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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伟:我为什么提倡“通才教育”?
201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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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雄伟

    一

    近日,语文教育课改再次成功牵引了舆论敏感的神经。起因是,陕西师范大学程世和教授批判“部编版”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及新版统编教材。

    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多了也无益,双方争论的焦点都针锋相对。程世和教授用“你是否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批评这次课改,而温儒敏教授课改的初衷是,“中国语文教育主要问题是学语文不读书,读书少”。

    简而言之,程的观点是怕这次语文课改又走了过去的老路,有加重学生负担的嫌疑;温的意思是今天中国学生学习语文不读书或者读书少,他想用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掌握阅读方法,享受阅读体验,进而实现终生阅读。

    双方观点,孰劣孰优,已无紧要。从目前中国教育的现实来看,过去一直都在围绕给学生减负与不减负而徘徊,这次新课改直接跳出了这个圈子,直面学生读书与不读书的问题,有为学生终身学习谋长远的打算,这倒是一个小进步。

    语文教学改来改去,虽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其实关乎了中国教育思想以及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现代化教育的问题。

    拿目前语文教学来说,中学生爱读课外书反而会被老师和学生认为是“不谋正业”。因为,学生在语文老师标准化试题反复训练后,学生不阅读甚至很少阅读还能拿高分。这方面,去看看学生如何做阅读理解题,就明白了。这对学生造成的印象是,只要掌握了老师教的小技巧,阅不阅读,爱不爱读书,有没有阅读习惯,倒是其次,掌握小技巧得高分比枯燥的大量阅读更有用。

    能得高分,对于学生、家长、老师、学校、社会甚至是当今中国教育,有何乐而不为的功效。但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因此,人们不时地谈论教育改革,表明了我们仍视今天的中国教育有许多问题。从新世纪以来,我们在教育产业化的高歌猛进中,逐渐失去了教育原有的本意,一切以向分数看齐的思想和行为,对学生造成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口口声声要实现中学教育的全面素质化,而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却在倒退。

    事实上,唯分数论是近年来社会功利化反作用于教育功利化倾向的结果。这次,以“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体会阅读之乐”为目的的课改,有去功利化的指向。

    然而,语文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体会阅读之乐”就可以大功告成了的,回归语文教育的本源才是一个人教育的起始。对一个人来说,不会很好地用自己的母语书写、作文、表达,不是仅仅可以用耻辱二字来形容那么简单,这关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方向。

    二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思考教育的视野放大,谈一谈中国教育。

    谈中国教育,首要的是谈大学教育。目前来看,中国的大学教育对中学教育的方向有决定性的指示,而大学教育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国民素养和先进程度。但是,我认为当前中国整个教育的思想是存在问题的,过分的“专”而不“通”,“精”而不“博”,“知”而不“达”,“明”而不“理”,“媚”而不“雅”。

    说白了,中国目前的大学看似外表气派,骨子里其实是缺失教育思想的。大学教育缺失思想,我们是有惨痛教训,甚至是出过洋相的。

    今年五四是北大校庆120周年,北大校长林建华在致辞时,把“鸿鹄之志”的“鹄(hu)”念成了“鹄(hao)”。虽说,理科出身的林建华念错了几个字,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林建华代表全中国最好的学府校长,是要带领北大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是要与剑桥、哈佛争高低的,这不禁让人对中国大学教育浮想联翩,更让人唏嘘不已。了解中国大学的人都知道,知名大学校长念错字,是常有发生之事。

    还有,这几年我们的大学喜欢折腾,喜欢玩翻牌游戏。前些年,我们的大学有“211”、“985”称号,这个称号毕竟过于文雅,到现在我们改为“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这一听就牛气。在中国的大学转一圈,好像不提几个世界一流的口号,就觉得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

    中国大学教育走了太多的弯路,都说办综合大学的好。于是,我们的大学靠挂欧美某大学,靠改校名,靠扩大校园,靠增加专业,靠见效快的科研成果……靠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急功近利,这样就能办好大学了?

    更甚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就曾提过一个口号,叫做“大学,就是大师、大楼、大气事业。”

    由此可见,我们的大学教育的灵魂都丢到哪去了?

    三

    改变中国教育现状,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中国的教育思想,其首推的是,我认为应回归“通才教育”,让“文化”,归于“化人”,归于“教育”,归于“文化”。

    综合来看, “通才教育”是相比较于目前我们大学实行的“专才教育”而言。我认为,“通才教育”有三层要义。

    第一,“通才”就是一个“化人”的过程。

    在古代,《大学》里就倡导:“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近代,最先将“通才教育”引入中国的严复,他在《原强》里就说,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法”。到现代,冯友兰对教育的阐释就是让人成其为人的“人化”过程。可见,大学教育首先是作用于人,使其明德、明智、明化,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新”人。

    教育如何化人,这在致力于“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胡适身上有很好的体现。他不管是在家乡私塾的旧学教育,还是在上海的新学教育,或者是在留美的西化教育,都是为实现“做人的训练”而自觉。在求学的道路上,胡适终身沿着“以学为人,以期作圣”道路而前进,最终“填上了中国思想界的一段空白”。

    胡适童年受教育吃的苦,终身“作圣”而“化人”的努力,岂是当今学生减负与不减负、阅读与不阅读能与之相比的。一个人要想“作圣”,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么浅显的常识,中国教育和家长怎么就不懂呢。背后的原因,说来说去,还不是中国教育对“人”的衡量标准出了问题。

    第二,“通才”必须回归“教育”本源。

    这方面,首先必须区分清楚“教育”和“中国教育”。因为,“教育”亘古不变,而“中国教育”常亦变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高峰就是西南联大,而西南联大的“精神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代表了人类教育的结晶。我们如今苦苦追赶的哈佛、剑桥的成功秘诀,说穿了,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的前人早已为我们的教育指了方向,我们却本末倒置,喜欢照葫芦画瓢模仿别人,失败是在所难免的。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就提出了他对大学的见解,“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现在越来越怀疑,纪宝成校长说的“大学,就是大师、大楼、大气事业”,有模仿梅贻琦校长的嫌疑,不伦不类,贻笑大方,学出了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遍地“大楼”。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目标,就是对学生坚持“知类通达”的培养。它要求自己的学生经过训练后,不管是学文还是学理,不管是毕业教育还是以后的终身教育,都要求贯通中西、淹博古今、文理渗透,其能培养出一大批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独立思考的一流人才也就不足为奇。

    第三,“通才”终极目标是走向“文化”。

    “文化”一词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现实中我们也常用“文化人”来尊称一个人。有文化和没文化,成了人对人尊重的最起码界限。可见,文化对于人来说,有一种别致的精神意义在里面。

    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说一个大学教授没文化呢?比如林建华、纪宝成之流们。他们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佼佼者,但是他们却忘了“文化”的常识,忘了“文化”的功效,忘了“文化”是认知事物本真的钥匙,而一味地违反常识、违反真理、违反独立精神、违反自由思想,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也正因此,西南联大从长沙往昆明转移时的初衷,是“保存中国的文化遗产”,这也成为了值得今天大学教育学习的一种人文精神遗产。

    从“通才教育”到走向“文化”,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有多重要?用西南联大“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的话来说,就是“国可亡,文化不可亡”。

    四

    我为什么提倡中国大学要真正实行“通才教育”,就是希望我们大学培养的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我终身教育的能力,少犯一点常识性的错误,少点功利,多一些做人的真实和底线;希望大学教育真正归于“化人”,归于“教育”,归于“文化”,让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在走弯路,真正的实现“救救孩子”。

    正如西南联大要求大师必须给大一、大二学生上基础课那样,教会学生的是,“不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是的,我提倡“通才教育”,就是让我们 “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我在这里不想纠缠“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优劣,尽管“专才教育”有其自身的价值存在,但从以学化学专长的林建华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建国后实行“专才教育”几十年了,早已疾病缠身。

    对于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而言,不是“专”不足,而是“通”不足,有贯通文理、知类通达的人太少了。这就导致了,如梅贻琦70多年前所讲的:“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由此可见,今天我们社会上扰民的专家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今天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想形成自己的思想,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虽有西南联大可以追寻,但要想形成自己合乎大学教育逻辑发展的治校理念、话语体系、价值导向、人格素养,必须潜心静气、心无旁骛、研究治学,还教育以本来面目。

    究实际来看,可给今天大学教育提供一种方向的治学理念,唯“通才教育”还可取。从治学历史来看,“通才教育”本身就符合中国的传统治学方法。钱穆也在讲, “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为学”实则“为人”,“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

    以研究物理学而专长的杨振宁后来回忆说:“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

    可见,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是成功的,它在短短九年间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他们中可谓人才济济,英才辈出,大多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因此,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治学理念,是留给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其办学精神也是今天中国教育需要继承的遗产。

    深一点来看,以目前中国的教育环境来说,短时间开始实行“通才教育”,仍然面临着大学行政化、党化的挑战,独立办学思想仍会受到禁锢。

    最后,就此次语文课改来说,应多吸取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的教导:“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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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南联大的例子只能说明时势造英雄,而不是归功于大学的教育。
    2018/8/12 22: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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