上与新兴国家有利益重合性,所以跳出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提出共治的新理念,具有创新性,该理念是将新兴强国与原有大国合作共同治理全球问题,美国这么做是为了延缓其霸权,对崛起的新兴国家采用先发制人的共治策略,引导新兴国家进入其霸权体系,依靠制度的约束力和合作带来的利益吸引来安抚挑战国。我们知道,美国行为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美国的行为方式:一切基于利益最大化。哲学上称之为实用主义,在国际关系上表现为现实主义。新兴国家也愿意进入原有霸权体系内,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新霸权国是前一个霸权国的同盟者或合作者。但我们不得不对原有的国际制度是否能发挥当初的价值,是否适应新兴国家的利益要求质疑。新兴国家经过漫长的学习和适应后积累了现代化知识,并逐渐崛起,对美国的中心地位产生了影响。国际格局的走势取决于美国的调整、新兴国家的发展态势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

    新自由主义认为跨国关系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重点研究跨国关系的规律。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以实现的;突出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利用制度的约束作用防范国际危机;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新自由主义是对新现实主义的修补。强调学习和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的政治进程,而这种强调受到制度化框架和机制的鼓励。国际机制的概念借自国际法,其外延得以拓宽,将限制国家行为和特定问题领域汇聚行为体预期的规范、规则和程序等整体性范畴纳入其中。

    G20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国际形势发展的作用。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各行为体是之间充满了相互依赖的,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和谐,它反而常常意味着不均衡的相互依赖,G20中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依赖就是如此。依赖催促交往,国际成员抱着积极的合作态度,对外行为的动因是基于全人类利益。国际合作目的是为了共同收益。相对收益容易导致“囚徒困境”,例如,两极对收益的获得会导致激烈的冲突。如果参与者是两个以上,行为体数量适当的增加会减少相对收益对合作的阻碍。国际机制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最佳手段,在国际混乱的秩序中,要想实现国家间合作,势必要求G20完善机制化。新自由主义是“范式分析”,代表认知的转变,由“国家为中心”到“全球为中心”。国际组织正在影响着国家利益,改变原有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从区域一体化开始进而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方向发展,将成为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趋势。相互依存将导致以权力为中心的现实政治发生根本变化,是对新现实主义的修正。新自由主义对国际秩序的变革充满信心。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国际组织,各成员不甘心浪费这绝佳平台,肯定会推进其朝着多领域发展。金融领域是最佳的突破口,进而扩散到其他领域,为实现国际秩序的全面改革打下基础。国际体系如果没有秩序将不会稳定。由于西方大国在治理全球化问题上的不足,需要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参与。西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认识愈发理性务实,由过去的轻视和排斥广大发展中国家,到接纳新兴国家。G20在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上有极高的效率,时效性强,在这方面比其他国际组织有优势,同时,它与其他国际机构是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关系。新兴国家的崛起对国际秩序变革起到重要作用,能兼顾不同的利益需求,平衡秩序稳定与改良的矛盾。

    G20的特点就是让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治理核心,承担相应责任,协助发达国家共同治理世界,极大提高了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沟通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原有国际秩序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发达国家需要对国际秩序进行调整,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变革更加迫切,这就为两者提供一个合作平台,G20恰好充当了这个平台。国际金融秩序变革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突破口,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金融危机是国际秩序变革的直接原因。从横向看,G20能够扩大议题范围,具备国际综合治理的能力,从多方面影响国际秩序。加强各国央行信息交流和危机管理水平国际间政策协调,从低到高可分为六个层次:信息交流、危机管理、避免共享目标的冲突、合作确定中介目标、部分协调和全面协调。信息交流是协调国际货币政策最基本的方式之一,这些信息包括货币当局对当前汇率水平的态度、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和预测经济运行的结果等。尽管信息交换本身难以达到货币政策协调一致的目的,但这种沟通形式有助于各国了解对方经济运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则,从而对各自看法上的分歧做出明确定位。此外,由于货币政策的实质是“预期管理”,各国央行的沟通有助于引导预期,提高国内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动态一致性,并能影响资产价格,提高金融市场预测货币政策决定的能力,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在协调内容方面,各国央行可以开展不同层次的协调合作,应采取稳步推进的步骤,可以在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汇率政策、国际银行业活动等方面率先展开协调工作,建立起一种部分协调机制。危机管理是针对世界经济中出现的突发性、影响严重的事件,各国通过共同的政策调整来缓解并度过危机。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各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当时IMF与相关国家的应对措施没能遏制住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与恶化。此后,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的联手救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各国央行需要加强危机管理,面对世界经济的突发性事件,应该进行共同的政策协调以共渡难关。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功救助说明了,只有国际间更广泛、更密切的政策协调才能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历史覆辙。

    完善G20框架下的互评机制,提高其决策的有效性为提高G20决议的有效执行,在IMF的支持下,目前已经在G20框架下建立一套相互评价程序。该程序希望通过共享各国的政策框架、项目和政策宣言,由各成员国相互评估这些行动和所确定的共同目标的一致性,促使所有国家采取一致行动。至今为止,MAP已经实施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G20匹斯堡峰会到多伦多峰会;第二阶段是从多伦多峰会到韩国汉城峰会。每个阶段G20都要求IMF提供技术支持,分析G20成员的政策框架的相互一致性;通过建立一套前瞻分析系统,来评估G20各成员国的政策实施与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是否一致,最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一程序就像一个各国“互律”的过程,并形成了各方之间的相互评估机制,如有不符合集体利益的地方就必须加以修正。由于“相互评估”机制缺乏明确的惩罚措施,其做出的评估结果可能对成员国不会构成“硬性约束”。在此情况下,G20可以利用IMF、世界银行和WTO等成熟组织的运作机制,将这些国际机构纳入G20框架下,这样G20的决策就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去落实,如关于贸易问题的决策就可以放到WTO机制下执行。在国际金融领域,G20要继续重视IMF在国际协调中的作用,IMF凭借其专业性和经验,能够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扮演外部机构的角色,承担起“他律”的责任。另外,由于大部分国家之间合作的阻力往往来自国内政治压力,这就造成各国领导人在G20中达成的协议承诺难以付诸现实,如果能够将G20的协调成果纳入国际组织的框架中,就可以利用国际组织的执行力来减轻各国的国内压力,提高G20决策的有效性。建立G20机制下的多层次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框架当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现状是在IMF进行全球协调的同时,区域性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趋势也在日益加强。例如,欧元区对非欧盟成员国家的吸纳和对前法属殖民地非洲小型货币区的整合将接近尾声,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的海湾货币区、俄罗斯与中亚的卢布区等也在不断发展,非洲有可能划分为西非五国、东非五国的统一货币区和南非14国的货币联盟,东盟国家也可能实现货币统一。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G20为基础的全球协调应对成功经验表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需要G20这种新机制。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模式应该是多层次的框架各主要大国需要建立在G20机制下的多边、区域和双边协调框架,即以G20为主导和决策中心,以IMF为执行和实施机构,以各国参与双边和区域货币政策协调为配合的体系。协调路径采取区域货币政策协调和全球多边货币政策协调并行的方式。

    构建以G20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治理架构全球金融治理是指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通过协调、合作、确立共识等方式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事务的管理,以建立或维持理想国际金融秩序的过程。传统上,IMF、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BIS)是协调国际货币政策的主要机构。特别是,作为IMF和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国际清算银行在推动各国央行合作方面享有许多优势,并创立了颇具特色的“巴塞尔进程”,即通过BIS常设委员会和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其宗旨就是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标准、程序和准则的框架。“巴塞尔进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全球协调,即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协调。该层面上的机构包括: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以及国际金融协会(IIF)。其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最高决策中心。FSB是金融稳定论坛的继承性机构,其职责是在国际上协调包括巴塞尔各委员会在内的各方监管标准制定机构,安排各国金融当局、国际金融组织等一起商讨国际货币与金融的合作事宜。IMFC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24位央行行长组成,该委员会是IMF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做出的决定基本等同于理事会的决定。IIF代表国际行业组织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它是由世界上主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组成的一个全球性协会,其宗旨是帮助金融行业加强风险管理,倡导有助于推动全球金融稳定的监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施。第二层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各国执行“巴塞尔进程”所产生的金融标准。与上一层次的全球协调不同,这一层次的合作主要是指全球金融监管准则制定机构之间的合作,各国执行的是由各国监管当局来贯彻执行巴塞尔进程中所产生的各项金融标准。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和市场委员会(MC)等。

    重大的国际战争和国际危机是引发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两个根本性因素。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冷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出现了“第二波”改革国际金融治理中的“G7体制”的舆论浪潮。而已经运转了十年的G20由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会议,并成功召开五次首脑峰会,成为这轮制度改革舆论浪潮中最实在的成果。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在全球危机的这一关口动用G20,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说明旧的秩序已经过时了。”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金融危机暴露了以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传统治理机制的不足,同时也加深了国际社会对合作的巨大需求,从而刺激了新制度的创建,尽管它是以对已有机制进行制度升级的形式表现出来。以G20为制度平台,举行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金融峰会,最积极的倡导者便是欧盟,而且欧盟在促成美国同意召开国际金融峰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认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以美元为基准货币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制,主张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并提议对现行的、美国影响力较大的国际金融治理框架进行改革。

    2008年9月15日,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最早倡导举办一个国际首脑峰会来应对这场危机。按照他的构想,先举办八国集团的首脑会谈,而后举办有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14国扩大会议,会议的举办地是纽约。布什勉强同意了举办国际峰会的倡议,但对萨科奇的构想进行了修改。首先,布什排除了在纽约举办首轮会谈的可能性,因为纽约作为“世界之都”,特别是联合国的驻地,不如华 盛 顿更能体现美国的权力。其次,他又采纳了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建议,排除了14国会议的模式,而是决定举办G20峰会,这个决定向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友好姿态。对于G20峰会倡议,中国和印度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表示将正式与会,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开始感到危机的负面影响。由此不难看出,G20峰会的建立是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之后,国际社会为应对危机而进行合作的结果。尽管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和美国最先发出了峰会倡议,但它们本身并不是G20峰会体制的创建者。这一峰会体制的建立印证了自由制度主义的经典逻辑:相互依赖产生了国际合作的需要,进而产生了建立国际制度的动力,而国际制度的建立反过来又推动了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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